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者高兹的劳动观来源探微

高兹作为一位生态学的马克思主义者,对劳动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并写了大量关于劳动观的著作。在研究其文本与其他学者探讨高兹思想的前提下,发现高兹劳动观的来源很多,主要吸收与借鉴了存在主义的个人自由思想、马克思的劳动思想、法兰克福学派的社会批判理论、生态政治思想与非物质劳动思想。     

经济理性批判与生态理性重建:安德烈·高兹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思想的逻辑进路与价值启示

高兹认为当今资本主义社会的危机源于经济理性,由此对其展开了激烈的批判,为了消除经济理性给生态、社会和劳动工人带来的危害,高兹提出了重建生态理性,并基于此建构了其倡导的生态社会主义。高兹的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思想推动了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发展,也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提供了重要的价值启示。     

劳动分工与社会公平——兼论马克思和安德烈·高兹的劳动分工理论

马克思把劳动分工与社会发展史结合在一起研究,指出劳动分工既能促进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和生产力的进步,也能产生阶级和社会不平等。安德烈.高兹把对劳动分工的批判延伸至资本主义科技、教育的批判,指出资本主义的劳动分工是一种统治关系、等级关系,造成了社会不平等。劳动分工与社会公平有着紧密的联系。马克思和安德烈.高兹的劳动分工理论启示中国,要促进社会公平既要充分发挥劳动分工的积极作用,又要建立公平的教育、社会保障体系消除劳动分工的消极影响。     

重建劳动与自由——安德烈·高兹对资本主义劳动意识形态的批判

高兹站在生态马克思主义的立场,批判资本主义经济理性在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中将劳动合理化为仅仅是使用价值的制作,而非工人的自主活动.经济理性的逻辑是当代资本主义戕害自由时间和个人自主性活动的根本原因,而社会主义意义上的自由必然是基于劳动解放和时间解放的真正自由.如何把握晚期资本主义条件下劳动与时间的总体性关系?从这个切入点上高兹建立起了他的“重建真正的社会”的政治经济学基础.     

农民工的劳动时间及其影响因素研究——基于江苏省的调研数据

通过对江苏省农民工状况进行调研,发现农民工的劳动时间明显超过法定标准。通过相关的计量模型,系统考察了农民工劳动时间的影响因素。研究显示:受教育水平低、未签订劳动合同、小时工资较低、在私营和个体单位就业的农民工,其劳动时间显著增加,并且超时劳动的可能性也将显著上升。而就业的行业对农民工的劳动时间也存在一定的影响,最后提出了相关的政策建议。     

论高兹生态社会主义构想

近些年来,由于世界范围内生态环境的恶化,作为"存在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的高兹从自已独特的理论视角出发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资本主义制度进行了生态学批判,提出了诸如"分散型"技术的政治选择、"更少但更好"的生活方式,消除付薪劳动、促进个人的自我实现等生态社会主义的相关设想。     

平台经济模式下签约主播劳动权益保障研究

平台经济模式下,劳动者利用信息通讯设备可以不受时间和空间的限制,随时随地提供劳动给付。劳动控制策略带来了数字劳动“异化”的危险,劳动者的法益保障受到挑战。以网络主播这一新就业形态为例,签约型网络主播看似拥有更多的用工自主权,但实际上极易产生过劳问题。平台经济模式下,签约主播受到更高强度的劳动控制,劳动时间延长,劳动空间延伸。为了应对技术进步带来的劳动环境变化,须分析签约主播的过劳困境成因和当前法益保护制度的不适配性,建立与网络直播工作相适应的工作时间管理体系,保障签约主播的劳动权益。     

劳动视域下劳动教育融入高校就业指导工作的实践路径

当前，劳动力市场竞争激烈。通过对当前高校就业指导工作中出现的劳动教育不足、大学生劳动价值观异化和劳动精神缺乏等问题进行现实考量，探究劳动视域下将劳动教育融入高校就业指导工作的时代价值，从激活思政劳育、融入专业劳育、打造实践劳育和探索创新劳育四个维度，探析将劳动教育融入高校就业指导工作的实践路径，以推进劳动教育与大学生就业指导工作融合发展。     

网约平台从业者的权益保障

随着共享经济的发展,新就业形态劳动者获得便利就业机会,其劳动权益保护问题值得关注,其中网络主播、外卖工作人员、网约车司机等平台工作人员劳动工时过长的问题引人思考。文章通过文献调查法、比较研究法、实证研究法等方法对平台从业者的权益保障进行论述,建议从明确平台从业者在线工作时间的法律性质、运用比例原则方法合理设置工作时间限度、工时责任纳入劳动工时基准立法等方面,将不具有劳动关系但又有劳动保护必要的平台从业者纳入劳动工时基准保护。     

非正规就业农民工体面劳动、职业安全与健康

非正规就业农民工职业安全与健康保护是新时代实施健康中国战略的有机组成部分,是践行“以人民为中心”发展理念的客观要求,可纳入体面劳动的视野进行考察。实证研究表明,当前非正规就业农民工体面劳动水平整体偏低,职业安全与健康保护急需加强,体面劳动对其职业安全与健康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影响程度由大到小依次为,工作权利、社会保护、平等就业和社会对话。构建协同治理机制、保障工作中的基本权利,实施积极就业政策、推动实现更高质量就业,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强化劳动社会保护支持,构建和谐劳动关系、提高劳资双方对话实效等是促进非正规就业农民工职业安全与健康保护的可行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