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时期乡村治理的变革模式及启示

民国时期乡村治理变革是近代中国国家治理体系发展进程的重要组成部分。当时主要的变革模式有国家政权主导的全国性乡村治理变革,社会力量发动的乡村治理变革,知识精英与地方权力相结合推动的乡村治理变革,地方政权推行的区域性乡村治理变革,革命政党主导的乡村治理变革。乡村治理变革的首要目标应是在乡村社会建立一套基本的政治、经济、社会制度,同时乡村治理与国家治理的关联互动、对农民基本逻辑的尊重、对乡村外部规则与内部规则关系的处理等也至关重要。     

民国时期乡村建设运动述略

民国时期的乡村建设运动是中国近代历史上的一件大事。以晏阳初、梁漱溟、卢作孚为代表的一批忧国忧民,有社会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的杰出人士,用不同的思想和实践方式,去寻求和探索振兴中国农村之路。他们的乡村建设思想与实践经验,他们的乡村建设的成就和教训,对于今天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有着重要的现实和借鉴意义。     

中国乡村民主治理模式探析

中国乡村民主治理模式的建立,必须壮大乡村公民社会,形成政府与乡村社会的合作互动、相互制约的平衡机制,并使之制度化,以使中国乡村治理走向善治.     

民国时期永定河的泛滥与治理

民国时期,永定河泛滥成性,民国38年间,泛滥17次,平均2年左右一次,成为对京津危害最大的害河之一.北京政府和南京国民政府比较重视永定河治理,采取了一些治标治本措施.在治理过程中,注重采用近代科学技术、注重标本兼治和整体规划,体现一些近代特色,并取得一定成效.但是由于时局动荡、战乱不断,永定河治理时断时续.抗战爆发后,很多工程被迫中断.     

检视与重构：多元竞合的乡村精英治理模式探析

我国乡村精英治理格局因社会条件、制度基础和精英替代已经由一元转向多元,文章通过华共村个案的研究,提出多元竞合的乡村精英治理模式能够弥补一元治理的缺位,提高决策的科学性和推进基层民主,同时也分析了制度建构多元竞合治理模式存在合法性、协调性和稳定性的困难,并提出政府通过制度创新促进此种治理模式的建设。     

治理的理论诠释——从治理到乡村治理

中国共产党关于“和谐社会”的构建以及“和谐世界”的倡导不仅是中国政府对全球治理的回应，同时也是中国政府治国理政理念的体现。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提出，反映出党和政府对“三农”问题的深刻认识。乡村治理的提出和实践，需要我们考量西方的治理理论，从而为中国的乡村活理提供可资借鉴的理论资源，最后实现中国乡村的善治。     

乡村精英转换对乡村治理的影响分析

乡村精英在中国乡村社会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乡村精英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不断完成自身的循环与再生,从而实现乡村精英转换。乡村精英转换是乡村社会变迁的反应,乡村精英转换反作用于乡村社会变迁。乡村精英转换会带来乡村社会各方面利益格局的改变,产生不同利益群体之间的冲突。同时,新乡村精英群体的出现能够实现乡村社会更高层次的发展与稳定。     

现代化进程中乡村社会治理模式的困境与出路

我国乡村社会在现代化进程中发生了深刻变革,在社会结构上体现为开放性与流动性、在权力结构上体现为自主性与多元性、在农民身份角色上体现为职业身份和生活方式的转变.在乡村社会治理层面,开放流动的乡村社会现状与“封闭排他”“城乡二元”和“计划行政”等传统乡村社会治理模式形成了明显张力,需要以多元主体协商对话机制、农村经济体制模式和“契约性整合理念”为进路,构建转型期乡村社会治理机制优化路径.基层社会治理是国家治理体系的社会基础,乡村社会治理是基层社会治理能力的重要参照,在推进我国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进程中需要准确研判社会问题,并在国家治理层面推进社会多元主体的协同参与.     

新农村建设中的乡村治理模式重构

“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的新农村建设目标,全面体现了新形势下农村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基础设施建设等多方面的协调与可持续发展的要求。当前,社会各界对新农村建设中面临的相关产业发展、基础设施建设、公共服务供给等问题讨论较多,而对实     

清代乡村治理多元协同模式的建构及其得失

在清代,乡村治理被视为国家有效治理的重要基础,关系到国家治理的全局,受到统治者的高度重视.清代乡村治理是一个从中央、地方到乡村社会的全方位的多元协同共治模式.首先,统治者强化中央集权,由国家政权掌控并制定乡村治理的相关政策、法规.其次,建立了一套成熟的、从中央到地方的官僚体系,尤其重视发挥州县在乡村治理中的基础性作用.再次,清王朝还积极利用乡村社会的乡里制度、士绅、宗族等地方性资源来推进乡村治理.当然,乡村社会在国家治理进程中并非完全被动,而是利用 自身特色积极回应并参与其中.清代乡村治理的研究可以为当前乡村治理以及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提供有益借鉴.     

对建立绩效型乡村治理模式的思考——绩效管理在乡村治理中的应用

随着粮食流通体制和税费改革的进行,压在中国乡村基层组织(自治组织和基层政权)身上原有的沉重工作压力不断减轻.与此同时,农村公共物品供给在原有历史欠账基础上不足程度进一步增大,形成"一减一增"的现象,传统的乡村治理模式逐渐不适应农村社区经济社会发展需要,新的绩效型乡村治理模式进入我们的视野.     

清代南京水患治理研究

本文详尽地考察了清代南京的水患治理状况。研究表明,由于经费的不足,同治以前的南京水患治理,始终未能全面修复水利体系存在的诸多隐患,不仅牺牲了城外人口和财产的安全,又无法达到保全城市的目的。太平天国战争后,地方政府掌握了较为充裕的资金,一度开始从事比较系统的治水活动,但很快又告中止。清代南京水患治理工作中长期存在的不足,应该也是导致水患多发不可忽视的重要原因之一。     

我国乡村社会治理模式的变迁与优化

探寻乡村社会的有效治理模式,推动其快速健康发展,是摆在我们面前的时代课题。乡制是乡村社会治理模式的重要内容。长期以来,我国的乡制处于困境,引发诸多问题。必须改革乡制,构建有效的乡村社会治理模式。本文回顾了自乡制产生以来我国乡村社会治理模式的变迁,理论界对乡制困境及改革途径的认识,同时提出自己的解释框架和改革思路。     

基层民主促进乡村社会有效治理的路径探析

基层民主是提升基层社会治理效能的重要手段,基层治理离不开基层民主的发展完善。全面实施乡村振兴就是通过积极发展基层民主同时实现乡村有效治理的统一实践过程。基层民主的广泛性、真实性、管用性,具有转化为基层治理效能的制度优势。从运行过程和机制来看,基层民主运行中的民主征询、协商、决策、管理与监督等各个环节,基层民主实践中以动员、回应、协商与责任为核心的运行机制,有助于打造多元共治格局,从而提升基层治理绩效。近些年来各地围绕通过发展基层民主促进乡村有效治理进行了大量实践探索,逐步形成了一些具有代表性和可资借鉴的实践路径。当然,在推进乡村振兴实践中,基层民主促进治理效能的提升必然受到一些现实条件的约束,对于乡镇振兴过程中存在的这些问题,亟待进一步改革乡村治理结构,重构基层治理双轨,深入发展基层民主,从而有力促进基层有效治理的实现。     

“儒学下乡”与乡村治理

20世纪二、三十年代,梁漱溟先生发起用儒家文化拯救中国农村的乡村建设运动,这是近代以来我国第一次大规模的"儒学下乡"活动。从2012年底以来,山东开始了新一轮的"儒学下乡"活动,两者之间有区别也有联系,两者在下乡的动机、主体、模式方面有相似之处,在下乡的背景、内容、形式和性质等方面有不同之处。当今的"儒学下乡"仍然发挥着社会教化的功能,但是,"儒学下乡"并不能解决农村治理的全部问题,"儒学下乡"是有边界与局限的。"儒学下乡"与现代化乡村治理有着契合之处,现代乡村治理应借鉴中国文化传统的资源,从完善家风家训与村规民约、再造乡贤群体和建立以农民为主体的社会组织等方面,建构乡村多元治理体系,从而实现现代乡村的有效治理。     

基层组织与乡村治理

农村冲突的不断升级以及组织化程度的提高 ,使得中国农村面临着形势严峻的治理危机。农村冲突主要针对基层政权和乡村干部 ,反映了基层组织既没有发展成为代表乡村社会利益的自治组织 ,也没有发展成为代表国家政权利益的代理组织。基层组织与乡村社会以及国家政权的利益之所以分离 ,是因为授权来源的变化 ,自身的优势地位以及生存危机的驱使。治理和善治乡村社会 ,必须依靠乡村自治运动和国家政权建设 ,必须再造基层组织体系特别是乡镇政府 ,必须建立农民利益的政治表达机制和建立农民协会     

乡村治理研究的进展

国内乡村治理研究,可以从三个方面讨论其进展状况,一是以理解中国为目的的社区研究,二是从制度研究到制度基础研究,三是从农村公共品供给角度的研究.三个方面研究进展汇集起来,为目前的乡村治理研究提供了理论资源.     

论乡村社会治理的系统性

乡村社会治理是一个由诸多要素构成的复杂系统,具有显著的系统性特征。乡村社会治理的系统性表现为治理主体的多元性及其协调统一、治理内容的整体性及其统筹兼顾、治理路径的协同性及其综合施策、治理目标的全面性及其并行推进等四个层面。治理主体包括两级党委、乡镇政府、社会组织和农民群众的协同合作,治理内容包括乡村社会保障制度体系、基本公共服务体系、公共物品供给体系、社会治安防控体系和人居环境治理体系的全面建设,治理路径包括"富民"基础上的"三治"融合,治理目标包括乡村社会和谐稳定、农民群众利益福祉和农民个体全面发展的三维并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