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津冀碳排放的影响因素分析及达峰情景预测

京津冀经济增长与碳排放尚未完全脱钩,难以协同调控发展与减排。为缓解此类结构性矛盾,基于STIRPAT拓展模型,在供给侧改革视角下运用通径分析揭示要素流动、产业协同、制度干预等因素对京津冀碳排放的影响机理,从人力、资本、技术等要素层面设计调控情景进行达峰预测。研究发现:（1）转变河北的高碳排放模式是有效促进京津冀低碳转型的重要基础;（2）劳动生产率、政府干预、经济增长均促进京津冀碳排放,能源强度、产业结构升级协同均抑制京津冀碳排放。资本效率促进北京碳排放,而抑制天津、河北碳排放。此外,劳动生产率、经济增长是重要中介因素;（3）均衡调控情景下,京津冀整体、天津、河北均如期达峰。资本调控情景下,京津冀协同调控水平最高,河北达峰时间提前5年;人力调控情景下,京津冀协同调控水平最低,整体达峰时间推迟5年。     

城市碳全要素生产率的时空差异及其溢出效应——基于中国283个地级市的实证研究

提升城市碳全要素生产率是有序推动经济绿色低碳转型和积极落实碳达峰碳中和目标的关键所在。基于两期非径向方向距离函数与卢恩伯格生产率指数,对2003—2020年中国283个地级市的碳全要素生产率进行更为合理的测度与分解,并结合共同前沿理论建立生产率差距变化指数,探究城市群间碳全要素生产率增速时空差异的来源,同时分析城市集聚效应对碳全要素生产率空间溢出的影响。研究发现：中国城市碳全要素生产率虽然取得一定增长,但仍处于较低水平,产出效率有待提升,技术进步是提高碳全要素生产率的主要动力。根据生产率差距变化指数将城市群碳全要素生产率划分为正主峰型、负主峰型与反复波动型。碳全要素生产率在空间上具有正向溢出效应,城市集聚效应对本地和邻地碳全要素生产率都呈现先下降后上升的变化趋势。据此,提出应兼顾要素投入集约和产出结构优化,绿色发展应分类分区精准施策以及加强空间治理观念,建立推动经济增长低碳化的区域协同机制。     

安徽省工业碳达峰的多情景分析

工业作为碳排放的主要来源,其排放规律和趋势直接决定安徽省碳达峰的时间和水平。基于核算的2001—2020年安徽省16市工业碳排放数据,结合广义迪氏指数分解模型和蒙特卡罗模拟对2022—2035年皖北、皖中、皖南工业碳达峰进行动态情景分析。结果表明：安徽省工业碳排放区域不均衡性突出,皖北工业碳排放量长期大于皖中和皖南地区;产出规模和产出碳强度分别是工业碳排放的主要促增和促降因素,人口规模在“十三五”时期呈现促降效应;在强化减排情景下,安徽省工业有望实现2030年前碳达峰目标,峰值约为4.74亿吨,基准情景和低碳发展情景下碳排放仍会持续增长。对此,安徽省需加快形成绿色低碳能源供应系统和消费模式,推动非化石能源从补充性能源向替代性能源转变,只有施行严格的节能减排政策,碳排放量才具备2030年前下降的条件和空间。     

中国区域碳达峰关键路径研究——以环渤海C型区域为例

环渤海C型区域拥有丰富的资源能源，是我国传统的重工业基地，促进该区域碳排放提前达峰是推动整个北方地区减少碳排放的关键。本文运用Tapio碳排放脱钩、EKC曲线和Mann-Kendall(MK)综合判断历史碳达峰趋势，运用情景分析预测未来碳达峰的轨迹，结合低碳政策的执行力度划分梯次达峰的城市类型，并进行影响因素研究，提出不同的路径选择。分析发现，2010—2020年C型区域碳排放脱钩差异明显，京津冀城市表现出高经济增长和低碳排放特征，山东表现出高经济增长和中速碳排放特征，山西和内蒙古表现出高经济增长和高碳排放特征，辽宁表现出低经济增长和高碳排放特征；一半以上城市的碳排放EKC曲线呈现倒U型；20%的城市已出现稳定的碳排放下降。预测结果显示，河北、山东的大部分城市可在2025年左右达峰，辽宁大部分城市在2026年左右达峰，内蒙古和山西城市在2030年左右达峰，根据达峰轨迹划定出已达峰、达峰潜力型、达峰蓄力型和达峰压力型城市。本文据此提出，城市内部结构调整的共性路径、创新路径、因势利导路径、集约型路径和追赶型路径。     

碳定价对中国电力行业碳达峰的影响

电力行业是中国碳排放量最大的行业,电力行业的低碳转型可以从根本上改变中国能源系统的高碳特征。利用TIMES模型构建了2010—2050年电力行业低碳路径分析模型,设计了不存在碳市场的参考情景和引入碳价格的碳定价情景,研究了两种情景下的电力行业碳排放、装机容量等关键指标的变化情况。在参考情景下,电力行业碳排放量在2027年达峰,峰值约41亿t,随后碳排放量缓慢下降到2050年的37.6亿t。在碳定价情景下,电力行业能够较早地实现碳排放峰值。碳定价过低无法发挥碳价格的减排效果,碳定价过高则给火电厂带来过高的近期成本,建议碳价格在60~125元/t之间运行。     

碳环境规制、技术进步异质性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

技术进步是提升绿色全要素生产率(GTFP)的根本动力,研究碳环境规制、技术进步异质性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对“双碳”目标的实现和经济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以2005年、2010年、2015年和2020年空间数据为基础,利用地理加权回归模型构建技术进步异质性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影响模型,以检测不同技术进步路径对GTFP的空间影响规律。研究结果表明,碳环境规制下的R&D投入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呈先减小后增大的趋势;碳环境规制下的DS对GTFP的影响始终为负,并存在门槛效应;碳环境规制下的FDI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取决于“污染避风港”效应和“污染晕轮”效应。通过技术进步提升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应当同时考虑技术进步的一致性和区域特征。     

环境同治下京津冀地区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时空演化及影响因素分析

绿色协同发展是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的题中之义.基于京津冀地区2005—2018年面板数据,采用DDF-GML指数测算了京津冀地区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并对京津冀地区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时空演变特征和影响因素进行深入分析.研究发现:第一,京津冀地区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整体呈现出增长的趋势,但增幅不大,其中,绿色技术进步是京津冀地区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动力源泉;第二,从时间趋势看,"十一五"和"十二五"时期,京津冀地区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出现下降,但自生态环境同治政策实施以来,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实现大幅度提升;第三,从空间分布特征看,京津冀三地尤其是河北内部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存在显著差异;第四,从影响因素看,研发投入与区域生态环境协同治理政策对京津冀地区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而经济发展水平和政府干预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具有显著的抑制作用.     

基于MRIO模型的中国区域间碳关联测度

中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CO2排放国,减排压力巨大;为实现政府制定的减排目标,需要对区域间碳关联进行研究,从而对各区域制定差别化的减排策略。运用多区域投入产出(MRIO)模型,利用2007年中国区域间投入产出表,将中国分为东部、中部和西部3个区域,从乘数效应、溢出效应和反馈效应的视角对中国区域间碳关联进行研究。研究结果显示:东部区域的区域内碳排放乘数效应明显弱于中部与西部区域;东部与西部区域对中部区域的溢出效应明显强于中部与西部区域对东部区域的溢出效应;区域间碳排放反馈效应很小,各区域差距也较小;能源直接消耗部门的总效应值远超其他部门。在研究结论的基础上,从区域和部门角度对中国碳减排问题提出政策建议。     

中国碳达峰碳中和路径优化方法

碳中和是涉及自然、社会、经济、行为、技术、能源等多系统交织耦合和多重反馈的复杂巨系统,面临跨系统跨部门耦合性、分行业异构性、技术成本动态性、技术和行为演变非线性、社会经济不确定性等诸多挑战。开展“双碳”目标约束下碳排放技术体系研究,亟需建立能刻画上述挑战内涵的方法和技术。为此,从复杂系统的视角,自主设计构建了自下而上的国家能源技术模型(C³IAM/NET),耦合“能源加工转换—运输配送—终端使用—末端回收治理”全过程、行业“原料—燃料—工艺—技术—产品/服务”全链条,实现以需定产、供需联动、技术经济协同的复杂系统建模。为碳达峰碳中和路径优化、时间表和路线图的设计提供了有效的方法和工具。该工具成功应用于中国碳达峰和碳中和路径的优化设计,但为了方便不同类型读者的阅读,关于模型应用的相关内容,将在本文的姊妹篇(中国碳达峰碳中和时间表与路线图研究)中介绍。     

产业结构合理化对区域碳生产率的影响——基于DEA-Malmquist指数法的分析

为了探讨产业结构合理化与区域碳生产率的关系,我们在针对中国各区域产业结构的合理化水平展开评价与分析的基础上,进一步采用DEA-Malmquist分析法测度了包括碳排放要素在内的各区域广义碳生产率,并基于2004—2012年中国各省市面板数据研究产业结构合理化趋势对于区域碳生产率的影响。研究发现产业结构合理化对于提升全国层面的碳生产率有着正向影响,在分区域的研究中,东部地区产业结构合理化对于碳生产率的提升影响更为显著,中部和西部地区则表现尚不明显。     

推进我国碳达峰碳中和的税收政策研究

实现碳达峰碳中和是我国积极参与全球气候治理的重要体现,也是对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庄严承诺。税收作为国家治理的重要支柱,在我国推进“双碳”目标进程中具有重要作用。它既能用税收优惠方式吸引全社会参加低碳行动,又能推动高碳排放主体变化,化解低碳发展难题,从而成功实现各自的双碳目标。但我国现行税收体系在推进碳减排中仍存在税收政策激励性不够、推动作用有限、约束力不强等问题。为了助力实现碳达峰和碳中和,我国应在借鉴国际碳税收先进经验的基础上,完善碳定价机制、节能减排税收优惠政策,充分释放绿色效应,推动我国如期实现碳达峰碳中和。     

中国碳市场建设成效与展望（2024）

碳交易通过显性碳定价原则,将排放的负外部效应内部成本化,为处理经济发展与减排关系提供了一种解决方案。截至2023年,全球共28个碳交易体系投入运行,覆盖的温室气体排放量超过全球排放总量的17%,实施区域从发达国家逐步拓展至发展中国家,从欧洲、北美等地逐步拓展至拉美、东亚等地,更多的区域选择将碳市场减排目标与宏观减排目标绑定,并通过不断优化制度提高市场有效性,碳市场影响力逐步提高。2023年中国全国碳市场核算、核查、配额分配、数据管理、自愿减排等制度方法取得重要突破,全年配额成交2.12亿吨,是2022年的4.2倍,成交均价68.15元/吨,较2022年上涨23.24%,较第一个履约周期上涨59.04%。经过两个履约周期的建设,全国碳市场已形成要素完整的全流程制度框架,责任主体分工明确,支撑平台安全运转,碳排放数据质量大幅提高,碳价格发现机制初步形成,碳减排激励约束效果初显,推动碳市场成为中国实现“双碳”战略目标的重要政策工具。下一步全国碳市场将扩大行业覆盖范围,梯次纳入水泥、民航、电解铝、钢铁等行业;优化配额分配方法,适时引入有偿分配机制;调整履约机制,明确结余配额结转规定;出台多项中...     

中国碳达峰碳中和时间表与路线图研究

实现中国碳中和目标时间紧、任务重,是一项复杂系统工程。科学制定减排的时间表和路线图,需要处理好长期与短期、减排与发展、局部与总体的协同关系。为此,应用自主设计并构建的国家能源技术模型(C³IAM/NET),提出了兼顾经济性和安全性的中国碳达峰碳中和时间表和路线图,明确了中国碳排放总体路径、行业减排责任、重点技术规划等多个层面的具体行动方案。结果表明：当2060年碳汇可用量为10～30亿吨时,为达到低成本和安全实现“双碳”目标的要求,在不同社会经济发展情景下,中国需在2026—2029年间实现碳达峰,峰值不超过127亿吨CO₂(含工业过程排放);2060年的碳排放主要来源于电力、钢铁、化工、交通等部门;为实现碳中和目标,能源结构需加速转型,但2040年前中国仍将是以煤为主的能源格局,2030年煤炭占比不低于44%。在全国和行业路线图基础上,进一步给出了实现全国“双碳”目标对应的钢铁、水泥、有色、化工、建筑、交通、电力等重点行业的碳排放路径和技术布局方案,为中国引领和参与全球气候治理提供了科学依据和可操作性的行动方案。     

碳达峰碳中和的学理阐释与路径分析

2030年前碳达峰、2060年前碳中和具有提升应对气候变化行动力、引领全球气候治理、推进经济高质量发展等多重战略意义。碳达峰碳中和既是科学问题,也是政策问题。基于"环境—社会—经济"包容关系的可持续发展框架,碳达峰碳中和实质上是二氧化碳排放与经济发展的关系问题,受规模效应、结构效应、技术效应和要素替代效应的复合影响。其实现将遵循控制化石能源消费、高比例发展可再生能源,发展负排放技术和自然碳汇的路径,分别以降低绿色溢价和提升社会治理效能作为充分和必要条件。中国将以收紧目标约束,提前达峰、削峰发展,明确方向性问题,制定差异化行动方案,促进多层面、多主体社会治理为政策导向,推动碳达峰碳中和目标如期实现。     

碳中和目标实现下中国转型发展路径研究

碳中和目标不仅会促进中国能源系统低碳转型,也将推动中国经济结构发生转变。研究梳理了碳达峰国家达峰时的能源结构、经济特征和重点领域碳中和政策,从而识别出需重点关注的减排措施和低碳政策。基于此,利用中国能源经济动态可计算一般均衡模型（CGE模型）,综合模拟了四种类型减排政策（组合）对中国宏观经济、能源和排放的影响,分析了中国在碳中和目标约束下的碳排放路径、行业减排规划、能源深度脱碳进程等多个层面的转型发展方案。研究表明,1 295个组合政策情景中仅有48个政策组合可实现碳中和目标,减排任务艰巨;要实现碳中和目标,中国能源排放需在2029年前达峰,峰值不超过104.2亿吨,2040年和2050年的碳排放量需控制在77亿吨和45亿吨以下;化石能源、电力、重工业和轻工业是重点减排部门,不同时期需重点聚焦的部门需要动态调整;加快能源结构向非化石能源转型,强化电能在终端用能中的主体地位,2060年非化石能源消费占比超过81%,终端电气化率需提高至74%;实现碳中和目标的整体经济代价可控,2020—2060年GDP年均增速有望保持在3.46%左右。     

碳中和目标实现下中国转型发展路径研究

碳中和目标不仅会促进中国能源系统低碳转型，也将推动中国经济结构发生转变。研究梳理了碳达峰国家达峰时的能源结构、经济特征和重点领域碳中和政策，从而识别出需重点关注的减排措施和低碳政策。基于此，利用中国能源经济动态可计算一般均衡模型（CGE模型），综合模拟了四种类型减排政策（组合）对中国宏观经济、能源和排放的影响，分析了中国在碳中和目标约束下的碳排放路径、行业减排规划、能源深度脱碳进程等多个层面的转型发展方案。研究表明，1 295个组合政策情景中仅有48个政策组合可实现碳中和目标，减排任务艰巨；要实现碳中和目标，中国能源排放需在2029年前达峰，峰值不超过104.2亿吨，2040年和2050年的碳排放量需控制在77亿吨和45亿吨以下；化石能源、电力、重工业和轻工业是重点减排部门，不同时期需重点聚焦的部门需要动态调整；加快能源结构向非化石能源转型，强化电能在终端用能中的主体地位，2060年非化石能源消费占比超过81%，终端电气化率需提高至74%；实现碳中和目标的整体经济代价可控，2020—2060年GDP年均增速有望保持在3.46%左右。     

陕西省碳排放因素分解与碳峰值预测研究

本文采用基于投入产出法的结构分解模型(IO-SDA)分产业、分时间段从整体状况研究了陕西省碳排放的影响因素,并分别分离出每个因素对碳排放所做出的贡献。研究结果表明,1997-2012年流出扩张效应、投资扩张效应和投入产出系数变动效应是碳排放量增加的最主要因素。流入替代效应、能源消费强度变动效应是减少碳排放量的最主要因素。工业是碳排放量增加的主要部门,占整个碳排放量的93.6%。情景分析法以及蒙特卡洛模拟法对陕西省的碳峰值进行预测表明,碳峰值大约出现在2030年。最后提出了相关的对策建议。     

基于结构与效率双控的北京市碳达峰优化路径仿真模拟研究

中国政府明确提出了2030年前碳达峰、2060年碳中和的“两步走”目标,北京市率先实现碳达峰是发挥全国科技创新中心和绿色发展首善之区作用的职责所在,也是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为探索北京市碳达峰的时间表和路线图,研究了创新性开发北京市碳达峰模拟器,利用复杂系统动态仿真的方法,模拟预测2020—2035年北京市经济、能源和碳排放的演进规律。模拟结果表明：考虑外调电力碳排放情况下,结构与效率双管齐下时,北京市在2027年实现碳达峰,碳达峰值为14 751万吨;碳达峰后实现绝对脱钩发展,至2035年碳排放量保持稳定下降态势,同时,GDP保持稳定增长态势,年平均增长率近4%;新能源在能源消费中占比在达峰年达12%,且逐年提升到2035年达31%,此时北京市的整体能源效率较2017年水平相比提升了51%;产业和能源结构优化的边际减排效果在碳达峰前更为显著,在后期能源效率提升的边际效果则更为突出。     

“双碳”目标约束下的中国城市群高质量发展SD模型与模拟

高质量碳排放已成为未来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目标之一。将碳排放和碳吸收作为主控要素嵌入系统动力学(SD)模型,构建基于“双碳”目标约束的中国城市群高质量发展SD模型,运用2019年数据和系统参数,模拟预测在基准情景和高质量发展情景下,2030年和2060年的城市群碳达峰、碳中和情况。结果表明:真实性检验证明模型模拟效果良好,具有可操作性;在基准情景下,“双碳”目标难以实现,碳排放系统濒临崩溃,但在高质量发展情景下,除中部城市群外,其他城市群均能在“十四五”规划提出的年限内实现“双碳”目标;城市群高质量发展过程中要想真正实现“双碳”目标,要明确低碳技术是重要手段,工业转型是关键,同时要实现能源和产业结构系统性变革,促进绿色经济能源使用。     

中国实现2030年碳排放"双目标"不同方案的经济效应分析

基于中国经济—能源—环境动态一般均衡模型模拟分析在2025年低值单峰情景、2025年高值单峰情景、2027年中值单峰情景、2025—2027年平台型达峰情景等4种达峰情景下,碳减排政策对我国经济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在4种情景下,碳减排政策都会对我国碳排放量和经济产生差异化影响.在碳排放量方面,2025—2027年平台型达峰情景下的碳排放减少量最大,减少量为23.2亿吨.在经济影响方面,2021—2030年间GDP平均增速下降约为0.6个百分点,并且不同达峰时间、达峰高度、达峰类型下的经济影响也不同,二氧化碳排放量达峰时峰值越高,后期减排压力越大,对经济增速影响也越大.综合考虑碳减排强度目标和经济可承受力,2025—2027年平台型达峰情景相对最优,能够在实现碳排放量最小情况下,对经济发展负面影响相对更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