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军队政治工作看北伐时期国共关系的决裂

斯大林《论中国革命的前途》关于政治工作的指示,成为中共党人加强在军队活动的依据。在托洛茨基等极左派的抨击下,斯大林对中国革命的策略也日益左倾。在国民党牢固控制军事指挥权的背景下,政治工作与民众运动不仅未给中共带来福音,反而遭致官兵的怨恨。蒋介石汪精卫先后向共产党举起屠刀。鲜血反而洗清了共产党人的眼睛。痛定思痛,毛泽东得出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结论。与国民党不同的是,中共的建军,突出政治工作,突出党的领导、军队的阶级性质和与底层民众的血肉联系。     

从神权等级到现代教职集团——论近代转型时期英国教士阶层社会存在形式之嬗变

中世纪,英国教士阶层以神权等级的形式存在,然而,这种存在形式在近代早期社会的转型变革中发生了巨变.这种巨变肇始于宗教改革,宗教改革从权力、身份、组织三个层面解构了原有的神权等级,同时也使教士的职业角色和职责重点发生了变化.为了与教士新的职业角色和职责重点相适应,英国国教会不断革新,促使英国教士阶层逐渐具备了现代职业集团的若干特征.在英国社会由中古走向近代的转型过程中,教士阶层也实现了自身存在形式的近代化变革.     

从政企合谋到政企合作——一个初步的动态政企关系分析框架

政企关系是理解中国长期经济增长和经济转型的微观基础,也是转型经济中最重要的关系之一。然而,目前学术界关于政企关系类型和决定因素的研究总体上显得比较笼统,或者难以验证。为此,有必要提出一个初步的动态政企关系分析框架。从政府对企业是否干预以及如何干预两个维度,可将世界各国或地区的政企关系分为四种类型:政企合作、政企合谋、政企分治和政企伤害。由此得出了决定政企关系类型的三个主要因素:政府能力、产业规模和监督力量,三者分别代表政府、企业和第三方力量,通过在不同国家(或地区)、不同阶段的博弈决定了政企关系的性质以及动态变迁过程。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四个可检验的基本命题,并通过国内外的案例加以佐证。应用动态政企关系框架可以解释"中国奇迹"以及相关的重要现象,为我们理解真实世界的政企关系和改善政企关系提供了一套可识别和可操作的分析工具。     

从“外国冬至”到“圣诞节”:耶稣诞辰在近代中国的节日化——以《申报》为基础的考察

上海及其周边地区自明末以来就是基督教传播的一个中心耶稣诞辰起初被沪人称为"外国冬至",至民国以后逐渐以"圣诞节"之名流行于像上海这样的现代都市,成为近代中国最受欢迎一个洋节。在其节日化的过程中,耶稣圣诞节遭遇到诸如冬至节、孔诞、总理诞辰、云南起义纪念日、民族复兴节等中国节庆的挑战。尤其是被称为"土圣诞"的孔子诞辰,它是国民党政府法定的节日,官方每年都举行隆重的庆祝仪式,由此形成了"土、洋"两个圣诞节的竞争之势。民族主义者对洋圣诞的抵制一度十分强烈,但是,这个原本宗教性的外来节日还是演变成了世俗化的狂欢节,至少在民间社会中,洋圣诞几乎完全压倒了土圣诞。     

个人与社会的关系——从前现代到现代的社会学考察

个人与社会的关系经历了从前现代到现代的演变,现代化的宏大过程铸就了其现代性意涵也凸显了其“问题性”意义。从社会学的视野看这一演变过程,能够使我们理解个人与社会的关系如何会与社会学结下了不解之缘:它对于社会学的独特意义、它在社会学中具有的基本和核心地位,从而使我们对于社会学理论和方法中的重大问题的探讨获得一个新的起点。     

近代中国区域城市的经济关系——基于对上海与无锡互动的考察

20世纪二三十年代无锡经济快速发展,被称为"小上海",其成功得益于与上海经济的互动联系.具体考察锡沪城市之间物资、资金、人口以及信息等经济要素的流通,运用区域经济"增长极"和"增长中心"理论分析锡沪间经济互动关系的特征,得出结论:无锡是由于上海"增长极"的创新功能作用而成长起来的新"增长极".两个城市之间经济要素流动越复杂,双方间经济互动关系愈密切.双方相互依赖,各自在对方的扶助下获得了协调发展的契机,从而奠定了不同等级区域中心的地位.这种变化不仅仅是个体城市的转型,更是区域城市体系结构的变革,同时也是近代以来中国区域城市发展的一个缩影.     

承销商及其合作关系与IPO折价——基于多重代理理论的分析

本文基于多重代理理论研究中介机构对IPO折价程度的影响,通过对我国创业板IPO的152家上市企业的调查分析,发现承销商声誉对IPO折价呈负相关关系,同时发现承销商与风险资本的先前合作会引起更大的折价,并且在此基础上使承销商声誉的负相关性更加显著.进一步的研究还发现,承销商与会计师事务所的先前合作关系对折价的影响虽然不显著,但确实存在负相关趋势,并且这种关系的存在使得“创始人是否是CEO”这一变量成为折价幅度的显著影响因素.     

用工主体责任与事实劳动关系的法律思考——从一起劳动争议仲裁案件谈起

在建筑施工领域,承包方将工程分包给不具备资质的自然人的情况普遍,而自然人又直接招用人员进行工作。在生产作业的过程中,若劳动者受到人身损害,到底应该由直接招用的自然人负责还是由发包单位负责,理论界观点不一。但在审判中却一味偏向了劳动者。文章从一则案例入手,分析承担用工主体责任与事实劳动关系的成立之间并不存在必然的联系。     

从对峙到合作——吴人与西晋政权关系演变过程叙论

西晋灭吴后，作为“亡国之余”的吴人需要处理和西晋政权的关系。在经历了十年左右的对峙后，以陆机兄弟入洛为契机，吴人开始积极出仕西晋政权。西晋末年的大动乱，导致仕晋吴人命运坎坷，但由于吴人已对西晋政权产生认同，他们最终选择翊戴司马睿，建立东晋。     

从对峙到合作——吴人与西晋政权关系演变过程叙论

西晋灭吴后,作为"亡国之余"的吴人需要处理和西晋政权的关系.在经历了十年左右的对峙后,以陆机兄弟入洛为契机,吴人开始积极出仕西晋政权.西晋末年的大动乱,导致仕晋吴人命运坎坷,但由于吴人已对西晋政权产生认同,他们最终选择翊戴司马睿,建立东晋.     

从类本质到社会实践关系——在经典延伸中重读“美的规律”

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以人的类本质为逻辑起点,以从政治经济学角度提出的异化劳动问题为思考重心。《手稿》展开的过程是马克思反思、批判、调整他承于费尔巴哈的类本质这一逻辑起点的过程,逻辑起点因此又成为他批判的对象。异化劳动等政治经济学问题没有在既有政治经济学中获得根据,因此成为空设。马克思通过人的类本质在异化劳动等问题上的深度接触,实现着由抽象类本质向社会实践关系,由思辨一般性向历史的现实具体的提升。异化劳动等政治经济学问题在这个过程中被深入思考与求解,从而获得深刻内涵。     

从现代到后现代——文学意义与解释关系的演变

从现代到后现代的过程中,西方文学领域内寻求文学意义的解释经历了3次重大的转向,可以约略概括为作者意图说、作品中心说和文本阅读说.从作品到文本的概念转换过程中,对意义的理解也从单一的解释走向多元的解释,同一文本在同时可以容纳多个不相同的意义存在.     

关系化与类型化:从“熟人社会”网络到“生人社会”网络的演化机制——对冀南宋村内外的考察

本文通过对冀南宋村的田野调查发现,狭小的生存空间、落后的生产方式和生产水平以及传统儒家伦理,共同维持着农村"熟人社会"网络。随着社会的发展,大批村民外出打工,从以血缘地缘基础的"熟人社会"网络中脱嵌出来,进入到城市"生人社会"中。他们分别通过关系化和类型化两种途径,相应的进入到异质型社会网络和同质型社会网络中。异质型社会网络的背后是特殊主义道德伦理,而同质型社会网络的背后则是平等主义道德伦理。农民工集两种对立的道德伦理于一身,其道德呈现出多重性、模糊性特征。     

从“边城”到“危城”——“故都”时期北平与南京国民政府之关系

1928年6月,国民革命军平定京津,二次北伐完成,北洋政治走向终结,北京归入南京国民政府版图,改名北平,成为"故都"。但中央政权在北平的"存在感"一直不强,阎锡山、张学良、宋哲元等地方实力派先后染指,中原大战期间,北平甚至一度脱离中央管制,成为事实上的"独立王国"。1933年华北危机爆发之后,国民政府通过外交谈判与日方达成暂时妥协,中央军事势力借机深入华北腹地。5月,蒋介石亲信黄郛北上,担任行政院驻华北政务委员会委员长,袁良担任北平市长,此后两年间也是抗战前北平与南京国民政府关系最为紧密的时期。1935年6月黄郛去职之后,日军步步紧逼,随着冀察政务委员会的成立,北平实际上已呈"半自治"状态,直至卢沟桥事变爆发,最终陷落敌手。     

从黄土地到黑土地的生华与结果——鲁艺精神在东北美术界的延续

1936年到1948年3月间,在非常艰苦的战争年代,毛泽东领导的中国共产党人在延安先后创办了包括鲁迅艺术文学院在内的二十余所学校,并培育出了光耀千秋的延安精神。在这种精神和《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引领下,经过战火的洗礼与艰辛岁月的考验,鲁艺精神蕴育而出。鲁艺精神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新中国成立初期及改革开放等不同时期,对东北美术界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与时代价值。其对社会的影响,也超出了艺术本身的价值,已成为当今社会不可或缺的文化资源与精神力量。     

关系与权力：从共同体到国家之路——如何认识传统中国人与中国社会总纲

中国人之最重要的生活理想之一,就是实现个人从共同体向国家的跨越,即通过其紧密的社会网络来进入官僚体制.这种生活之路之前提,同中国社会结构设计上的"官"与"民"之间的鸿沟以及功名之路有因果关系.由于中国社会不鼓励个人奋斗,因此个人的成长离不开家人与地方的促成,进而跨越成功者也让家人和地方分享他的荣耀与资源,从而构成了一种共同体与国家相互交织的运行模式.其中,官本位与家本位是社会的双重现实与价值基础,个人名利及其分享成为社会网络建构的方式与运作的方向.而这些特征将会导致人们在日常生活中发生不同类型的社会交换,并产生出积极的关系策略.     

从“双重创造”到“双向塑造”——构建政府与市场关系的中国经验

新古典经济学关于政府与市场关系的主流观点隐含了一系列重要的制度条件-例如相对完善和发达的市场以及有效、有限政府,在发展中和转型国家都是付之阙如的。中国的经济改革采取“渐进改革”的策略,在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上探索出极具特色的动态演进路径,成功摆脱了新古典经济学关于政府-市场关系的分析偏误和陷阱。中国先是通过一系列政府治理改革重构地方政府激励,形成地方竞争,鼓励地方政府积极培育和创造市场,渐次完成经济转型所需的新型政府与市场的“双重创造”;然后,随着市场化进程加速,“官场+市场”双重竞争体制全面形成,政府与市场之间通过“双向塑造”共同克服经济发展中的“市场失灵”与“政府失灵”。中央政府在塑造中国特色的政府-市场关系过程中起到了关键的引导、协调和纠偏作用。     

历史的另面:19世纪六七十年代清政府与列强的较量——以西人在华架建电报之纠缠为考察中心

19世纪六七十年代,列强不断提出新的政治、经济等方面的侵略要求,清政府大多采取妥协退让的方针,然于电报领域却大异其趣,在从中央到地方的政治动员的基础上,援据传统治国理念和新近传入的西方近代思想,制订出力为设法阻止的应对方略,与列强展开较量。结果是,清政府在虑及国力有限的情势下作出一定让步,大抵形成列强可在中国领海敷线、但线端不得上岸、庶界限分明的格局,基本抵制住列强在华架建陆线的企图,为中国日后自建电报预留下较有利的空间。此反映出清政府在维系内陆信控系统这一特殊场域完整性的态度与决心,并构成19世纪六七十年代与列强不合作的一面,从而展示出此间中西关系中非同常态的历史景状。     

从以史释诗的传统到诗史互证——对中国阐释学诗与史关系的考察

诗史互证是我国诗歌阐释与研究的重要方法,包括以史证诗、以诗证史、诗史互证3个方面.诗史互证的正式提出是在明清时期,但对于诗与史关系的论述,在我国有着悠久的历史.先秦两汉,"诗即史"的观念普遍存在于典籍之中,"以史释诗"就是这种观念在文学阐释中的体现;魏晋南北朝,虽然"诗即史"观念存在,但"诗缘情"更得到张扬与肯定;唐宋时期,诗与史进一步结合出现"诗史说",在文学阐释中以诗为史的倾向突出;明清时期,钱谦益提出诗史互证的阐释方法,标志着"诗"与"史"关系的认识又上了一个新台阶,这对有清一代阐释诗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诗与史的关系的探讨,既是中国古代阐释学重要的内容,也是一个鲜明的特点.     

从社会主要矛盾到社会主义本质——略论邓小平对社会主义社会主要矛盾的认识及其与社会主义本质论的关系

邓小平从社会基本矛盾入手，通过深刻分析我国社会基本矛盾的具体表现形式，从而正确认识和把握了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并以此为根据，科学地阐明了社会主义的本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