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论俄国城市化缓慢的间接原因——以19世纪下半期俄国工业村地位变迁的个案为例

俄国工业村的形成过程是其城市形成过程的重要组成部分。19世纪下半期俄国享有城市地位的工业村甚少,而未享有城市地位的工业村众多。究其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村子升格为城市的程序非常繁琐;其次,取决于土地所有者和其他不动产所有者的态度;第三,工业村人口成分复杂,利益不一,难以形成一个声音;此外,农奴制残余的掣肘因素也不容忽视。工业村升格为城市的过程受阻迟滞了俄国城市化进程。     

果与因:中华全国道路建设协会的市政参与与民国市政发展研究——以《道路月刊》为中心之考察

中华全国道路建设协会积极参与并推动了民国市政发展:开民初市政革新之风,启动了中国现代城际交通,促进了民国城市公共交通事业发展,促使中央政府作出了一些促进市政改良的决策,对地方市政当局开展市政革新起着积极引导作用,从而成为民国市政发展的重要推手。其成功参与市政的奥秘在于:能够在特殊的政治生态下因势利导而行;依托各界名流、借助分会以推动市政革新;采用灵活多样的宣传方式;设法保障基本会务经费并取信于众等。近代中国城市与国家现代性的获得,很大程度上就是通过来自社会的民间市政参与实现的。     

进化与异动:合作社对乡村借贷关系影响分析——以20世纪前半期中国的乡村信用社为中心

靠行政力量自上而下进行的强制性制度变迁,其成效是与国家权威及政府官僚机构对此的认同度成正比的。20世纪中国政府强力推行的乡村合作事业,因基层政权“趋利性”及村落精英“痞化”和他们在利益驱动下的“寻租”行为(乡村社会仍为乡绅土劣“旧式精英”所控制),导致合作社受到现存政治制度制约,且易于“移植”甚至是对既有政治制度做合作社内的“复制”,使得乡村借贷关系上出现了进化与异动两种局面并存的景象。这从一个侧面折射出在建立现代民族—国家过程中,国家权力合法性实现在乡村社会出现了障碍。但应该肯定的是:信用合作社从一个方面代表着中国农村经济特别是乡村金融现代化方向;同时它的存在也打破了高利贷一统农村资本市场的格局。     

教育、性别与侨乡社会——以20世纪早期广东台山女子教育为中心的考察

该文从教育、性别与侨乡社会的关系切入,考察20世纪早期女子教育在广东台山侨乡这一具体地域文化中实践的基本情况及其特点.随着台山地方社会经济演变,华侨家庭需要女性接受新式教育,海内外乡亲的社会动员是女子教育发展的重要因素,华侨捐赠办学的侨汇是女校得以维系的独特资源,女学生培养目标围绕侨乡经济结构和家庭生活的特点而展开.从...     

20世纪前期马克思主义史家的先秦民主论——以郭沫若、吕振羽和侯外庐为中心

20世纪前期以郭沫若、吕振羽和侯外庐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史家以马克思唯物史观为指导对先秦民主思想做了深入研究。他们结合具体社会构造和社会关系阐释先秦民主思想,其阐释可以归结为三个命题：人的发现、天民合一、赋民权利。在探讨先秦民主思想产生的根源时,郭沫若立足于人民解放视角,吕振羽以阶级斗争作为维度,侯外庐主要从土地私有的显族历史进行说明。他们既肯定先秦民主思想对社会现实的超越和批判,又揭示其脱离时代的空想和局限。他们开创了先秦民主思想和中国古代思想史研究的新范式,但也存在不足。     

20世纪五六十年代文学创作的工具论、集体性、公式化——以“白蛇传”改写为中心

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外部环境如何影响了文学创作,具体又有何体现,是个有待于以个案研究为切入点的学术问题。文章以"白蛇传"的改写为个案,在外部环境干扰文学的时代氛围中,"白蛇传"改写带有明显的"工具论"色彩,呈现出鲜明的时代特点。作者成为缺少自主性的提线木偶,缺乏艺术个性;集体改编、集体创作的现象严重;作品千篇一律,在主题、情节、人物形象等方面都具有极大的相似性,从而使得作品不仅呈现出公式化、概念化的倾向,而且往往过分暴露了创作者的主观态度,损害了作品的含蓄之美。文学批评也出现了非学理化现象,没有发挥批评应有的功能。     

论20世纪中国人本主义文学思潮的形成及其特异性——以王国维、鲁迅、周作人为中心

中国人本主义文学思潮形成于五四,先声却在王国维对康德、叔本华等人的译介。鲁迅是从反封建政治要求出发引进人本主义及其文学观念的第一人,他不仅为人本主义及其文学观念的拿来中国厘定了基本的价值取向,更创作了中国人本主义文学最杰出的篇章。周作人从主张"人的文学"到对文学应是"人间性"、"个人性"、"人类性"相统一的揭示,再到倡导儿童文学,呼唤女性文学,使中国有了较完备的人本主义文学理论形态。     

政府的强制性制度供给与农村金融制度变迁——以20世纪前半期中国农村合作金融建设为中心

改善农村金融和给予农民特别支持,是政府能够确保农民因信贷而进一步依赖和支持政府,而且也是"获得农民长期支持的一种有效手段".20世纪前半期,国民政府为其统治赢得更多合法性和扭转城乡之间资金的非对称性流动,实施了农村金融的强制性制度变迁,促进了农村合作金融制度建设;有效地解决了农村金融机构的"进入"问题;也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金融发展中的"拓荒成本"和外部性.但政府作为制度变迁"主体",同时也造成了合作金融制度的"异化".所以,发展中国家农村金融制度变迁中,政府作为不仅体现在要提高"供给引导型"制度变迁的效率,而且还要发挥"需求追随型"进入模式优势;更要注重做好激活、改善农民社会资本的存量,培育和创造农民社会增量,拓展他们发展机会和行动能力.避免跌入所谓的"制度供给陷阱".     

崇高之美:铸造中国文学新质的起点——以20世纪初梁启超、王国维、鲁迅为中心的观察

20世纪的第一个十年是中国文学观念由传统向现代转型的发生期。因应救困图存的时代需要和文学自身变革的要求,梁启超、王国维、鲁迅殊途同归,标举崇高这一审美理想,以此推动传统审美意识由偏重优美向推重崇高的转变。三人以对中国固有文学观念和审美意识的批判和反思为起点,以对西方文学所体现的崇高美的认同为归趋。他们对崇高的关注点和现实关怀有异:梁启超关注的是文学风格,心系新民;王国维关注的是审美,心系国民美育;鲁迅关注的是主体品格,心系立人。民族主义是三人共同的思想基础,但他们尚存在其他思想意识的差异。三人为铸造中国文学新质所进行的探索具有积极的意义,但其中也存在一定的认识偏颇。     

论现代嬗变中的“平等”观念——以19、20世纪之交的中国思想界为中心的考察

19世纪中叶以后,中国思想界的“平等”观念,逐渐从古代儒释道的“圣凡平等”、“佛法平等”和农民“均贫富”的原始平等欲求,转变为现代社会的基本规范和伦理原则,从中可以分梳出“齐其不齐”和“不齐而齐”两种理路,演化出不同的社会理想和制度设计,具有强烈的实践性品格。“平等”虽然在形式上已经成为现代价值,但平等如何可能依然是个问题。平等观念的现代嬗变并未终结。     

论20世纪40—70年代美国比较文学的多元化——以弗里德里希、韦勒克和雷马克的分歧为中心

与国内单质化的“美国学派”学术史叙事不同,20世纪40—70年代美国比较文学的真正特征是多元化,而弗里德里希、韦勒克和雷马克三者存在分歧的观念与实践就是这种多元化的体现。弗里德里希作为教堂山会议的组织者和美国比较文学的推手,其务实建设的观念与实践体现了“法国学派的美国化”。韦勒克作为教堂山会议的参与者和学术史记忆的核心,体现了美国学界反对传统比较文学的面相,以及将文学视作整体来研究的理想主义信念。雷马克作为学术史记忆的创造者,因其存在问题的比较文学定义而被误认为是美国学派的代言人,但在此之外,雷马克还有更多值得重视的观念与实践,也使他成为这一时期多元化特征的见证者和推动者。     

民国时期的律师、律师公会与国家法律机关——以20世纪30年代天津律师公会李景光退会案为中心的考察

民国律师李景光先是被天津律师公会以“危害风纪”给予退会处分,后被律师惩戒委员会以“违背职务”给予停职两年处罚;先获得河北高等法院、司法行政部准许在平津复职、入会,旋又遭天津律师公会、河北高检的拒绝入会。在该退会案中,由于近代社会转型中的法律冲突,导致法律与实践的矛盾以及参与各方的互相纠结,长达六年之久。当事人不停地抗辩,律师公会、法院审判机关、检察机关以及司法行政部始终坚持依法办事,并不存在徇私枉法。正因如此,在司法实践中暴露的法律冲突,经过法律机关的修正,相关各方权力得以明确界定。最终,国家法律机关做出让步,天津律师公会得以实现对李景光的退会处分权。     

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乡村危机的书写偏向——以江苏开弦弓村、山东台头村、福建黄村为考察中心

20世纪二三十年代,危机与崩溃构成了描述中国乡村的主流取向。经济、社会及教育危机主导了这一时期中国三农问题的书写基调。然而,在早期中国人类学家费孝通所书写的江苏开弦弓村、杨懋春笔下的山东台头以及林耀华记述的福建黄村,却基本上呈现出一幅较为和谐的乡村生活画面。这一时期史料中俯拾皆是的乡村经济、社会和文教三大危机与这三个村落有的实际状况并不完全相符。进而对这一时期乡村危机大理论下的乡村书写提出了一定的质疑。     

清末传教士、华人视阈下的妇女释放与强国关系论——以《万国公报》为中心之考察

深受清末华人、西士关注的妇女问题和女俗改革,与中西碰撞、民族振兴、变法改革等时代主题有着紧密的联系。本文分析了《万国公报》中关于女子释放的各种观点和视角,研究了传教士、朝廷官员、传统儒士、教会学校中的女学员、留洋女子等中西人士对妇女问题的不同议论。议论者各自不同的身份,使得其女子释放的观点和主张在目的、视角、策略和重点等方面均有所不同;同时,这些议论也彼此融合、碰撞、相互影响,经历着调整与变化,彼此既具有相似相通之处,又具有相异相斥之处。     

论20世纪40—70年代中国文学的“非性化”叙事——以丁玲、柳青和浩然的创作为中心

在20世纪40—70年代的中国革命文学("延安文学"、"十七年文学"和"文革文学")史上,存在一种"非性化"(包括"反性化")的叙事倾向或叙事模式。对这种"非性化"叙事进行历时的考察,可辨析出在当时主流革命作家的文化人格心理结构中所普遍潜伏的"文化阉割情结"及其根源"恋父情结",这种集体性的文艺创作心理症候经过了一个从广度上的扩张到深度上的强化的心理过程,即从初步生成到日益走向僵化的文学精神史历程。结合丁玲、柳青和浩然的长篇小说代表作进行文本细读,可证实此现象的普遍性和精神的特异性。     

阿尔都塞：理论实践与实践理论 I阿尔都塞：理论实践与实践理论I血亲情理还是理性主义--中西方德性与知识研究视角透视l海德格尔论美学之可能性试论抗战后期的新疆内向：基于《蒋介石日记》的再探讨试论1930年代商业银行对农村的投资活动--围绕农村合作社的探讨汉代的＂商胡＂＂贾胡＂＂酒家胡＂l试论中、美文化之缘·＂新时期文学＂与＂后新时期文学＂分期之我见怕我主体的归来与流放--20世纪80年代文学的疯癫话语谱系与文化隐喻l战争夹缝中的现代性追求--以西南联合大学作家创作为中心）跨文体与文体开放--关于当代文学体裁的思考）海德格尔对东亚语言的初步探问）《史记》刘邦击秦史实辨正

为维护科学理论的自主性,阿尔都塞依据其生产性的认识论,把理论活动视为实践,使其与经济实践、政治实践、意识形态实践并列于实践结构的同一平面,从而把理论与实践的关系转换为理论实践与非理论实践的关系。对理论与实践之关系的理论主义阐释体现了阿尔都塞反经验主义、反人道主义的立场。即使在其作了重要修正的思想后期,他也没有完全放弃先前的观念。在这个特立独行的哲学家看来,在关系到某些政治上和理论上的战略要点时,那些激进提法是必须捍卫的,“理论实践”就是其中最重要的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