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作-交易":地方政府跨区域公共危机协同治理机制研究

从交易成本理论出发,地方政府跨区域公共危机的协同治理实质是一种"合作-交易"行为.地方政府在跨区域公共危机协同治理的发生和持续阶段需要"合作-交易"准备、实施和维持成本.地方政府间协同治理全过程容易存在主体认知、联合行动、利益分配、责任分担等"合作-交易"困境.建立信任、协调、整合、监督等"合作-交易"机制,是降低地方政府成本支出、优化跨区域公共危机协同治理结构的策略选择.     

公共危机管理中的民间组织参与研究

近年公共危机的不断爆发给国家与社会造成了严重的影响,对政府公共危机管理能力提出了严峻的考验。民间组织作为公民社会的重要组织实体,在参与公共危机管理时应该而且也能够发挥重要的作用。文章通过对我国民间组织参与公共危机管理中存在的问题及其原因分析,提出了加强民间组织参与公共危机管理的对策。     

政府应对公共危机的"危机"——以"问题奶粉"事件为例

近年来,食品安全危机已成为全世界的共同难题,给各国政府提出了全新挑战。以2008年“问题奶粉”事件为例,分析了政府在应对此次公共危机过程中面临的巨大困难,指出政府危机管理力量薄弱、法律意识淡薄、政企关系不规范和法律制度不完善等是政府在应对此次危机中出现“危机”的原因。据此,政府要树立风险防范意识和危机管理意识,健全佘共危机管理法律和制度,明确政府角色和定位,并拓展国际交流与合作。     

找回失落的政府公共性

“公共性”概念在不同学科领域和话语体系中有不同的内涵。公共性作为讨论现代政府基本属性和目的追求的一种重要工具,主要是探讨政府在代行公民权力时,怎样最大程度地体现公民的共同意志和增进公民的共同福祉。具体地说,“政府公共性”是指政府为解决公共问题、满足公共需要、维护公共利益、实现公平正义而行使公共权力、承担公共责任、处理公共事务、提供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以及塑造公民的公共精神。当下全球化浪潮和公共性危机、公共性缺失凸显了政府公共性研究的当代价值。     

全球危机背景下的政府职能重塑

政府作为一种理性的力量应该对社会的感性行为进行约束和规范;政府的天然职能是维护公民基本权利、供给公共物品并提供公共服务,在人类面临全球危机的背景下,应对全球危机、保护全人类共同利益成为世界各国政府的重要职能;全球危机包括资源危机、自然危机、战争危机、人口危机、社会危机诸方面;在全球危机背景下,政府的管理职能不但不能削弱,反而应该增强,政府应通过制定相关法律、法规并设立相应机构加强预防危机、处理危机的职能;必须正确处理政府应对危机的职能同保护公民基本权利职能之间的相互关系;应对全球危机更需要加强各国政府之间的合作,尤其是需要强化联合国的作用。     

"以人为本"与社会保障制度

社会保障作为稳定社会的"稳定器"和保障公民基本生活的"安全网",越来越多地引起各国政府的重视.从深层次来看,社会保障制度因"人"而建立,也因"人"而发展.作为现代公民的一项基本权利,社会保障一方面解决人的生存问题,另一方面为人的发展保驾护航.本文具体分析了社会保障制度与"以人为本"的关系,并就我国社会保障制度所体现的"人本思想"进行了探讨,在此基础上提出完善我国社会保障体系的建议,以图更好地为全社会成员服务.     

有效应对公共危机事件的范式探析——以"7·5"事件为例

近年来我国公共危机事件频频发生,传统的范式又难以发挥有效作用,应对危机的效率以及效果难免受到影响.通过借鉴以往应对公共危机事件的应对范式,结合乌鲁木齐"7·5"事件,从微观领域针对有效应对公共危机范式的建构进行初步探讨,以致力于危机管理能力的提升.     

公共危机下我国基层社区治理与公众认知的关系研究——以XX县XX镇基层社区疫情防控为例

随着社会政治、经济与文化发展,全球化和信息化风潮日益加剧,潜在社会风险一般不容易被人们感知和识别,而显性的社会风险往往表征为突发公共事件,造成不同程度的公共危机.文章以XX基层政府疫情防控与公众对社区治理的感知度为研究对象,运用文献分析、数据分析与建立模型等手段,对面对重大公共危机事件时基层政府的行政执行力与公众感知度之间的关系进行定性与定量分析.通过数据分析得知,政府能力建设与公民公共危机了解程度高度显著;基层政府建设与公民对疫情防控主动感知的交互作用影响公民对疫情防控的了解程度;基层政府公共危机中的行政能力建设与基层政府行政效能高度显著;基层政府行政建设能力对公民疫情防控了解程度的中介作用受公民对疫情防控主动感知的调节.结论:政府在公共危机中要想提高公众的认知度与满意度,应完善信息的流通反馈机制,注重与公民之间的双向互动,健全科学的危机反应机制以及建立信息多元评价体系.     

治理理论视角下公共危机治理中公民角色定位

在全球风险社会时代,公共危机越来越具有常态化的趋势。研究公共危机问题必须使用新的理论视角。在治理理论看来,公共危机治理是政府和公民共同的事业。那么,公民的角色定位就显得尤为重要。公民参与公共危机治理的角色应是发现灾害危情和提供专业建议的预防者、危机应对和服务的直接提供者和信息反馈者、公共资源筹集与分配的监督者、灾后重建实务性功能的具体承担者。当然,公民参与角色的有效扮演需要实现与政府角色的协同。     

灾害性公共危机协合治理机制分析

灾害性公共危机治理能力是党和政府治理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灾害性公共危机事件的突发性、不确定性和极大的破坏性对政府应对公共危机的能力提出了严峻的挑战。因此,在灾害性公共危机的治理中,有必要打破传统的以政府为唯一治理主体的观念,要促进政府间纵向和横向的府际协同合作、政府各部门之间的部际协同合作,以及政府与社会组织、企业和公民个体的协同合作,从而形成网络化的协合治理模式。     

公共行政现代化过程中的政府危机决策

由于改革开放的深化以及全球化的冲击 ,我国正向典型的现代社会发展 ,在这一过程中危机也在不断出现并演化。在公共行政的危机决策能力中 ,政府官员、公共管理者的危机管理意识、知识和能力 ,以及整个社会公民对危机的认识及应对能力是十分重要的因素。我国政府与公众应该深刻理解危机的概念与决策特点、危机决策的基本原则、危机解决的国际合作等问题     

公共危机管理中树立政府形象的路径选择

政府承担着提供与公共利益相关的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的职能,并且拥有大量的配置性公共资源,这就决定了政府在整个公共危机管理中起着决定性作用,公民也希望政府在公共危机处理中能提供各种服务以保障社会公众的安全.因此,公共危机事件的发生,对政府而言既是机遇也是挑战,在危机处理中树立良好的政府形象至关重要.     

凡勃伦对"新政"土地利用的影响及启示

凡勃伦的土地利用思想及其对"新政"土地利用政策的影响对我们今天的"四荒"地治理有重要启示."四荒"地治理应该从宏观效益出发,以保护野生动植物和生物多样性为出发点,由政府统一治理比拍卖可能更有利于我国的可持续发展.     

跨界公共危机治理行动者网络：一种新的解释框架

跨界公共危机的复杂性决定了对其有效治理需要构建行动者网络，行动者网络理论为其提供了一种全新的解释性框架。跨界公共危机治理行动者网络中的多元行动主体具有不同的角色定位：政府是责任终极承担者，军队是巨灾应对中的突击者，企业是应急产品提供者，社会组织是重要补充者，公民是关键支持者等。同时，多元行动主体在跨界公共危机治理行动者网络中又具有不同的行动逻辑：政府为职责驱动与政绩追求，军队为军地平行关系下的合作驱动，企业为逐利导向下的社会责任担当，社会组织为公共价值驱动的自组织机制，公民为“经济人”理性与公共精神。多元行动主体不同的行动逻辑产生了不同的互动关系，主要涉及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地方政府与企业、地方政府与社会组织、地方政府与公民、社会主体和公民等。遵循行动者网络构建的一般规律，从转译的不同阶段提出跨界公共危机治理行动者网络构建的具体策略：在问题呈现阶段确立共同目标，在利益赋予阶段建立利益协调机制，在征召和动员阶段形成责任共同体。     

"新三元结构"与公民社会发展——从政府体制改革的视角分析

政府体制改革的过程实质上就是政府、市场和公民社会三者关系动态变化的博弈过程,我国政府体制改革的目标应该是建立稳定的、相对独立的、分工合作的"新三元结构"。在"新三元结构"关系之下,公民社会应该是其中重要的一极,公民社会的成熟和发展是我国政府体制改革是否完善的重要标志,也是政府体制改革进一步深化的重要途径。中国公民社会的兴起和发展与政府体制改革形成了一种双向互动的关系。     

非政府组织参与公共危机治理的研究

当前我国公共危机频发,给人民生命财产安全带来极大的损害,因此,科学构建公共危机治理体系成为理论研究的现实课题,基于政府组织在公共危机应对过程中表现出的不足,应该让非政府组织（NGO）参与到公共危机治理体系中,非政府组织以其志愿谋公益的精神、能够有效整合应急资源、危机治理的专业化和专门化及较强的行动力等优势应该成为政府公共危机治理的合作伙伴。非政府组织在公共危机的正常阶段、预兆阶段、爆发阶段、恢复阶段可以分别发挥不同的功能,但当前我国的非政府组织参与公共危机治理还存在立法缺失、衔接有缝、自身实力不足、公共信任度不够等问题,需要政府转变观念,科学设计非政府组织参与公共危机治理的途径。     

风险社会与"重责政府"困境

在风险社会下,人类由于知识的局限性将面对更多不确定性并制造出巨大的风险,而这种风险因在精细分工的社会“普遍的共谋”下产生而导致责任界定的困难,由此带来“有组织的不负责任”。基于此,政府将不可避免地面对诸多防不胜防的公共危机,然而,“有组织的不负责任”却为寻找真正的责任者设置了障碍。在以国家为中心的治理形态下,政府将难免陷入社会“重责政府”的困境。走向国家、市场、公民社会共同治理是政府摆脱困境真正实现“服务型政府”的解决之道。     

从"良政"走向"善治"——一种社会理论的检视

"良政"是精英政治、集权体制与动员型民主相结合的产物;"善治"就是公共利益普遍代表性或治理绩效最大化的社会管理过程或模式,它是在政府与公民相互信赖的基础上,对公共生活的有效合作管理.依据"善治"的10条标准,社会治理要达到"善治"的境界任重而道远,国内外政治社会环境充分证实了这一点,但我们可以将其作为一种人类社会和谐的美好愿景去追求.为了社会和谐与善治的目标,政府应当承担更多社会责任回应公民需求以解决"民本"问题;充分赋权于民以解决"民权"问题;保证最大限度的民众利益代表性以解决"民生"问题;通过与民间更多合作形成政府主导的多元化均衡治理格局以解决"民享"问题.     

公共危机治理主体多元化的阻滞因素与实现策略

公共危机治理主体多元化即公共危机治理主体由单一政府向政府、民间组织、企业、媒体、公民等多元化主体转变的动态化过程。公共危机治理主体的多元化,有赖于公共危机治理各主体通力协作,共同致力于预防、处理、消弭公共危机。实现公共危机治理主体多元化,必须强化各主体参与和协作治理危机的意识,提升各主体参与和协作治理危机的能力,健全公共危机治理主体多元化的外部机制。     

公共危机治理的两个理论追问——"何以必要"与"何以可能"

围绕公共危机治理“何以必要”与“何以可能”这两个问题展开分析与考察,认为在伴随全球化到来的风险社会中,公共危机治理的转型不仅必要,而且可能。公共危机的特性以及传统的政府危机管理模式自身所固有的缺陷,已使得国家单中心治理模式日渐式微,必须向现代的公共危机治理转型。与此同时,公共危机治理的利益相关者模式也为公共危机治理的转型提供了一个可操作性的行动指南,它要求在公共危机治理的过程中充分发挥各利益相关者的能动性与合作精神,实现公共危机的复合治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