蒙古族古代断腰袍及其变迁

蒙古族袍服随着时代的不断演变,经历了诸多阶段,款式也千变万化.从服装结构的角度看,蒙古袍可分为断腰袍和直身袍两大类,辫线袍是断腰袍的典型形式.蒙古后期直到元代,断腰袍除在民间使用外,还在宫廷使用,成为代表蒙古族服饰文化的标志性服饰.断腰袍的发展和历史变迁经历了曲折的演变过程,在蒙古族服饰文化史中占有重要位置.     

探析十七世纪中叶法国穿袍贵族的地位

文章旨在考察法国穿袍贵族的形成过程,评析17世纪中叶穿袍贵族与第三等级、佩剑贵族之间的关系,从而揭示其时穿袍贵族尚不具备十分明确的等级归属和身份定位,兼具进步性和保守性的特征,地位稍显尴尬。     

论蒙元时期蒙汉种族融合

蒙元时期蒙古族与汉族的种族融合有两种 :一种为离开蒙古本土前往汉地的蒙古人的汉化 ;另一种为离开汉地前往蒙古高原的汉人蒙古化。     

宋代蓝色的崛起

蓝色是传统五正色、五间色之外的原色,由于至汉代才有颜色义,其地位被青色所代替,且与青色一样有多义的表达。宋代蓝通青、通绿,青蓝常被混用,但另有单独的蓝色,且新出现一批表示蓝色的新词语和创新的“内蓝”。宋人分得清蓝色与青色。宋代有两样以蓝命名的服饰知名度较高：蓝袍,一指新科进士的服装,另指低级官员品服,其虽非官方词语,但在史家记叙朝廷事务时也有使用;萌发于晚唐、流行于宋朝的蓝绶,无中生有,表示入仕和等级较低的官员。鬼神的形象多蓝肤、蓝衣。宋代呈现的蓝色意识崛起迹象,意味着随着社会发展,文化色彩的丰富,人们对色彩辨识度增强,从青色中分辨出蓝色单独命名使用。11世纪,是世界范围的蓝色崛起时代。     

蒙元经略六盘山地区及其影响

蒙元时期,六盘山因地理位置险要,水甘草肥,成为蒙元由此向南进军,攻取四川、云南的指挥中枢和大本营。统治者在这一地区的活动深刻地影响了这一地区：六盘山的地位飙升;移民屯田,生态环境得以明显改善;交通运输业有了较大的发展;民族交流、融合得到加强。这些对以后六盘山地区的历史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     

开创蒙元史籍整理的新时期——读田虎的《元史译文证补校注》

中国的古籍十分丰富,在浩瀚的古籍大漠中,使学者最感头痛的是蒙元史籍。这不但因为蒙元史籍除中国(包括汉文、蒙文、藏文、维吾尔文)外,还有波斯文和阿拉伯文,甚至世界各国学者的多种文字;而且,蒙元时期由于制度本身和文化中多民族因素的存在以及交互影响带来的特殊困难,     

试论回鹘文契约的前后期之分

现存已发现的300余件回鹘文契约,中外学术界大多认为是公元13~14世纪蒙元时期,从契约的具体内容及其历史背景考察,可分辨出时代早晚,从而做出前、后期的区分。前期以"官布"或"棉布"若干个为单位;后期以"中统宝钞"若干锭或金银若干两为单位。前期行用高昌、柳中等唐五县为行政地域界定,后期则无。对买卖土地四至,前期契十分严格,后期契则可有可无。对悔约问题,前期契无悔约受罚条款,后期则须"悔约罚贡"。这些均显示出前期契具有9~12世纪西州回鹘王国时期的特点,后期契属13~14世纪蒙元统治高昌回鹘时期的契约。     

蒙元时期旅游主体之构成初探

蒙元时期承继了唐宋的旅游发展势头,旅游活动兴盛,并在旅游主体的构成中形成了自己的特色。蒙元时期旅游主体由帝王将相、文人学士、商人、宗教人士、国外旅游者和普通百姓构成。其中最主要的部分是前三者,而国际旅游者的活跃,则是此前各朝少见的。     

蒙元时期佛道四次辩论之真相探寻

蒙元时期佛道四次辩论,分别发生在蒙哥汗统治时期的1255、1256、1258年和忽必烈在位时的至元十八年.在蒙元政府的支持下,佛教在四次辩论中打败了道教并最终成为帝国的国家宗教.蒙元政府主持召开辩论的深层目的在于甄别各教优劣、遏制全真教过快膨胀和巩固藏传佛教国家宗教之地位,从中可以看出其制定宗教政策的原则是宗教必须有助于而不能威胁到其统治,考虑境内民族成分和统治区域的变化,要符合蒙元王朝民族压迫、民族歧视的国策.     

大唐一诗侠——李白与任侠

一、大唐一诗侠 在李白“谪仙”、“诗仙”、“酒仙”等诸多美号中,我认为还应再加上一“诗侠”。在唐代诗人中,不仅是他所写的任侠诗篇最多,而且他本人就是唐代有名的一位侠士。且看诗人的自画像: 忆昔作少年,结交赵与燕。金羁络骏马,锦带横龙泉。(《留别广陵诸公》) 风流少年时,京洛事游邀。腰间延陵剑,玉带明珠袍。(《叙旧赠扛阳宰陆调》) 从李白自己的诗中,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头戴高冠,腰佩雄剑,身穿珠袍,坐跨骏马的少年侠士,破纸欲出。这就是“诗侠”李白的自画像。 那么,在李白同时代人的眼中,李白是一个什么样的形象呢?李白的好友“饮中八仙”之一崔宗之写道:     

再释"探马赤"一词及其与"探马赤军"的关系

本文通过参考中外蒙元史家关于"探马赤"一词的不同看法,对其来源和释义进一步加以分析,并且采用元代史实阐述蒙元时期探马赤军的本质与特征.     

认同与建构：蒙元时期语文建设的历史考察

语文建设对蒙元时期的群体性认同产生深远影响。畏兀儿蒙古文的选择和使用促进了蒙古民族的认同形成,八思巴字的创制试图构建超越性的国家认同,北元时期的语文规范化建设最终形成了蒙古民族的现代认同格局。蒙元语文建设具有一定的历史启示意义。     

蒙元流刑考辨

在中国古代刑法史上,蒙元流刑之制有许多独特之处。而相关律典的散佚和文献记载的含混,给我们今天研究此类问题带来了较多的困难。迄今为止,相关论著对蒙元流刑制度设计及运作真相的研究歧异较大。而从实证的角度着手,通过对流刑实际案例的搜辑和梳理,针对蒙元流刑的适用对象、流放地及其特点进行考辨,则能够比较清楚地探明蒙元流刑仍为法定刑之一;蒙元初期沿袭金代流刑之制并加以折代变通;至元八年以后,独具特色的流刑制度逐渐形成;但在司法实践中,变通律令的现象仍十分普遍等问题。     

八儿赤与元代豹猎

八儿赤是蒙元时期的一种职官,本文利用波斯、蒙古文史料,考证出其词源主要来自于突厥语,是蒙古西征的产物。八儿赤的职责包括饲养、训练和捕捉或购买猎豹,同时也是蒙古权贵在猎场上的助手。元朝及三大汗国都设有这一职位。八儿赤制度中包含诸多草原因素,是蒙元帝国二元性的具体表现之一,同时也给定居地区的居民带来了不小的损害。     

剪辫风潮与反清革命

在清朝发辫有着特定的含义,发辫是清朝统治的象征。辛亥革命时期革命党人把剪辫与反清革命紧密相联,以辫喻清,自觉剪辫与强迫剪辫都是反清革命的要求,依法剪辫是建设新政权的需要,推动着剪辫的前进。然而,革命党人使剪辫风潮过于政治化,违反习俗变异的自身规律,不利于剪辫风潮的发展。     

蒙元时期的成吉思汗祭祀地

有关成吉思汗祭祀研究的学术著作和论文很多,但蒙元时期的成吉思汗祭祀地却很少有人提及或涉及不深.从文化人类学视角,以中外考古调查、文献资料为依据,系统论述了蒙元时期的成吉思汗祭祀地.成吉思汗最早的祭祀地应在其生前的肯特山南麓、克鲁伦河河源以北第一斡耳朵所在,元朝时期,作为国家最高祭祀的象征,扩大到元大都、元上都,形成三地并存、定期祭祀的局面.     

蒙元时期汉人世侯文化素质之探讨

蒙元时期的汉人世侯,通过和北方儒士们的长时期的频频接触以及个人的主观努力,其文化素质也逐渐提高,有的喜欢文学、史学、医学和艺术,有的能说国语（蒙古语）,有的喜欢藏书,有的资助儒士们出书,这种文化素质的提高非常有利于动乱环境中汉文化的保存和发展。     

马祖常丝绸之路诗歌创作谫论

马祖常是蒙元时期一位重要的西域少数民族后裔诗人,其丝路诗歌以描绘丝路西北段、吟咏上都、表现大都等地的风光、习俗为主,语言清雅、感情清醇,为蒙元丝路文学由前期歌吟西域转向后期表现北方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蒙元时期的札撒孙

札撒孙在蒙元时期是一种蒙古怯薛官职,过去学界不了解其确切职能.根据新发现的史料《至正条格》和蒙元时期的波斯文史料,可知这一官职的职能主要是为斡耳朵、军队及个人指定平时驻营、战时布阵和大聚会时的位置.在元朝,由于斡耳朵与宫廷重合,因此皇帝在都城时,札撒孙的职能演化为维持宫廷之内及周边秩序,当官帐在两都之间行进时,札撒孙亦需维持斡耳朵的秩序,为其指定驻扎区域和活动范围.元朝既是蒙古帝国的一部分,又是中原传统王朝之一环,导致其札撒孙和与之职能类似的殿中司、留守司两套系统并行.     

蒙元初期的探马赤军问题辨析

本文对国内外蒙元史家在讨论蒙元初期探马赤军的族属、组成、职能和地位等问题中有分歧的看法加以辨析,以期在吸取各位史家思想精华的基础上,进一步展现蒙元初期探马赤军的原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