构建以社会自治功能为导向的农村社会组织机制

本文从健全农村民主管理制度的角度,探讨农村社会组织发育的历史逻辑、核心目标以及社会组织建设与基层民主深化之闽的联动机制等问题.文章认为,农村社会组织建设的历史逻辑和根本动力在于中国现代国家建构中对社会整合的需要;社会组织发育的核心目标是建构社会自治能力,形成农村社会的自我规则化机制;社会组织是农村民主制度深化的重要力量,应该形成与基层民主制度之间的联结机制.     

社会组织治理能力提升的困境与创新路径

作为重要的社会治理主体,社会组织在承接政府转移职能、推动公民社会有序政治参与、改善政府公共服务质量、实现社会和谐发展方面具有建设性功能。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组织发育呈现出加速发展的态势,但在社会转型的新旧体制转换中,由于受传统文化观念的束缚、原有体制的影响、新运行机制的缺失等因素的制约,我国社会组织的发育和成长已陷入体制性困境。培育和强化公众的公民参与意识,清晰认识社会组织的地位和作用;构建政府与社会组织合作机制,提升社会组织的自主运作能力;取消社会组织的非竞争原则和跨地区限制原则,加强社会组织之间的竞争合作关系;创建社会组织孵化机制,构建培育扶持政策体系;建立和完善社会组织法制体系,创新社会组织的监督管理机制,将是提升社会组织治理能力的路径。     

我国农民自组织状况的历史性考察

从历史上看，社会自组织匮乏是中国传统社会一大特征，一般认为，小农经济生产生活方式的抑制和高度集权国家政治权力的禁绝是其最主要的原因。但是，政府行为特征对社会中间组织的影响更值得人们关注。随着农村经济市场化的推进和村民自治制度的实施，我国农村社会发生了历史性的变化。积极稳妥地发展农村各类合作经济组织的任务，已经很现实地摆在我们面前。政府支持但不直接干预，是其健康发展的基本条件。     

中国农村社会保障改革的路径依赖与制度创新

随着中国农村市场化、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发展,农村社会保障制度创新已经成为农村改革的焦点。本文在梳理中国农村社会保障制度变迁过程的基础上,分析了中国农村社会保障制度创新路径依赖的历史和文化因素,及其对当前中国农村社会保障制度创新的影响,提出了当前中国农村社会保障制度创新的基本路径,即只有依靠农村土地制度和农村组织制度的创新,逐渐消解城乡二元社会结构,才能进一步推动中国农村社会保障制度创新。     

试论农村社会的灾变承载能力

长期以来,我国农村社会结构及政府对农村社会经济的管理体制存在诸多弊端。这次SARS流行则暴露出农村社会的灾变承载能力严重不足。政府为控制SARS在农村蔓延,付出了高昂的代价。从理论角度考察,它反映的也是一个社会公正问题。要提高农村社会抵御灾变的能力,惟有中央政府加快制度创新,推动行政制度、土地制度、户籍制度等一系列改革。     

社会管理创新视角下农村社会组织发展困境和路径研究

现阶段农村社会组织发展存在着认识、体制、制度、能力等方面的困境.为此,应完善有关农村社会组织的法律法规体系,转变对农村社会组织的认识,加强对农村社会组织的引导和扶持,规范农村社会组织自身能力建设.     

农村社会组织参与乡村治理：功能、挑战与路径——基于山西省W村的个案研究

加快推进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实现乡村振兴的必然之举,而提升乡村治理能力需要进一步发掘乡村传统治理资源。农村社会组织作为参与乡村治理的建设性力量,有其深厚的历史根源和内在生成逻辑。农村社会组织在提升乡村治理能力上的功能优势主要体现在完善公共参与机制、推动乡村经济发展、优化公共服务供给、提升资源利用效率等四个方面。然而受外部环境、体制机制、自身建设程度等因素制约,农村社会组织参与治理面临多重困境。为了保障农村社会组织功能的充分发挥,必须妥善处理国家主导与社会主体、传统农村社会组织与新型农村社会组织、内部培育与外部引入之间的辩证关系。     

试论农村NGO对农村经济、政治和社会的影响——基于黑龙江省农村NG0研究视角

农村NGO对黑龙江省农村经济、政治和社会的影响是积极的。不过,由于乡村社会环境的复杂性、农村NGO自身的不完善、政府与非政府组织关系尚未理顺等原因又决定了农村NGO会产生一些负面影响——造成农村社会不稳定。政府应进一步转变职能,拓展农村NGO发展空间;加强导向,大力扶持培育农村NGO建设;完善法律,保障农村NGO持续发展。     

农民的合作能力、社会资本与新农村建设

新农村建设真正意义上的主体应该是农民。由于历史因素和农村体制的改革,使农民的社会资本萎缩,农民的合作能力低下,无法实现新农村建设的主体功能。从加强农民的公共精神教育、培育农村社会组织、规范基层政府行为着手,提升农民合作能力,增加农民社会资本存量,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必然选择。     

新型城镇化视域下的农村社区社会资源整合研究

新型城镇化注重内涵式发展,要求城市、小城镇和农村社区协调发展,形成合作互动的新型城乡关系。人力资源、社会资本、社会组织等社会资源是促进农村社会从传统型向现代型变迁的重要因素,在农村社区建设中发挥着重要作用。目前,我国农村社区建设中没有形成有效的社会资源整合机制,存在人力资源匮乏、社会资本发育不足、社会组织发展缓慢等问题。对此,应充分挖掘农村人力资源的潜力,培育农村社会资本;发展农村社会组织,提升其服务能力;创新农村社会治理方式,实现多元主体协同治理,共同促进农村社区发展。     

我国农村养老保险制度的历史演进及其探索

新中国成立以来,农村养老保险制度在不断地探索完善,其历史演变过程可以分为三个时期：农村社会养老的萌芽期（1949～1980年）、探索建构期（1981～2002年）、探索创新期（2003年至今）。国家和政府始终是主导农村养老的制度设计主体。农村养老保险制度考验社会政策的惠民性与政府财政支持力。     

试论农村NGO对农村经济、政治和社会的影响——基于黑龙江省农村NGO研究视角

农村NGO对黑龙江省农村经济、政治和社会的影响是积极的.不过,由于乡村社会环境的复杂性、农村NGO自身的不完善、政府与非政府组织关系尚未理顺等原因又决定了农村NGO会产生一些负面影响--造成农村社会不稳定.政府应进一步转变职能,拓展农村NGO发展空间;加强导向,大力扶持培育农村NGO建设;完善法律,保障农村NGO持续发展.     

政府与市场——对我国“三农问题”的思考

"三农问题"是当前影响我国社会发展的最突出问题之一.三农问题的解决有赖于农村、农业市场的发育和完善,政府应该积极提供多种公共服务支持农业农村发展,并完善各项制度、法律,规范农村市场.在现阶段,过多的行政干预造成政府在农业农村发展中的"越位"现象,阻碍了农业资源自由流动;另一方面,对农业基础投入不足以及制度规范的欠缺造成政府的"缺位"现象,相对加剧了农民负担,使农村缺乏发展后劲.因此必须大力进行体制改革,协调农村农业发展中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以妥善解决"三农问题".     

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筹资机制研究——基于山西省的试点调查

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实行以个人、集体、政府三方缴费的筹资机制。本文基于山西省的试点调查数据,对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筹资机制进行分析,结果发现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筹资机制存在着个人缴费方式、集体筹资模式、政府激励性政策安排等方面的问题。可以通过采取费率制缴费方式、发挥农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的筹资功能以及改进制度中的激励性政策等措施来对筹资机制进行进一步完善。     

转型期农村社会风险及其风险管理体系初探

随着中国社会转型的进一步加剧,我国农村已经进入高风险社会时期,各种社会风险考验着农村风险管理体系的能力。诸如农民个人风险、农村组织风险、农村文化风险等社会风险,都对我国农村社会实现有效管理提出了严峻挑战。因此,必须建立全面的农村社会风险管理体系,切实转变治理理念,实现危险管理向风险管理的转变,健全农村社会风险管理制度,建立农村社会风险预警系统和反馈机制。     

治理视阈中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困境及发展战略

我国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存在着以下困境: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资金投入不足、管理较为混乱;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和农业生产条件改善投入不足;农村人口整体素质偏低,思想观念比较保守,制约了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进一步发展;农村的社会保障与服务制度不健全,等等。对此,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过程中,应强化基层治理,明确政府、农民与社会各主体的角色定位;合理划分政府职能,规范政府行为;加大财政资金投入,强化财政服务意识;打破传统的城乡二元社会结构格局,形成以城带乡新机制;加强农村社会保障制度改革与建设,完善农村社会保障体系。     

农村合作组织的制度构架设计与演进

农村合作组织的制度构架主要由产权制度、分配制度、治理结构制度以及责任制度等构成.农村合作组织的制度演进呈现农村经济合作联社-农民协会-专业合作-股份合作四个阶段,传统制度阴影、现有制度缺陷以及制度变迁成本较高成为农村合作组织的制度演进障碍.促进农村合作组织制度演进的主要措施有:加大对农村合作组织的制度供给的力度;走强制性和诱致性相结合的制度道路;营造制度环境并提供政府援助;以及通过体制创新,构建农村"2+1"新模式;等等.     

中国社会组织成长困境分析及启示——基于文化、资源与制度的视角

我国自改革开放以来,社会组织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和规模发展。但是与发达国家的社会组织发展水平相比,我国的社会组织发展并不理想,陷入了成长困境。以文化为基点,以资源、制度为两翼,以政党、政府、社会三者为主体,来构建我国社会组织发展困境的解释框架,不仅具备逻辑上的合理性,更有着现实中的实践性。根据文化、资源与制度的分析视角,公民文化的缺失与对社会组织文化认同的不足导致了我国社会组织发育的先天困境,进而造成了浅层次上资源供给不足的成长动力困境,以及深层次上制度建构滞后的发展保障困境。根据政党—政府—社会的三元分析模式,解决我国社会组织的发展困境,必须首先解决三者关于社会组织的文化认同问题,进而实现政党、政府与社会三者的有序合作。具体来说,应通过公民文化培养来达成执政党对社会组织的文化认同,使社会组织成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实现人民民主的有力工具;通过拓展政府与社会组织的合作渠道,获取社会组织发展的资源渠道支撑;通过继续以加强配套法律建设与制度建设这种传统的路径为切入点,逐步破解我国社会组织发展的保障困境。     

农村劳动力转移:从"推拉模型"到"三力模型"的设想

“推拉模型”是解释农村劳动力流动原因的著名理论。但是,该模型存在着忽略劳动者能力、政府的社会改革行为对劳动力转移的影响等缺陷。鉴于中国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实际情况,本文提出了“三力模型”。该模型认为,市场因素、政治与行政制度安排和劳动者能力是影响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三大因素。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期,市场、政治与行政制度和劳动者能力在推进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过程中必然会遇到各种制度性障碍。破除这些制度性障碍,促进劳动力有序、顺利转移离不开政府管理模式改革与转型。     

新中国成立后侗款与侗族地区社会治理的历史变迁

新中国成立后,侗款组织(老人协会)与侗族地区现代社会治理主体(村支两委)发生了历史性的嬗变:从社会主体层面来看,绝大多数村寨中村支两委处于领导和支配的作用,而老人协会起着配合和协助的作用;从社会治理制度来看,现代政府社会管理制度在乡村社会治理中起着主导和支配的地位,而村规民约在村寨社会发挥着非常重要作用,弥补了现代社会制度在乡村社会管理中的不足;从社会治理主体互动方式来看,主要有乡村社会村寨治理主体间的互动和乡规民约制定主体间的两者互动方式;从社会治理效果来看,老人协会(村规民约)与村支两委(现代制度)有效互动,社会治理效果良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