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非法证据在刑事诉讼中的证明力

刑事诉讼中非法证据的证明力,也就是非法证据应否采纳为定案依据的问题,一直是法学理论与实践中非常重要的问题。刑事诉讼中非法证据的证明力问题涉及到刑事诉讼程序两大价值基本目标——犯罪控制与人权保障。本文从非法证据的概念谈起,对中外非法证据制度理论与实践情况进行简单的评述,并对完善我国非法证据排除制度提出参考意见。     

民事诉讼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探究

在民事诉讼中关于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形成与发展晚于刑事诉讼,而且相关法律对该规定也甚少,有关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研究理论界也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在我国民事诉讼法中,也没有规定民事诉讼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排除和采信民事诉讼非法的证据是司法实践中非常严肃的问题,文章在研究民事诉讼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存在价值的基础上探讨其运行原则,对构建我国民事诉讼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具有重要意义.     

论我国刑事诉讼证人制度

证人证言是各国司法实践中非常重要的一项内容 ,也是我国刑事诉讼法中明文规定的 7种证据之一 ,对刑事诉讼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我国刑事诉讼的相关法律法规也有一些明文规定 ,但是其中也有很多不足之处。本文从分析我国相关的规定入手 ,指出了我国当前刑事诉讼证人制度的不足 ,并提出了一些改进建议。     

完善刑事诉讼证据规则之我见

刑事诉讼证据规则是规范刑事证据运用的基本准则。而在现行刑事诉讼法增强了控辩双方的对抗力度、强化了控方的举证责任的背景下,如何规范公、检、法在刑事诉讼中对证据的收集、运用,提高刑事证据的证明力,提高刑事案件的质量,以实现惩罚犯罪和保障人权的平衡,便成为刑事诉讼活动面临的一项重要课题。有鉴于此,本文在对刑事证据规则进行一般考察的基础上,就如何完善我国刑事诉讼证据规则,对有关证据规则的立法现状、司法实践中存在的问题、改革和完善的基本路径及其运用问题进行分析与探讨。     

赋予监察证据以刑事证据资格研究——以《监察法》第33条第1款为中心

国家监察体制改革后,监察证据既无法通过《刑事诉讼法》第54条第2款获得刑事证据资格,也无法通过证据转化规则获取刑事证据资格,加之《监察法》对监察证据合法性从注重证据形式合法性向重视实质合法性的转变,构成《监察法》第33条第1款的重要立法原因。监察调查程序在确保证据真实性上与刑事诉讼程序并无差别。可以在刑事诉讼中作为证据使用的监察证据,应当与刑事证据的证据形式相同或相对应。     

论我国刑事诉讼证人制度

证人证言是各国司法实践中非常重要的一项内容,也是我国刑事诉讼法中明文规定的7种证据之一,对刑事诉讼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我国刑事诉讼的相关法律法规也有一些明文规定,但是其中也有很多不足之处.本文从分析我国相关的规定人手,指出了我国当前刑事诉讼证人制度的不足,并提出了一些改进建议.     

论运用刑事证据的价值取向

刑事诉讼的一系列活动是围绕着证据展开的 ,学界和实际工作部门对证据的价值判断存在两种不同的认识 ,即客观真实与法律真实之说 ,就现代刑事诉讼的证据理念和发展趋势来看 ,刑事诉讼证据应当选择法律真实为其价值的取向     

监察与司法衔接中的证据问题研究

《监察法》对监察证据在刑事诉讼法中可以作为证据使用的规定,确立了监察证据进入刑事诉讼的证据资格,卸去了司法机关对监察证据再次收集的取证负担。但进入刑事诉讼后的监察证据仍然要接受证据能力和证明力两个方面的审查才能作为最终定案的根据。对监察证据证据能力的审查主要适用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不可靠证据排除规则以及瑕疵证据排除规则;对监察证据证明力方面的审查主要以《监察法》及其条列中具体的取证程序为依托,结合最高法院司法解释中对各类法定证据的审查判断标准展开,同时应将口供补强规则"置入"监察取证阶段。     

刑事与监察证据衔接下的法解释学检视

为准确理解职务犯罪案件证据的衔接与适用，需要运用法解释学的方法对该条例加以检视，《监察法实施条例》的出台标志两法在证据衔接上迈向新的台阶。进行解释前，应当明确主观论的法解释学立场。《监察法实施条例》在证据衔接上有其自洽的逻辑体系，具体而言，包括三种类型:证据准入规范类型、证据取得规范类型以及证据排除规范类型。证据准入规范涵盖的证据种类均可进入刑事诉讼作为证据使用，其中第六十九条的规定创设了双向衔接规范；证据取得规范不包含证明标准规则；证据取得规范从积极方面规定了证据收集、取得方法应当“对标”刑诉法；证据排除规范则从消极方面规定了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监察人员以非法方法取得的供述在刑事诉讼中应当排除。      

信息、证据与刑事诉讼——从信息的视角看我国刑事诉讼中的证据

刑事证据是整个刑事诉讼的核心,刑事诉讼的过程都是围绕着刑事证据来进行的.但归根结底,证据不过是信息的一种表现形式.在刑事诉讼过程中,审查与判断过程,也就是信息的传递、变换与处理的过程.司法人员对刑事证据的收集、保全、审查与判断证据是一个主客观统一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证据和案件事实都是客观存在的,证据与案件事实之间的联系也是客观存在的,而司法人员的主观认识能否如实地反映客观,     

完善我国刑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新思考

刑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对防止违法取证行为、保障公民人权具有重要作用,我国宪法、刑事诉讼法和相关的司法解释对刑事非法证据的排除作出了规定,但仍存在着非法证据排除缺乏统一的立法体例、排除非法证据的规定不够全面、非法证据排除的程序不够详细、没有建立起非法证据排除的配套制度等问题,应该在立法上加以完善。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确立后侦查工作变革之展望

新刑事诉讼法明文规定了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从证据收集的角度对非法证据进行了界定,将非法证据分成两种类型:一种是以侵犯公民基本权利的手段收集的证据;另一种是并未对公民的基本权利构成侵犯,但违反刑事诉讼法规定的程序收集的证据。因此,不同于其他国家以人权保障为要旨,我国刑事诉讼立法对于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具有多方面的功能期待,对侦查工作提出了新的要求,也必然会推动执法意识、程序规则、侦查体制等多方面的变革与完善。     

论非法物证的可采性

非法物证能否作为定案根据,表征着一国的法治文明程度。我国一直对此持肯定态度。究其原因,主要在于立司法体制的不完备及认识上的误解。制度建设要考虑制度环境,设立证据排除法则不能盲目照搬或脱离国情,应当在成本和效益的经济分析基础上确定具体对策。适当的态度是:不绝对排除非法物证的可采性,但应严格限制非法物证的可采性。     

刑事诉讼中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成本效益分析

刑事诉讼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是刑事证据制度中的重要内容。文章主要从成本与效益的视角对之进行考察,认为这一证据规则的成本主要在于立法、司法及一定程度实质正义的丧失,而它的效益体现在维护法律的权威、促进司法公正的实现、保障人权以及具有的社会教育意义。通过对比分析得出结论,认为我国应确立非法刑诉证据排除规则,并对如何确立我国的非法刑诉证据排除规则提出了立法建议。     

刑事非法证据排除制度分析

我国法律对刑事非法证据排除制度相关规定存在严重的不足,主要表现为对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规定过于简单、笼统。欠缺禁止非法证据的最重要的、切实可行的、具体的排除规则和制裁。因此,借鉴国外对非法证据排除制度的相关规定,并结合我国现阶段的实际情况,来完善我国的刑事非法证据排除制度具有重要意义。     

论“反复自白”的效力

在刑事诉讼中,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可能反复自白,形成多份甚至十数份口供,而一旦出现刑讯逼供等非法取供问题,则是否排除以及如何排除反复自白遂成为困扰实务界的难题。反复自白应当排除,并非基于"毒树之果"规则,而是因为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具有延续效力。从我国现行司法体制和刑事诉讼机制出发,对反复自白应当坚持全部排除的观点,即只要刑讯逼供等非法取供行为一经查实,则犯罪嫌疑人所作的全部有罪供述均应无例外地一体排除。反复自白排除后,在对遭受刑讯逼供的被告人提供心理辅导的前提下,法官可以重新依法对被告人展开讯问,若被告人仍作出有罪供述,该口供可以作为定案根据。     

反贪侦查中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现实应对

新刑事诉讼法在总结实践经验的基础上进一步规范和完善了我国非法证据排除规则。该规则的确立和应用将对反贪侦查工作带来巨大的影响和挑战,也将对办案人员的素质提出更高的要求。要保障反贪侦查工作依法、持续、健康开展,就必须对非法证据排除规则进行理智辩证的对待、认真细致的研究和积极主动的应对。以章国锡受贿案为透视,提出了在反贪侦查工作中,严格执行收集证据的禁止性规定,全面落实全程同步录音录像制度,提高侦查人员出庭作证的应对能力,建立非法证据排除的预警机制和做好证据的事后补正等应对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之对策。     

对我国确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思考

刑事诉讼的两大基本价值是惩罚犯罪和保护人权。非法的方法收集证据，往往是以牺牲犯罪嫌疑人的个人权利为代价，其结果使刑事诉讼的两大基本价值不能很好的兼顾。在比较研究各国相应规则的基础上，对我国的立法和司法现状进行分析，建议确立适合我国国情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     

论我国刑事侦查权控制机制的完善——兼评外国刑事侦查权控制机制

刑事侦查权的控制机制是防止侦查权滥用的重要手段.比较研究发现,西方法治较为成熟的国家的侦查权控制机制主要有司法令状控制模式、司法救济控制模式和非法证据排除控制模式,这些模式的设计体现了权力制约的宪政精神,符合正当程序的诉讼原理,有利于保障当事人的人权.相比之下,我国侦查权控制机制的设计则存在诸多不尽合理地方,有必要借鉴国外立法中的有益做法,对侦查权控制机制加以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