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税对加工贸易企业竞争率影响因素的实证研究

笔者采用1998~2011年的关税数据和加工贸易出口企业相关时间序列数据作为样本,实证考察我国贸易自由化对加工贸易出口竞争力的显著性影响。研究结果表明,我国关税减让对加工贸易企业的竞争力有显著的影响。一方面,可能是因为关税减让所带来的竞争效应,提高了整体全要素生产率指数水平,而技术创新水平尤为突出;另一方面,是关税减让所带来的成本效应提高了企业的生产率提高,增强了其对外的竞争力。     

中国制度改革对经济增长的贡献

本文将制度改革细分为市场化进程和政府治理两部分,并利用市场化进程相对指数,公职人员-财政比率和腐败指数等定量考察了制度改革对全要素生产率和经济增长的贡献。实证的结果显示,中国制度的改革和完善程度每提高1%,经济增长提高19.61%,其中市场化进程贡献13.85%,政府良治贡献5.76%。就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而言,制度改革和完善所带来的资源配置效率的改善的作用明显强于企业的研发与创新,说明制度改革仍是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和促进经济增长的重要途径。     

技术进步偏向性变动对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影响

基于CES生产函数分解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考察技术进步偏向性对要素结构和全要素生产率的作用效应,证明技术进步偏向性变动会通过改变要素结构从而影响全要素生产率增长。数据显示,我国整体经济和东中西部地区技术进步偏向于资本程度逐年减弱;技术进步偏向性变化趋势提高了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且技术进步偏向性与要素结构适配性逐年增强,并呈现出愈加有利于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趋势。     

提高全要素生产率 再创浙江制造新优势——基于2006～2015年浙江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分析的咨询建议

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是浙江制造业质量提升、效率优化、结构调整、动能转换的主攻方向,对浙江加快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具有重要的引领作用。针对浙江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分析中反映的趋势与问题,建议以增强要素配置效率为重点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以高端化品牌绿色化为导向强化制造业结构调整,加快市场化改革激发民营企业创新创业活力,激励实体企业加大对研发创新和技术改造的投入。     

R&D影响全要素生产率的行业异质性——来自中国制造业的经验证据

RD是提高全要素生产率的重要途径,RD投资对全要素生产率的促进效果会由于行业性质的差异而有所不同。本文在RD资本存量的基础上,测算了产业间、国际贸易和FDI三种渠道下的RD资本溢出以更为全面地考察研发投资的作用,进而以2000—2009年中国制造业数据为样本实证检验了RD影响全要素生产率的行业异质性,结果发现:在资源加工业和机械电子业中,RD投资和产业间RD溢出推动了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但国际贸易与FDI渠道下的RD溢出对全要素生产率具有一定的抑制作用;对于轻纺制造业来说,RD投资并没有转化为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来自产业间、国际贸易和FDI的RD溢出却都有助于其生产率改善。     

环境规制、投资效率和企业全要素生产率

环境规制与经济效率的关系及其作用机制,是更好地推动绿色发展的关键。波特假说给出了环境规制改进经济效率、提高企业竞争力的理论基础。以各省份环境法律法规逐年累计值来表征环境立法,各省份排污费征收强度来表征环境执法,实证检验了两类环境规制(环境立法和环境执法)对制造业上市公司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以及投资效率的中介效应。研究发现,样本期强化环境规制能够促进制造业上市公司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而且,投资效率发挥着部分中介作用,不过,企业规模、上市企业环保核查行业分类不同的企业存在异质性;其中,环境立法能够通过提升投资效率对大型企业、非重污染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发挥积极作用,而环境执法通过提升投资效率对中小型企业、重污染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发挥积极作用,此外,异质性的影响机制也有所不同。     

国际性无形技术外溢与中国全要素生产率——基于分位数回归的实证研究

考虑国际性技术外溢中技术外溢方和吸收方互动因素的基础上,本文测算了我国各省吸收同化的无形国际性外溢R&D存量,将其代入Coe和Helpman推导的内生增长模型中,利用我国各省的面板数据估计了自主R&D存量和无形国际性外溢R&D存量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弹性系数,同时,应用了分位数回归分析了无形国际性技术外溢对TFP的贡献随着各省市TFP的分位点的变化而变化的趋势。研究结果表明,自主R&D投资显著促进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是我国各省技术进步的主要推动力;无形的国际性技术外溢同样促进了各省的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但其作用要小于自主R&D投资对各省全要素生产率的推动作用。分位数回归结果进一步表明,随着各省市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无形的国际性技术外溢对各省全要素生产率的促进作用逐步降低。     

对外直接投资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空间效应影响

基于2004—2016年中国30个省（市、自治区）的面板数据,通过空间杜宾计量模型（SDM）实证研究了对外直接投资（OFDI）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空间效应影响。结果显示：各地区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及其分解项存在明显的地区差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绿色技术进步和绿色效率变化存在显著的空间相关性;OFDI逆向技术溢出能够显著的促进本地区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提高,并且存在显著的空间溢出效应;FDI技术溢出对绿色技术进步具有显著的正向推动作用;进口技术溢出和自主研发能够显著促进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和绿色技术进步的提升;环境规制强度对我国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具有非线性影响。     

基于Malmquist生产率指数的R&D投入对制造业影响评价

首先运用基于DEA的Malmquist生产率指数对中国制造业各行业全要素生产率、技术效率和技术进步进行了测算,发现产业的技术密集度越高,技术进步、技术效率和全要素生产率指数增长越高.然后对具有较高R&D密集度的高技术产业,考察各种不同R&D活动的作用,发现企业内部R&D主要通过提高技术进步、公共R&D主要通过推进技术进步对高技术产业要素生产率的提高产生显著影响,外资活动仅对技术效率的增长产生影响,未能产生明显的技术扩散效应.     

中国经济波动的解释:投资冲击与全要素生产率冲击

本文利用产出缺口、投资缺口和全要素生产率缺口度量了宏观经济、投资与全要素生产率的波动,并简要分析了1978～2002年间我国宏观经济、投资与全要素生产率的波动特点,然后利用脉冲响应函数、线性回归和格兰杰因果检验分析了经济波动对于投资波动和全要素生产率波动冲击的动态反应,投资波动和全要素生产率波动冲击对经济波动的影响力度和三者之间的因果关系。分析表明,(1)1978～2002年间我国的产出缺口、投资缺口和全要素生产率缺口都出现了波动水平正负交替的古典周期情形,其中投资缺口波动更为剧烈且变化步调相对超前;(2)投资波动冲击和全要素生产率波动冲击对于解释我国宏观经济波动成因都非常重要,其中全要素生产率波动对宏观经济波动的影响力度更大但时滞较长。     

模块化、产业标准与创新驱动发展——基于战略性新兴产业的研究

在创新驱动发展背景下,中国需要高效的产业组织提升自主创新能力,占领全球产业链高端.模块化产业组织实现了生产要素的动态融合,使创新自发地涌现,有利于中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实现.产业组织模块化是一个产品契约和要素契约的动态融合过程,有初始融合成本,高效产业标准能降低融合成本.构建GMM动态面板数据模型研究产业组织模块化对战略性新兴产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实证研究发现:模块化会降低当期的全要素生产率,但会提高滞后期的全要素生产率;公共品性质的产业标准对全要素生产率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而非公共品性质的产业标准对全要素生产率有显著的负向影响;模块化程度对技术效率的正向影响比较显著;1G-3G移动通讯技术标准对相关产业全要素生产率有较显著的影响;产业环境变量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各不相同.     

全要素生产率视角下哈尔滨市经济增长的对策建议

着力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既是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高社会生产力水平的重要途径,同时也是奋力走出哈尔滨老工业基地振兴发展新路子的必然选择。本文通过对哈尔滨市全要素生产率的测算,确定了经济增长仍属于典型的要素投入驱动型。为提升全要素生产率,实现哈尔滨经济提质增效,需要在体制机制、产业结构、技术进步、区域布局、人才培养和环境建设等多个方面采取推进措施。     

金融改革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研究——基于五个国家级金融改革试验区的经验数据

本文通过对五个国家级金融改革试验区的数据进行分析,基于"反事实"的合成控制法实证考察了金融改革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除了广东的拟合数据不理想不能进行相应的测算外,其余四个金融改革试验区中,浙江和云南两个省内改革区的改革措施可以改善改革区域内的全要素生产率,而福建和山东两个省内金融改革区则没有对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产生较大影响。这说明浙江温州试验区发展民间借贷的改革措施有效的通过拓宽中小企业的融资渠道,增强中小企业的创新能力,实现全要素生产率提升。对云南试验区进一步实证研究发现：云南金融改革试验区成效显著,跨境业务等相关业务的创新改善企业"走出去"的融资困境,使更多的先进技术通过逆向溢出的方式传回国内,实现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而福建和山东的改革目前并没有起到促进研发创新的作用。上述结果不仅完善了金融改革对全要素生产率影响的研究,为当前金融改革提供了有效的数据支持,并对金融改革政策的制定和实施的有一定的启示作用。     

管理效率、质量能力与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基于“中国企业——劳动力匹配调查”的实证研究

对于现阶段中国经济而言,如何加快供给质量升级是一个不容忽视的重要问题。在系统梳理现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本文运用"中国企业—劳动力匹配调查"(CEES)所提出的企业供给侧质量能力的一般性测度方法,围绕管理效率、质量能力与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逻辑机制问题展开全面的实证研究。基准回归结果表明:与管理效率相比,质量能力对于全要素生产率提升具有更强的直接效应;管理效率则主要通过提高质量能力而对全要素生产率产生间接影响。在此基础上,工具变量法、处理效应模型的实证检验发现:质量能力升级对于全要素生产率具有显著的正向因果效应。运用倾向得分匹配的识别策略,研究进一步发现:管理效率是提升中国企业质量能力的重要途径,而产品质量竞争力、质量要素配置状况则是管理效率推动质量能力升级的两个重要渠道。     

基于Malmquist生产率指数的R＆D投入对制造业影响评价

首先运用基于DEA的Malmquist生产率指数对中国制造业各行业全要素生产率、技术效率和技术进步进行了测算,发现产业的技术密集度越高,技术进步、技术效率和全要素生产率指数增长越高.然后对具有较高R&D密集度的高技术产业,考察各种不同R&D活动的作用,发现企业内部R&D主要通过提高技术进步、公共R&D主要通过推进技术进步对高技术产业要素生产率的提高产生显著影响,外资活动仅对技术效率的增长产生影响,未能产生明显的技术扩散效应.     

数字普惠金融、企业家精神与全要素生产率

利用中国2011-2016年城市面板数据，以企业家创新精神与创业精神为中介变量，从理论与实证两方面考察数字普惠金融对全要素生产率的作用。研究发现，数字普惠金融发展能够显著促进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且在控制内生性、更换金融发展指标以及剔除特定样本等稳健性检验以后，结论依然成立；机制分析表明，数字普惠金融会通过影响企业家创新精神与创业精神促进全要素生产率提高，且中介效应检验表明企业家精神承担了部分中介效应；数字普惠金融对全要素生产率的促进作用更多的体现在技术进步上。该结论进一步丰富了数字金融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研究，为推进金融数字化转型和中国式现代化提供了理论支撑。     

民间投资视角下环境规制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研究

既有文献较少关注民间投资在波特假说实现过程中发挥的关键性作用。本文采用2007—2017年的省级面板数据，通过方向距离函数对中国绿色全要素生产率进行测度。以民间投资为中介变量和门槛变量，研究了环境规制、民间投资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1)环境规制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之间存在“U”型关系，中国处于拐点左侧，只有提高环境规制强度才能促进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提升；(2)民间投资的中介效应显著，环境规制与民间投资呈现显著的“U”型关系，加大民间投资能够促进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提升；(3)民间投资具有门槛效应，当民间投资水平较低时，环境规制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负相关且不显著，只有当民间投资水平较高时，环境规制才能显著促进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边际效应随民间投资的增长而递增。本文结果表明，民间投资发展是推动“波特假说”实现的必要前提。     

重点产业政策、资源重置与产业生产率

产业政策是否有效提升了产业生产率是产业经济实践领域一个关键的实证问题。本文整理了中国省份五年规划的重点产业政策信息,基于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计算了省份制造业二位码产业全要素生产率,实证检验了重点产业政策对生产率的影响。我们发现,地方政府的重点产业政策总体上显著提高了地方产业的生产率;重点产业政策对产业生产率的影响程度在不同产业类型上具有显著差异;将资源导向生产率增长率更高企业的程度不同导致了重点产业政策的资源重置效应因产业类型而异。本文的发现意味着,政府提高重点产业政策生产率效应的一个有效途径是,提高产业内部企业之间资源重置效率。     

关联交易、资本错配与全要素生产率

选择2009—2020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数据,分具体职能对全要素生产率进行研究。研究发现：关联交易效能异化后的大股东“掏空”及盈余管理显著抑制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作用机制上,大股东“掏空”、盈余管理的抑制作用受资本错配严重程度变得更加明显;同时,资本错配在其中发挥部分中介作用。进一步分析企业性质的影响后发现,相较民营企业,国有企业的大股东“掏空”对全要素生产率不存在明显抑制关系,而其他职能中无明显差别。     

出口与中国本土企业生产率——基于江苏制造业企业的实证分析

运用来自江苏省本土制造业企业微观数据,通过构建一个测度企业生产率的综合指标体系,利用联立方程计量方法,在解决企业出口和生产率之间内生性基础上,本文实证考察了企业出口与生产率之间的相互关系。研究表明,就测度企业生产率的全要素生产率(TFP)指标而言,出口虽然不是促进中国本土企业TFP增长的因素,TFP却是促进中国本土企业出口的因素;就作为测度企业生产率的资本生产率(S_K)要素生产率指标而言,S_K不仅促进了中国本土企业的出口,同时,出口又促进了中国本土企业的S_K的提升;就作为测度企业生产率的资本—劳动比率(K_L)单要素生产率指标而言,K_L不仅促进了中国本土企业的出口,而且,出口也促进了中国本土企业K_L的提升。更进一步,我们按企业规模和按产品特性分组划分,深入研究了企业出口与生产率的相互作用关系,发现不同规模与不同产品特性的企业出口与生产率关系,存在显著差异。这就为从更深入角度全面考察企业出口与生产率之间可能具有的复杂相互关系,提供了来自类似中国这样发展中大国的经验证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