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同黏性对中国经济波动和货币政策的影响——基于贝叶斯估计的新凯恩斯DSGE模型

考察了中国宏观经济波动和货币政策.研究结果显示:包含3种黏性机制的DSGE模型比传统的仅含一种黏性机制的DSGE模型能更好地拟合和解释中国现实经济特征;黏性信息企业占中国全部企业54.01％,混合黏性价格企业占43.63％,弹性价格企业占2.36％;不同黏性机制下,外生冲击对经济变量波动的解释度存在显著差异,并且经济变量对外生冲击的脉冲响应及动态调整路径存在显著差异;对不同黏性机制行业的通胀做出系统性反应能够提高中国货币政策有效性.     

不同黏性对中国经济波动和货币政策的影响——基于贝叶斯估计的新凯恩斯 DSGE 模型

考察了中国宏观经济波动和货币政策． 研究结果显示: 包含 3 种黏性机制的 DSGE 模型比传统的仅含一种黏性机制的 DSGE 模型能更好地拟合和解释中国现实经济特征; 黏性信息企业占中国全部企业 54． 01% ,混合黏性价格企业占 43． 63% ,弹性价格企业占 2． 36% ; 不同黏性机制下,外生冲击对经济变量波动的解释度存在显著差异,并且经济变量对外生冲击的脉冲响应及动态调整路径存在显著差异; 对不同黏性机制行业的通胀做出系统性反应能够提高中国货币政策有效性．     

中国货币政策对美国的溢出效应研究——基于两国开放经济DSGE模型的分析

本文构建两国开放经济新凯恩斯主义DSGE模型,模型包括家庭、厂商、货币当局三个部门,采用贝叶斯估计方法对模型的动态参数进行估计,货币当局采用两种货币规则,一种是利率规则,另一种是货币供应量规则,分别在两种货币规则的情况下,实证分析中国货币政策对美国的溢出效应,结果表明,两种货币规则下的中国货币政策对美国经济变量的溢出方向都是相同的,但是在溢出大小方面还是有差异的,中国货币供应量增加导致的利率下降对美国利率的溢出明显大于在利率直接下调情况下对美国利率的溢出;中国货币供应量政策平滑性明显不如中国利率政策,中国在利率规则下对通货膨胀、产出、汇率的关注程度远远超过在货币供应量规则下的关注程度。因此,从中国货币政策的国内目标以及国际货币政策协调角度而言,泰勒规则比较适合中国当前的经济状况,能够在实现稳定物价和经济增长国内目标的同时,降低对美国宏观经济变量的冲击。     

我国近年来货币政策有效性的分析

货币政策是重要的金融宏观调控手段,货币政策有效性的分析对于我国货币政策的制定和国民经济的发展的作用十分重要。实践证明,央行在制定、执行货币政策上不断走向成熟,进行宏观金融调控的能力不断提高,我国货币政策是卓有成效的。     

部门冲击和整体冲击的经济影响分析——基于改进的中国7部门DSGE模型的数值模拟

本文建立了引入了两种资本品不可替代、劳动投入不完全替代和整体冲击的改进的7部门DSGE模型,根据脉冲响应结果具体分析了冲击沿部门的传导机制,并对比分析了部门冲击和整体冲击的经济影响,指出经济周期中观察到的各部门产出共动性的特征更多是整体冲击作用的结果,并指出多部门模型中部门冲击对总产出波动的模拟和单部门模型对总产出波动的模拟结果基本一致,因此利用单部门模型刻画总产出的变化是一种可行的简化。     

我国房地产市场与货币政策有效性研究

房地产价格通过一系列的机制与渠道,对一国中央银行的货币政策体系产生重要的影响。房价波动对于一国货币当局所适用货币政策体系的影响是全方位的,房价的波动日益成为一国宏观经济的晴雨表。本文通过分析我国房地产市场的相关数据,对货币政策的有效性与房地产市场的相互影响进行研究。     

货币政策调控效果与股市财富效应研究——基于中国混合型货币政策的DSGE模型北大核心CSSCI

本文构建了包含四个主体的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研究了中国混合型货币政策对经济的调控效果和对股市财富效应的影响。本文创新点是考虑了更加贴近中国货币政策实践的混合型货币政策,并在DSGE模型中纳入股票市场,从家庭需求端出发研究了混合型货币政策通过影响股价进而影响居民消费的传导机制,并采用中国宏观经济数据对模型进行参数校准和估计。研究发现,在混合型货币政策框架下,技术进步能够提高总产出和改善货币流动性,还能够提升股价和消费水平,实现帕累托改进;混合型货币政策短期内能够提高总产出、通货膨胀、股价和消费;股市财富效应与持有股票的家庭的消费水平高度相关,股价上升时家庭会增加当期消费以提升家庭存续期间的总效用,反之亦然。最后,本文提出了将股市纳入货币政策调控框架,加快货币政策向价格型转型,发挥股市作为货币政策的传导渠道和支撑实体经济作用的政策建议。     

货币政策有效性的实证研究

货币政策是政府通过对国家的货币、信贷以及银行体制的管理来实施的,是中央银行采用各种工具调节货币供求以实现宏观经济调控目标的方针和策略的总称。而货币政策的有效性,就是考察货币政策作为能动的政策变量,通过货币政策工具的操作能否实现既定的货币政策目标,也就是货币政策对实体经济有没有影响,即货币供给变化是否导致实际经济变量变化的问题,这实际上涉及到货币中性的问题。本文对此进行实证研究。     

燃油税、融资约束与企业行为——基于DSGE模型的分析

征收燃油税在实现节能减排的同时也会增加企业的财务负担。如何在保护环境的同时减少对经济的冲击,有赖于对燃油税的科学评估。本文构建了一个包含燃油税和融资约束的随机动态一般均衡模型,并基于1995年第1季度至2018年第2季度的数据对相关参数进行了校准和估计,系统考察了融资约束下征收燃油税对环境经济以及企业行为的影响。研究结果发现：征收燃油税对促进节能减排有显著效果;但同时也会抑制消费、投资和产出,增加失业,对经济产生负影响。此外,融资约束会通过金融加速器的作用放大燃油税冲击的影响。而且,当融资约束越强时,降低燃油税对经济的刺激作用也越明显。     

中国市场化改革三十年回顾

改革开放已经走过了30年的历程.回顾波澜壮阔的改革历史,我们深为开拓、奋斗的民族精神而骄傲,为祖国辉煌、惊人的进步而自豪.按照历史的脉络,30年市场化改革可以划分为"改革的起步"、"改革的初步进展"、"改革的全面推进"、"改革的进一步深化"四个阶段.     

货币政策作用的有效性和非对称性研究

货币政策的非对称性主要是指货币政策在经济周期的不同阶段具有不同的作用效果。通过对货币政策状态（扩张性和紧缩性）的度量，我们检验发现在我国经济运行当中，紧缩性货币政策对于经济的减速作用大于扩张性货币政策对于经济的加速作用。因此，在经济收缩阶段应该实行稳健性货币政策来规避金融风险和防范通货膨胀，采用积极财政政策刺激投资需求和消费需求，以保持经济的快速稳定增长。     

基于TVP-VAR模型的信心、货币政策与中国经济波动研究

企业家信心和消费者信心在宏观经济的发展中扮演着重要角色,而企业家信心和消费者信心往往为传统的货币政策文献所忽略。本文将企业家信心和消费者信心纳入能够反映时变特征的TVP-VAR模型中,研究中国经济波动的时变成因,研究结果表明：（1）企业家信心和消费者信心的提高扩大了内需,并通过影响货币政策中介变量推动了宏观经济的发展。（2）公众会通过货币政策的调整对未来进行预期,因此,货币政策的调整能够影响企业家信心和消费者信心,进而对内需产生影响。（3）从时变角度看,企业家信心的单位正向冲击在整个样本区间内均会促进经济的增长,货币增长率的提高在短期内对经济增长率有促进作用,在长期内会阻碍经济的增长,消费者信心、利率与经济增长率在短期内呈反向变动的关系,在长期内呈正向变动的关系。     

基于非线性VAR模型对我国货币政策非对称作用效应的实证检验

本文基于1990年1月至2008年12月间的月度数据,利用Logistic平滑迁移向量自回归(LSTVAR)模型来描述和检验我国货币政策作用机制中是否存在非对称效应。LSTVAR模型的估计和脉冲响应函数结果表明,我国实际产出序列和通货膨胀率过程对货币冲击的动态反应随着冲击方向、规模以及经济周期阶段的变化而改变,货币政策对实际产出和价格水平的作用具有非对称性,这说明总供给和总需求之间存在着非线性关系。     

通胀预期与央行货币政策有效性

不同通胀预期状态下货币政策有效性有何差异？本文试图采用Logistic平滑转换结构向量自回归模型来回答上述问题。我们以央行未来物价预期指数来度量通胀预期,基本结论如下:(1)短期来看,在低通胀预期状态下,货币政策对促进经济增长和增加就业相对更有效;(2)而对于通货膨胀影响方面,在高通胀预期状态下,货币政策对物价的冲击相对更快显现出来,而在低通胀预期状态时,货币冲击对物价水平的影响存在通货膨胀惊吓现象,即初期表现为低通胀,甚至通货紧缩,然后显现正向效应,在大约11期之后正向效应达到最大,且对物价影响力度往往大于高通胀预期状态下的货币政策冲击效应。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宏观经济政策的演进与创新

改革开放以来,伴随着经济体制改革不断深化和我国经济发展阶段性变化,宏观经济政策表现出不同的阶段性特征。本文以此为线索,追索中国改革开放40年宏观政策的演进过程,并探讨在新的发展阶段创新和完善宏观政策的有关问题。     

改革开放四十年中国产业政策演进与发展——兼论中国产业政策体系的转型

改革开放之初,日本成功实施产业政策的经验在中国引起各界关注。随后,中国开始制定实施产业政策,并以此推动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型。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与经济快速发展,中国的产业政策经历了一个由计划管理与选择性产业政策混合的产业政策体系向以选择性产业政策为主体、以功能性政策为辅助的产业政策体系转变的过程。十八大以来,中国的产业政策开始重视功能性产业政策与创新政策的运用。总体上看,中国的产业政策越来越注重市场机制的作用,但仍保留了大量直接干预市场的措施,由此带来的不良政策效应日趋突出。当前,中国应转为实施以功能性政策为主体的产业政策体系,重在完善市场机制、维护公平竞争、促进创新、推动产业绿色与包容性发展。     

中国产业升级的演进与政策选择——基于产品空间的视角

本文基于产品空间理论,利用1995～2016年出口数据描述了中国产品空间变化和产业升级演化过程,勾画了中国未来产业转型升级的可能方向。研究发现:(1)中国具有比较优势的出口产品逐渐从产品空间的外围向中心扩张;(2)新兴产品的出现符合产品空间理论中的临近原则,距离已有优势产品越近,边际产品转化为新兴产品的概率越高;(3)通过把出口产品空间对应中国经济增长和经济结构变化,可以发现中国出口产品空间的演变有力地支撑了中国经济复杂度提升和中国经济增长;(4)伴随中国经济复杂度提升,从发展前景看,中国近期重点发展的产业是机械和汽车等产业,长期有待发展的产业是飞机制造等。     

开放经济下的财政支出乘数研究——基于包含投入产出结构DSGE模型的分析

本文建立了一个含有投入产出框架的多部门DSGE模型,研究不同汇率制度下政府消费型与投资型支出对贸易部门和非贸易部门的影响。研究发现:第一,引入投入产出结构后,财政扩张将产生乘数放大效应与部门间联动(co-movement)效应;第二,相比于浮动汇率,固定汇率下的政府支出乘数更大,对消费与投资的挤出效应更小;第三,政府对非贸易部门的投资型与消费型支出将产生更强的乘数效应;第四,无论对于贸易部门与非贸易部门,政府投资型支出的乘数效应均大于消费型支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