次大股东对过度投资影响研究——基于中国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以我国2010年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从次大股东的视角研究了次大股东对公司过度投资的作用。通过实证研究发现:在绝对控股股权结构下,次大股东不能对控股股东的投资行为发挥有效的监督作用;当次大股东为机构投资者时,不能减缓公司的过度投资现象。将负债分为高低2组,在高负债率组中,次大股东不能减缓公司的过度投资行为;在低负债率组中,次大股东能促进公司的过度投资行为。由此,我国上市公司的次大股东不能减缓公司的过度投资,其治理作用未能发挥。     

大股东持股对过度投资的影响研究--基于A股民营上市公司的经验研究

本文选取2008-2012年沪深两市A股民营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实证分析了大股东持股比例对公司过度投资行为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与过度投资存在着先下降后上升的“U”型关系;即随着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的不断加大,过度投资水平逐渐降低,然而当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达到临界点25.35%之后,随着持股比例的进一步增加,过度投资程度显著增加。     

中国上市公司大股东对投资影响的实证研究

本文以2001-2003年非金融性A股公司为样本,实证研究了大股东对公司投资的影响,并检验了这种影响的原因和作用过程。研究结果发现:(1)上市公司的投资与现金流显著正相关;(2)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与投资-现金流敏感度之间呈显著的负相关关系;(3)当第一大股东是国家时,负相关系数更大,当第一大股东是境内社会法人时,负相关关系不显著; (4)实证表明“过度投资”是中国上市公司投资的典型表现,这不仅符合“自由现金流假说”的推断,而且可以用“信息不对称理论”中“融资约束”相反的“融资便利”来加以解释。     

多个大股东与企业创新

多个大股东的股权结构安排可以降低经理人的代理问题,同时,也可以降低控股股东的私利行为。然而,多个大股东的存在可能导致监督过度,从而减少了那些从长远来说可以为公司创造价值的行为。基于此,本文以2000～2014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实证检验了多个大股东对企业创新的影响及其作用机理。本文研究发现,多个大股东的存在会抑制企业创新。进一步地,当其他大股东的数量越多、相对于控股股东的持股比例越高时,对创新的负向作用越大;同时,我们还发现多个大股东会导致公司风险承担能力下降,对创新失败的容忍度降低,从而为多个大股东股权结构安排所导致的"过度监督"提供了较为充分的证据支持。此外,我们还排除了大股东的合谋假说,并发现独立董事这一机制安排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缓解其他大股东的"过度监督"行为。本文的研究不仅丰富了企业创新影响因素及多个大股东经济后果领域的研究文献,对现实中如何改善公司治理、提高企业创新能力以及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实施均具有较强的启示意义。     

管理层权力、外部治理机制与过度投资

过度投资作为低效率的投资方式会破坏企业价值和股东财富,有效的外部治理机制能够约束管理层利用权力实施过度投资寻租的行为。以2006年至2013年中国上市企业数据为样本,以产品市场竞争和外部大股东持股衡量外部治理机制,分别采用单变量分析和多元回归方法,实证研究管理层权力对过度投资的影响以及外部治理机制对过度投资-管理层权力敏感性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中国上市企业的管理层综合权力越大,过度投资现象越严重。不同管理层权力维度变量对过度投资的影响不同,任职年限长、学历水平高以及持有本企业股份的管理层,越有可能利用手中的权力实施过度投资;总经理与董事长两职兼任有利于降低过度投资行为,提高企业投资效率。产品市场竞争和外部大股东持股均能显著影响过度投资与管理层权力之间关系的敏感性,外部大股东持股比重越高、产品市场竞争越激烈,越能有效抑制管理层利用权力实施过度投资的行为。     

股权集中、控制权配置与公司非效率投资行为———兼论大股东的监督抑或合谋?

本文通过分析不同控制权配置模式下的企业投资行为决策模型,对大股东控制下的企业不同控制权配置形态与非效率投资行为的关系进行了研究,并利用我国上市公司 2000—2008 年间的数据进行了实证检验． 结果表明,在大股东绝对控股条件下,企业的过度投资扭曲程度与控股大股东持股比例呈负相关关系,而投资不足则与其呈现出正相关关系; 在多个大股东共同控制条件下,企业的非效率投资行为会根据多个大股东之间的监督或共谋而呈现出不同,当多个大股东互相监督时,企业的过度投资行为将得到缓解,而投资不足加强; 而当多个大 股东互相共谋,形成股东联盟时,企业过度投资行为将会加强,而投资不足缓解．     

股权集中、控制权配置与公司非效率投资行为——兼论大股东的监督抑或合谋?

本文通过分析不同控制权配置模式下的企业投资行为决策模型,对大股东控制下的企业不同控制权配置形态与非效率投资行为的关系进行了研究,并利用我国上市公司2000—2008年间的数据进行了实证检验.结果表明,在大股东绝对控股条件下,企业的过度投资扭曲程度与控股大股东持股比例呈负相关关系,而投资不足则与其呈现出正相关关系;在多个大股东共同控制条件下,企业的非效率投资行为会根据多个大股东之间的监督或共谋而呈现出不同,当多个大股东互相监督时,企业的过度投资行为将得到缓解,而投资不足加强;而当多个大股东互相共谋,形成股东联盟时,企业过度投资行为将会加强,而投资不足缓解.     

国企分红、治理因素与过度投资

国企分红与其过度投资的关系,以及公司内部治理结构和外部治理环境在国企分红与其过度投资关系中所扮演的角色是一个很有必要进行深入研究的理论问题。本文以2001~2004年国有上市公司为样本,实证检验了我国国有上市公司现金股利政策与企业过度投资之间的关系及治理因素对这种关系的影响。研究结果支持了当前国有上市公司的低现金股利政策促进了过度投资的假说,并且公司内部治理结构和外部治理环境的改善会制约国企的过度投资行为。     

外部治理环境、行业管制与过度投资

基于法与金融理论和管制俘虏理论,外部治理环境和行业管制对企业的过度投资行为有一定的影响.在定性分析不同行业管制情况下外部治理环境与企业过度投资关系的基础上,选用2001年至2010年沪深两市的非金融类上市公司数据为研究样本,描述上市公司过度投资区域分布特征,构建外部治理环境与过度投资关系的OLS回归模型,分别以管制行业和非管制行业样本对OLS回归模型进行分组实证检验.研究结果表明,管制行业上市公司的过度投资分布呈现局域空间集群现象,非管制行业上市公司的过度投资分布尚无规律可循.在管制行业中,外部治理环境(政府干预程度、法治水平、金融发展水平)对上市公司过度投资程度有显著的负向影响;在非管制行业,外部治理环境(政府干预程度、法治水平、金融发展水平)与过度投资呈显著正相关.进一步研究表明,在外部治理环境因素中,各地区的法治水平对上市公司过度投资行为的影响效应最大.     

管理层激励、过度投资与企业价值

本文以2005-2010年的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研究过度投资可能引发的后果,并研究管理层激励不足对过度投资后果的影响.实证结果发现,一方面,过度投资能为管理层带来更高的未来货币薪酬,在管理层激励水平较低时,管理层更可能通过过度投资为自己带来未来货币薪酬的增加;另一方面,过度投资减损了企业价值,过度投资企业的未来经营业绩更低,未来财务风险更大,在管理层激励水平较低时,价值减损更为显著.     

内部控制、过度投资与公司信用风险

本文以2009-2014年中国深沪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研究过度投资对公司信用风险的影响,并检验内部控制质量水平的提高能否有效抑制过度投资导致的信用风险,以及内部控制的这种风险管控作用是否因公司产权性质的不同而有所差异。检验结果发现,过度投资行为会显著增加公司信用风险,内部控制质量水平的提高能有效抑制过度投资导致的信用风险,但上市公司的民营性质会弱化内部控制的风险管控作用。表明在政府的推动下,国企内部控制体系建设已经取得了一定的果效,而民营企业的内控需要进一步提升以降低其发展风险。     

金融契约、控制权配置与企业过度投资

以金融契约理论为基础,从控制权视角考察了企业"核心控制权"、"一般控制权"和"现金流权"的交互关系及其对过度投资的影响效应,并利用中国上市公司数据进行实证检验。研究发现:(1)管理者利用控制权地位攫取私利是引发企业过度投资的主要诱因,随着管理者控制权强度增加,过度投资水平明显上升;(2)投资者拥有的核心控制权能够对管理者一般控制权行使产生有效约束,相比较于股权分散、负债较少的企业,股权集中、负债较多企业投资者拥有的核心控制权更集中、干预动机更强,因而企业过度投资水平明显降低。     

管理者特征与过度投资的相关性

笔者以企业管理者特征作为切入点,研究企业过度投资问题。通过引入高层梯队理论,建立高层梯队理论模型进行实证分析,使提出的相关建议更具有现实意义,力求为企业的投资决策提供参考。     

企业集团的投资安排

讨论了企业集团内的投资安排问题 ,针对一个成员企业申请投资的情况 ,分别建立了静态博弈模型和动态博弈模型 ,深入分析了模型结果 ,并给出了企业集团投资安排的建议 ;针对多个企业申请投资的情况 ,设计了诱导机制 ,并证明了它在优化集团投资安排上的有效性     

大股东控制下的资本投资与利益攫取研究

基于资本投资形成控制权收益的理论阐释,结合我国上市公司大股东攫取控制权收益的自利动机和市场风险分析,本文以2001-2005年沪深两市A股市场发生了非流通股交易的公司作为考察对象,从固定资产投资和股权投资两个方面对大股东的控制权收益攫取进行了实证研究,并进行了稳健性检验.研究发现,大股东不仅通过资本投资形成了控制权收益,而且资本投资规模越高,增加等量资本投资所攫取的控制权收益越低;尽管通过股权投资攫取控制权收益的隐秘性较高、成本较低,但由于增加了控制链的代理层级,控制性股东的收益占有程度也较低;大股东的自利性资本投资行为不仅挤占了中小投资者的共享利益,而且形成了从增加资本投资、形成更高控制权收益到损害企业价值的传导机制.根据经验结论,本文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     

我国上市公司过度投资分析

我国上市公司更偏好股权融资,且大多存在委托代理问题,这就为投资者投资行为非效率提供了优良的土壤.本文就我国上市公司过度投资行为产生原因及其存在的现实基础进行分析,并提出相应的优化对策.     

政治治理、管理层权力与国有企业过度投资

党组织参与公司治理是我国国有上市公司治理的重要特征。本文以2011-2016年国有上市公司为样本,研究了政治治理、高管权力与过度投资的关系。结果表明,管理层权力与过度投资显著正相关,政治治理对管理层权力起抑制效应,减小了管理层权力较大企业过度投资的可能性。党委书记或党委副书记兼任董事、党委书记或党委副书记兼任高管分别对管理层权力与过度投资的正向关系产生抑制效应,而党委书记任董事长与党委书记任总经理的政治治理模式则分别与管理层权力与过度投资的正向关系产生协同效应。分组检验结果表明,地方国有企业中管理层权力与过度投资的正向相关关系较之中央国有企业更为显著,政治治理的对于管理层权力与过度投资关系的抑制作用在中央国有企业中比在地方国有企业中更为显著;在2015年新文件发布之后,管理层权力与过度投资的正向相关关系不再显著,政治治理对管理层权力的抑制效应较新文件发布前更为显著,降低了管理层权力较高的企业过度投资的可能性。     

会计信息质量与过度投资的关系研究

以我国2004～2006年制造业上市公司的数据为样本,对会计信息质量和企业过度投资的关系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发现:会计信息质量与企业过度投资存在显著负相关,提高会计信息质量可以抑制企业的过度投资行为;在自由现金流量较多的上市公司中,会计信息质量与过度投资呈现出更强的负相关,提高会计信息质量能对该类企业的过度投资产生更大的治理效应.这为我国治理企业过度投资提供了新的路径.     

政府干预、政府目标与国有上市公司的过度投资

对于国内企业过度投资的研究,目前均是从经理私人利益、管理者过度自信、管理者背景等角度展开的,这些研究没有考虑我国特有的制度背景对上市公司投资决策的影响.一些研究表明,政府控制的上市公司更可能从事过度投资行为.遗憾的是,这些文献并没有表明政府控制的上市公司过度投资的原因,可能的解释是国有上市公司的代理问题更严重.本文认为,国有企业过度投资并不一定是由代理问题引起的,政府控制的上市公司过度投资能够帮助政府实现一些目标.如就业、税收等.基于我国国有上市公司数据,本文研究表明,国有上市公司的过度投资是由政府将其公共目标.如就业、税收等内部化到其控制的企业的结果.另外,回归结果也显示,国有企业的过度投资并没有表现出自由现金流假说的投资一现金流的敏感性,债务也没有起到约束过度投资行为的作用,这也从侧面说明了国有上市公司的过度投资不一定因为代理问题引起的.     

浅论企业过度投资

进入新世纪,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初步建立和逐步完善,我国经济发展迅速,企业作为国民经济的细胞,也蓬勃发展,但是由于我国还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市场经济也处于不成熟的阶段,加上企业股权结构不合理,以及企业自身的一些原因,过度投资现象越来越突出,本文将从过度投资的概念、产生原因、危害以及防范措施上进行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