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危机下政府补贴对盈余管理的影响——基于中粮集团的案例研究

在资本市场中,盈余管理一直是一个很热门的话题,尤其是全球出现金融危机的大环境下,本文利用案例研究方法,通过对中粮旗下的公司进行调查,使用数据验证了中粮集团会通过盈余管理来获得更多的政府补助。     

盈余质量与资本成本——来自中国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盈余质量和资本成本一直是西方实证研究的热点,以2001年～2004年中国上市公司数据为样本,采用DD模型和Jones模型计量盈余质量,检验公司盈余质量对资本成本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盈余质量显著影响公司资本成本,公司盈余质量越高资本成本越低.按照产权性质分类回归的结果表明,无论是国有还是民营上市公司,盈余质量越高资本成本越低,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市场能区分质量好坏的公司,能有效引导资源优化配置.     

经济周期、行业周期性与盈余管理程度——来自中国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本文研究了企业在经济周期不同阶段盈余管理程度是否存在差异,以及周期性和非周期性行业企业盈余管理程度是否存在差异.本文通过检验我国A股上市公司在2000-2011年间经济周期收缩期和扩张期周期性与非周期性行业公司可操控性应计利润绝对值的差异,发现,周期性行业公司盈余管理程度总体上大于非周期性行业;盈余管理程度在经济收缩期大于扩张期,但这种差异主要是由周期性行业公司导致的:非周期性行业公司的盈余管理程度在经济收缩期与经济扩张期并无显著差异,而周期性行业公司的盈余管理程度在经济收缩期显著大于经济扩张期.本文的检验结果表明,在研究盈余管理时,应考虑控制周期性行业与非周期性行业之间,以及经济周期不同阶段的差别.     

高级管理人员变更、股权特征与盈余管理——来自中国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本文以2003-2006年我国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检验公司发生高级管理人员变更时的盈余管理行为。研究结果表明,发生高级管理层变更的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变更的当年存在较严重的调减利润的盈余管理行为;此外,对于发生了高级管理人员变更的公司,如果其控股股东是地方和中央政府部门所属国企或中央直属国企,则其调减利润的盈余管理行为可以得到一定程度的抑制;大股东的制衡度越大,公司盈余管理的幅度也将越小。研究结果还显示,当发生高级管理人员变更时,上述因素对公司调增利润的盈余管理行为基本没有影响。     

家族企业高管性质与盈余质量——来自中国上市公司的证据

本文主要研究家族企业高管性质和盈余质量的关系。本文以2004~2007年度最终控制人没有发生变化的家族企业为样本,研究了家族企业的高管性质与盈余质量的关系。研究发现:高管是否由本家族成员担任对盈余质量有着显著的影响,具体来说,本家族成员出任高管的家族企业有着更高的盈余质量。本文的检验结果说明了家族企业高管性质的重要性,同时也从侧面说明了对家族企业进行分类研究的必要性。     

信息不确定性与盈余公告后漂移现象(PEAD)——来自中国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盈余公告后的漂移现象(PEAD)一直是财务学和会计学关注的热点之一。本文从信息不确定性的角度出发,对PEAD现象的存在性和持续性问题作了研究。我们的结论是:信息质量是PEAD产生和持续的重要原因之一,它既可以通过影响未预期盈余的大小,间接影响盈余公告后的漂移现象(PEAD),这主要表现在,信息质量差的股票多集中在未预期盈余极端组合中;也可以直接对PEAD产生影响,即在盈余公告后,信息质量差的投资组合平均累计超常收益大于信息质量好的投资组合。另外,随着时间推移,信息质量差的投资组合的超常收益下降幅度较大,这主要是因为随着理性的投资者对盈余公告中的相关信息的解读,信息不确定性下降,风险逐步释放,所以这类股票的超常收益下降幅度较大,而信息质量好的股票有较少的信息不确定性,故超常收益下降较少。     

股权激励计划公告前的盈余管理——来自中国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本文以"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颁布以来沪深两市首次披露股权激励计划的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运用单样本T检验和配对样本T检验的方法,研究了股权激励计划公告日前经理人的盈余管理行为.研究发现:股权激励计划公告日前的三个季度,经理人通过操纵"操纵性应计利润"进行了向下的盈余管理,公告日后盈余存在反转现象;但是,并没有显著的证据表明经理人在股权激励计划公告日前通过操纵"非经常性损益"进行盈余管理.     

管理层股权激励与企业未来盈余定价——来自中国资本市场的证据

本文探讨管理层股权激励对企业未来盈余定价的影响,并进一步将企业未来盈余分解为行业成分和公司特质成分,考察股权激励对不同成分未来盈余定价的影响,以及不同模式股权激励对上述关系影响的差异。利用实施股权激励的中国A股上市公司2006-2016年间的数据,本文发现:(1)股权激励提高了当期股票收益率与企业未来盈余的相关性。说明管理层股权激励有助于投资者对企业未来盈余定价;(2)管理层股权激励并不影响投资者对行业成分未来盈余定价,但会加速投资者对公司特质未来盈余定价;(3)管理层的股票型激励有助于投资者对企业未来盈余定价,同时也能加速投资者对公司特质未来盈余定价,但股票期权激励并无上述作用。研究结果意味着,整体而言股权激励能够缓解管理层与股东之间信息披露的代理问题,激励管理层向外部投资者披露更多高质量的公司基本面信息,从而降低投资者对公司特质未来盈余信息的搜寻成本,最终通过加速公司特质未来盈余信息融入股价来促进投资者对企业未来盈余定价。本文揭示了管理层股权激励促进投资者对企业未来盈余定价的微观机制,同时,研究结论对提高中国证券市场的信息效率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参考。     

高管薪酬自愿性披露存在信息操纵吗——来自中国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不断强化上市公司高管薪酬信息披露,增强高管薪酬激励透明度,一直被视为提升企业高管薪酬治理效率的重要途径.本文以2007-2011年我国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从代理成本角度研究了企业管理层实施高管薪酬自愿性披露的动机和策略.实证研究发现:(1)企业高管获取的货币性私有收益越高,管理层自愿披露更多但相关性不高的高管货币性薪酬信息;(2)企业高管获取的货币性私有收益越高,管理层自愿披露高管在职消费信息的程度就越低;(3)企业高管货币性私有收益与高管薪酬自愿性披露的显著相关性主要存在于国有控股企业中.上述发现表明,国有企业管理层攫取货币性私有收益后,企业高管薪酬自愿性披露存在明显的信息操纵.     

上市公司信息披露与资本成本：来自中国证券市场的经验证据

以沪深股市502家公司为研究对象,对上市公司信息披露与资本成本的相关性进行了实证检验。研究表明,对于采取保守盈余政策的366家公司,盈余保守度与资本成本显著负相关,而对于采取激进盈余政策的136家公司,盈余激进度与资本成本没有显著关联。结论:高质量的信息披露可以降低上市公司的资本成本,良好的公司治理有助于提高经营绩效。     

大股东控制、融资规模与盈余操纵程度

上市公司中的大股东控制、恶性融资与配股盈余操纵是各界高度关注且密切关联的重大问题。上市公司在配股时既可能正向操纵盈余,也可能负向操纵盈余。本文以配股政策3年净资产收益率要求中最后1年为1999年的196家成功实施配股的A股上市公司1999年的年度数据为样本,就此展开研究,结果发现,控股股东的持股比例越高,对上市公司的控制能力越强,上市公司正向操纵盈余的程度越大,负向操纵盈余的程度越小;控股股份为国家股时,盈余操纵程度较小;预期从中小股东处筹集的资金规模越大,上市公司正向操纵盈余的程度越大,负向操纵盈余的程度越小;资金储备压力越大,正向操纵盈余的程度越大,负向操纵盈余的程度越小。     

政府补贴、行业异质性与企业债务融资能力

以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背景，运用有调节的链式多重中介效应模型实证检验了政府补贴对企业债务融资能力的影响作用和传导机制，以及农业企业和非农业企业之间的差异。研究结果表明：政府补贴对债务融资能力有显著的促进作用；进一步分析，行业异质性显著调节政府补贴对债务融资能力的传导机制链条，相比于非农业企业，农业企业获取债务融资更依赖多重链式传导机制。这意味着，在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背景下，农业企业可以通过合理的财务政策选择来提高自身的债务融资能力。     

非经常性损益盈余管理的动机、手段和作用研究——来自中国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本文研究了我国上市公司利用非经常性损益进行盈余管理的行为,发现无论是亏损公司还是盈利公司的盈余管理相当倚重于非经常性损益。利用非经常性损益进行盈余管理动机各异:亏损公司主要是为了实现扭亏和避免亏损等,高盈利公司则是为了平滑利润和避免利润下降。实证结果还表明,非经常性损益确实对上市公司扭亏乃至后续年度是否继续亏损起到了重要作用,且其作用远大于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操控性应计利润。基于上述研究结果,建议将非经常性损益作为会计核算的一项独立内容纳入利润表,并进行具体、透明的表外披露;同时,也建议在监管政策实施中全面考虑非经常性损益的影响。     

债权治理与盈余质量:来自中国证券市场的经验证据

以2007-2008年非金融类上市公司为样本,研究了债权治理与盈余质量之间的关系,得到以下研究结论:资产负债率与盈余质量显著负相关,短期资产负债率与盈余质量显著负相关,长期资产负债率与盈余质量呈现出不显著的正相关关系。进一步研究后发现,短期债务融资是引发盈余质量恶化的主要原因,而长期债务融资虽然一定程度上改善了上市公司的盈余质量,但这种效果总的来说并不显著。此外,最终控制人的国有性质加剧了债务契约引发的盈余管理动机,恶化了盈余质量。     

政府失业治理、劳动力成本与企业盈余管理

劳动力成本上升带来的失业增加和企业盈利下降是中国当前经济转型和结构调整中亟待解决的重大现实问题,也为盈余管理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考察劳动力成本上升对企业盈余管理行为的影响,并结合中国政府失业治理的制度背景分析其影响机理,可以拓展关于劳动力成本上升经济后果的研究,还可为研究盈余管理的新动机和新特征提供新兴市场国家的经验证据。利用2003年至2013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样本,以职工平均工资作为劳动力成本的衡量指标,利用修正的Jones模型对盈余管理水平进行估计,并分别采用普通最小二乘法、面板固定效应回归和两阶段最小二乘回归检验劳动力成本上升对企业盈余管理行为的影响。同时,采用一系列稳健性检验以保证研究结论的可靠性。为了刻画劳动力成本上升背景下政府失业治理与企业财务政策选择交互作用的完整过程逻辑,对因果关系的机制进行系统的探索。研究结果表明,劳动力成本上升时,企业更倾向选择负向盈余管理隐瞒利润或报告亏损,这种影响在国有企业、劳动密集型企业、高失业率地区的企业中更为显著。进一步研究发现,劳动力成本上升导致就业减少和失业增加,在政府承担失业治理任务的背景下,企业通过负向盈余管理可以获得更多政府就业补贴、税收优惠或减少政府转移的就业负担,这在一定程度上弱化了政府失业治理的政策效应。研究结果对于改革政府失业治理模式、规范企业盈余管理行为、完善政府补贴政策、提高政府公共资源配置效率具有重要意义。建议改革行政干预导向下的政府失业治理模式,改变政府就业补助资金的投向和分配方式,优化政府补贴和税收优惠政策,充分发挥市场机制在公共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从而缓解地方政府行为对于企业财务会计政策的扭曲。     

关于股权结构、治理机制与盈余管理的关系研究——来自中国上市公司的经验数据

本文以2005年我国A股上市公司的公司治理和财务数据为基础,实证检验了股权结构、治理机制与盈余管理水平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盈余管理与股权集中度、控股股东性质、董事会规模（公司法规定的合理范围内）、独立董事的比例、管理者薪酬显著负相关。为了抑制上市公司的盈余管理行为,应当改善公司股权结构,加强董事会的独立性,强化对管理者的激励措施,优化上市公司的质量。     

上市公司IPO与盈余管理的关系研究——基于我国银行业的经验证据

西方国家对上市公司盈余管理行为的研究已经发展了20余年,国内对这方面尚缺乏实证研究。西方会计学者将盈余管理的动机归纳为资本市场定价、与会计数据相关的契约,反垄断与政府管制三大类．国外研究发现IPO公司会在IPO当年操控应计利润,以便提高发行价格。在我国、上市公司为了规避证监会的制度管制,取得融资和再融资资格以及保留上市资格是盈余管理主要动机。本文即论证在我国银行业中,为了提高IPO价格,IPO公司也会战略性的选择调增会计收益的盈余管理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