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股东控制、融资规模与盈余操纵程度

上市公司中的大股东控制、恶性融资与配股盈余操纵是各界高度关注且密切关联的重大问题。上市公司在配股时既可能正向操纵盈余,也可能负向操纵盈余。本文以配股政策3年净资产收益率要求中最后1年为1999年的196家成功实施配股的A股上市公司1999年的年度数据为样本,就此展开研究,结果发现,控股股东的持股比例越高,对上市公司的控制能力越强,上市公司正向操纵盈余的程度越大,负向操纵盈余的程度越小;控股股份为国家股时,盈余操纵程度较小;预期从中小股东处筹集的资金规模越大,上市公司正向操纵盈余的程度越大,负向操纵盈余的程度越小;资金储备压力越大,正向操纵盈余的程度越大,负向操纵盈余的程度越小。     

政府补贴、成长性和亏损公司定价

本文以Ohlson模型考察2002-2007年A股亏损公司定价问题。针对亏损公司盈余与权益价值负相关这一异常现象,我们通过将政府补贴、成长性、研发支出和负债融资信息引入定价模型,发现政府补贴、成长性和负债因素能够有效改善模型,消除了盈余与权益价值显著负相关的异常现象,改善了定价模型的效果。通过从规模和净利润两个维度对亏损公司的进一步分类,我们发现从净利润维度来看,政府向那些更容易通过非经常项目扭亏的公司提供了更多财政补贴,并且政府补贴与净利润为正公司的权益价值显著负相关,与净利润为负公司的权益价值不存在显著相关关系;从规模维度来看,上述现象在小公司样本更加明显。     

政府失业治理、劳动力成本与企业盈余管理

劳动力成本上升带来的失业增加和企业盈利下降是中国当前经济转型和结构调整中亟待解决的重大现实问题,也为盈余管理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考察劳动力成本上升对企业盈余管理行为的影响,并结合中国政府失业治理的制度背景分析其影响机理,可以拓展关于劳动力成本上升经济后果的研究,还可为研究盈余管理的新动机和新特征提供新兴市场国家的经验证据。利用2003年至2013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样本,以职工平均工资作为劳动力成本的衡量指标,利用修正的Jones模型对盈余管理水平进行估计,并分别采用普通最小二乘法、面板固定效应回归和两阶段最小二乘回归检验劳动力成本上升对企业盈余管理行为的影响。同时,采用一系列稳健性检验以保证研究结论的可靠性。为了刻画劳动力成本上升背景下政府失业治理与企业财务政策选择交互作用的完整过程逻辑,对因果关系的机制进行系统的探索。研究结果表明,劳动力成本上升时,企业更倾向选择负向盈余管理隐瞒利润或报告亏损,这种影响在国有企业、劳动密集型企业、高失业率地区的企业中更为显著。进一步研究发现,劳动力成本上升导致就业减少和失业增加,在政府承担失业治理任务的背景下,企业通过负向盈余管理可以获得更多政府就业补贴、税收优惠或减少政府转移的就业负担,这在一定程度上弱化了政府失业治理的政策效应。研究结果对于改革政府失业治理模式、规范企业盈余管理行为、完善政府补贴政策、提高政府公共资源配置效率具有重要意义。建议改革行政干预导向下的政府失业治理模式,改变政府就业补助资金的投向和分配方式,优化政府补贴和税收优惠政策,充分发挥市场机制在公共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从而缓解地方政府行为对于企业财务会计政策的扭曲。     

股权价值高估、投资者保护与企业应计及真实盈余管理行为选择

现有研究股权价值高估企业盈余操纵行为的文献基本上都局限于短期视角,本文以2003-2011年的中国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从长期视角考察了股权价值高估企业如何采用应计与真实盈余管理手段进行盈余操纵。研究结果发现,为迎合市场预期,股权价值高估企业在初期会采用应计项目操纵手段来调高会计盈余,但随着高估时间的推移,这种现象会逐渐消失;与此同时,为了避免股价泡沫破裂时受到严厉的惩罚,经理人员也会采用真实经济业务操纵手段调低会计盈余,促使股票价格向其内在价值回归。基于投资者保护的进一步检验结果表明,在我国投资者保护程度较高的地区,股权价值高估企业进行盈余操纵的成本将增加,经理人员通过应计盈余管理调高利润及真实盈余管理调低利润的行为将受到显著抑制。研究结果最后还通过了由于股权价值高估与盈余管理变量间因果关系导致的内生性问题的稳健性检验。该结论丰富了Jensen所建立的股权价值高估企业的委托代理成本理论。     

股权激励计划公告前的盈余管理——来自中国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本文以"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颁布以来沪深两市首次披露股权激励计划的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运用单样本T检验和配对样本T检验的方法,研究了股权激励计划公告日前经理人的盈余管理行为.研究发现:股权激励计划公告日前的三个季度,经理人通过操纵"操纵性应计利润"进行了向下的盈余管理,公告日后盈余存在反转现象;但是,并没有显著的证据表明经理人在股权激励计划公告日前通过操纵"非经常性损益"进行盈余管理.     

上市公司非经常性损益盈余管理的实证研究

本文以2003年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寻找微利、亏损和扭亏公司通过非经常性损益进行盈余管理的证据。研究结果表明,微利公司和扭亏公司主要通过非经常性损益调增利润;而亏损公司则通过非经常性损益进一步调减利润。其中,处置长期资产收益、补贴收入以及减值准备的计提或转回是非经常性损益盈余管理的主要手段。本文同时提出了遏制上市公司利用非经常性损益进行盈余管理的防范措施,并为最新的资产减值会计准则提供了证据支持。     

债务重组方式选择与盈余管理关系的实证研究——基于会计准则变迁背景的分析

基于盈余管理视角,本文讨论了债务重组准则变迁和政府监管对债务重组方式选择的影响.以2005-2008发生债务重组的公司为样本,本文发现公司利用重组方式的选择进行盈余管理,特别是只亏损一年公司的扭亏、*ST公司的撤销星号、ST公司避免暂停上市和暂停上市公司的恢复股票交易,且上市公司还通过将控制关系豁免非控制化以规避对控制关系豁免的监管.建议将债务重组盈余管理的监管细化到重组方式和非控制关系重组上.     

政治联系、银行贷款与公司价值

以中国民营上市公司为样本,考察政治联系以及制度环境差异对民营企业获取银行贷款的影响,并进一步分析银行贷款对企业价值和社会资源配置效率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1)民营企业的政治联系影响了银行的放贷决策,与政府建立政治联系的民营企业可以获取更多的银行贷款;(2)制度环境越差的地区,政治联系越有助于民营企业获取银行融资便利,构建政治联系是民营企业克服市场制度缺陷的一种非正式替代机制;(3)建立政治联系的民营企业,其背负的银行债务促进了企业价值的提升,能够发挥一定的债务治理作用,政治联系为企业带来的银行资金是有效率的资源配置。本研究为加深理解政治联系对公司价值和社会资源配置效率的影响提供了一个有意义的视角。     

CEO和CFO任期交错是否可以降低盈余管理?

本文以沪深证券市场2002～2010年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检验了CEO和CFO任期交错对公司盈余管理的影响。实证检验的结果表明:CEO与CFO任期交错能够降低公司的盈余管理水平;两者任期错开的时间越长,该影响越大。同时,CEO和CFO任期交错只对公司正向盈余管理有影响,而对负向盈余管理的影响并不显著。上述结果并不受CEO任职时间早于还是晚于CFO的影响。进一步地,在区分CEO权力和公司产权性质的情况下,我们发现,CEO的权力影响了CEO和CFO任期交错对降低公司盈余管理水平的积极作用:当CEO权力较大时,两者任期交错对公司正向盈余管理的影响程度有所降低;同时,与国有控股企业相比,在非国有控股企业中任期交错对盈余管理的影响更为显著。本文的研究发现丰富了高层梯队理论、盈余管理等相关领域的文献;同时,对于如何降低公司盈余管理水平、以及CEO与CFO任命等人力资源管理决策也具有重要启示意义。     

资产减值准备与非经常性损益披露管制——来自中国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本文从证监会2001年颁发并于2004年以及2007年修订的《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规范问答第1号——非经常性损益》中有关资产减值准备转回的披露规则管制入手,以2003～2006年间深沪两地发行A股的上市公司为样本,研究了管制规则约束下的企业资产减值准备转回行为的特征。实证检验的结果表明,证监会的增加披露规则的确约束了上市公司利用内部估值操纵盈余的行为,但是,在规避和迎合管制的动机下,上市公司偏好采用流动资产项目,并利用资产减值的其他转回"合规地"进行盈余管理。此外,本文利用扩展的2001～2007年样本进一步探究了非经常性损益披露规则的变迁对企业资产减值准备变化的影响,结果发现,管制规则是导致资产减值类型和转回结构选择的主要原因。     

机构投资者持股与上市公司会计盈余信息关系实证研究

本文从机构投资者持股和上市公司盈余信息关系的视角出发,分析机构投资者在公司治理中的作用。以2000～2003年沪市A股为样本,经过研究发现:盈余信息及时性与机构持股比例正相关。公司治理结构合理,盈余信息及时性强,是吸引机构投资的动因。机构持股比例与盈余管理负相关。机构持股比例越高,越能有效抑制操纵应计利润的盈余管理行为,增强盈余信息真实性,说明机构持股参与公司治理能够改善公司治理结构,使上市公司的经营更加规范、有效。     

劳动力保护与盈余管理——基于最低工资政策变动的实证分析

本文以我国上市公司为样本,研究发现在控制了公司特征、地区经济发展和年份等变量,以及行业和省份或企业固定效应之后,最低工资水平的升高会显著提高上市公司的应计盈余管理水平和真实盈余管理水平。通过进一步分析发现,最低工资上调会显著增加企业的劳动力成本,但是不能增加企业的收入,因此降低了企业的账面利润,从而提高了进行盈余管理的动机。此外,本文还发现在劳动力缺乏的地区,劳动力密集程度高的公司,向产品市场转嫁成本能力低的公司和国有企业中,最低工资对盈余管理的影响更强。该研究结论有助于政府全面理性地预期最低工资标准调整后的经济影响,对于劳动力市场政策的调整与制定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高管薪酬自愿性披露存在信息操纵吗——来自中国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不断强化上市公司高管薪酬信息披露,增强高管薪酬激励透明度,一直被视为提升企业高管薪酬治理效率的重要途径.本文以2007-2011年我国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从代理成本角度研究了企业管理层实施高管薪酬自愿性披露的动机和策略.实证研究发现:(1)企业高管获取的货币性私有收益越高,管理层自愿披露更多但相关性不高的高管货币性薪酬信息;(2)企业高管获取的货币性私有收益越高,管理层自愿披露高管在职消费信息的程度就越低;(3)企业高管货币性私有收益与高管薪酬自愿性披露的显著相关性主要存在于国有控股企业中.上述发现表明,国有企业管理层攫取货币性私有收益后,企业高管薪酬自愿性披露存在明显的信息操纵.     

盈余管理、金融市场化与公司超额银行借款

公司在获取银行信贷的过程中会通过盈余管理以满足会计业绩审核要求的行为已得到学者们的关注, 但现有文献尚未研究公司在获得一定的银行借款后是否会继续进行盈余管理以获得超额银行借款.本文基于该问题, 以2003年～2016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 从应计盈余管理和真实盈余管理两个维度, 考察了盈余管理行为与公司超额银行借款之间的关系.研究结果表明, 应计盈余管理和真实盈余管理均与公司超额银行借款正相关;进一步, 在考虑地区金融市场化程度之后, 发现金融市场化弱化了应计盈余管理与公司超额银行借款的正相关关系, 但增强了公司通过真实盈余管理获得更多超额银行借款的行为.本文从公司超额银行借款行为出发, 同时结合金融市场化程度, 拓展了会计信息质量与信贷资源配置的研究视角.     

地方官员政绩信息关注对企业盈余管理的影响研究

基于盈余管理的视角,将中国地方政府工作报告作为政绩信息的载体,研究地方官员政绩信息对企业会计信息质量的影响。研究发现,地方官员政绩信息关注能够显著降低企业的盈余管理水平;外部关注强度、内部治理水平和企业融资能力的提高,是地方官员政绩信息关注减少企业盈余管理行为的理论机制。异质性分析发现,针对非国有、行业竞争激烈、市场化程度较高和经济增长目标约束较弱地区的企业,地方官员政绩信息关注能够发挥更强的边际作用。进一步研究发现,地方官员政绩信息关注在行业层面具有溢出效应,能够降低与被提及公司同行业企业的盈余管理水平。     

审计师的行业专业水平对盈利信息质量的约束作用研究

对于约束企业盈余管理的行为,审计师的行业专业水平(auditors’industryexpertise,下文简称为AIE)是一个有效的机制。本文以2004年聘用了十大会计师事务所①的上市公司为样本,检验了AIE和盈余管理的关系。实证表明:AIE与盈余管理之间呈现出反向关系。相对于聘用不具有AIE的事务所的公司而言,聘用具有AIE的事务所的公司进行利润操纵的范围会更小。所以,公司对十大会计师事务所的选择有助于提高盈利信息质量的可靠性。     

上市公司高管薪酬激励与盈余管理实证分析

公司所有权和经营权相分离导致了委托-代理关系的产生,企业的管理者利用处于公司内部的信息优势,会产生为了追求个人利益而进行有损公司价值的盈余管理动机。该文以2011年至2013年沪市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分析高管薪酬及高管持股与盈余管理之间的相关性。结果表明,盈余管理与高管薪酬存在正相关关系,且高管持股在一定程度上能够缓解上市公司的盈余管理行为。     

计提准备与公司盈余管理的实证研究

本文以2001-2003年亏损上市公司作为样本,研究亏损公司如何利用6项计提准备进行盈余管理.实证结果发现扭亏公司利用计提减值准备进行盈余管理是常用的手段.     

大股东性质与企业绩效——国有股减持的一个经验证据

以我国上市公司为样本,研究了大股东所有权性质变更对公司绩效的影响。所选样本在样本区间的实证结果表明,从总体上看,企业由政府直接控制型公司转变为非政府直接控制型公司后,仅表现出显著的盈余管理,公司盈利能力没有发生变化。进一步分析发现,其中发生了高层管理人员更换(简称“高层更换”)的公司,短期盈利能力显著提高;面临激烈市场竞争的企业,盈利能力得到了根本改善。研究结果为国有股减持和股权多元化提供了经验证据,论证了引入市场导向的大股东、健全经营者任免机制和加强市场竞争对深化企业改革的意义。     

ST公司主动戴帽和市场操纵行为研究

中国从1998年开始对连续亏损2年的上市公司实施特别处理 (ST)制度,由于ST公司具有在戴帽时股价下跌而在摘帽时股价上涨的一般规律,是否会有部分公司利用ST制度及其股价规律主动戴帽以谋取超额收益受到学者关注。采用2001年至2012年戴帽的公司的财务数据和股价数据,运用非预期应计利润法和事件研究法,探讨是否存在部分公司通过主动ST获取超额收益的行为。定义并识别一类利用盈余管理调减可操控性应计利润而主动ST的公司为主动戴帽公司(样本组),采用事件研究法对样本组的超额收益率进行分析。研究结果表明,样本组公司存在显著负超额收益率,在摘帽时则存在显著正超额收益率。在整个戴帽期间,样本组公司平均累计超额收益率显著为正,说明样本组公司确实有通过主动戴帽行为操纵市场以获取超额收益的动机。研究结果不仅丰富了已有的公司金融和财务管理研究,也为监管部门填补政策漏洞提供了新的视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