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业信用融资对缓解企业风险的作用机制研究

为考察商业信用融资能否缓解企业风险,以中国A股上市制造业企业为研究样本,从规模与周期双重角度实证检验商业信用融资对企业风险的作用机制。研究表明:商业信用融资规模通过影响企业融资约束和库存持有,对企业风险产生非线性影响;立足市场交易角度,商业信用融资周期与企业风险呈现负相关关系;并且企业所有制不同会使商业信用融资规模和周期对企业风险的影响产生异质性。进一步研究发现,企业供应商集中度越高,商业信用融资规模对企业风险的影响越明显。     

企业战略差异影响了商业信用融资吗?——基于规模歧视、行业特征的调节效应分析北大核心CSSCI

本文构建了企业战略差异与商业信用融资理论模型,选取2009—2018年中国沪深A股上市非金融、非ST企业数据为研究样本,对企业战略差异与商业信用融资关系进行了实证分析,同时考察了规模歧视、行业特征因素对企业战略差异与商业信用融资关系的影响。研究发现:(1)企业战略差异与商业信用融资呈显著负相关关系,且在大型企业中更为显著,大型企业应设法降低商业信用供应方的“规模歧视”,以获取更多的商业信用融资。(2)受行业管制企业以及有形资产占比较高的企业,越容易获取商业信用融资。(3)行业竞争程度越激烈,企业越难以获取商业信用融资。此时,企业应加强战略信息的披露,主动与出资方、客户交流,让其了解战略差异给企业可能带来的收益。     

融资约束、政府补贴与全要素生产率——来自中国装备制造企业的实证研究

由于装备制造业具有技术含量高、研制难度大、资本密集度高的特点,从融资视角看,中国装备制造企业面临着严重的融资约束,生产率易受到外部冲击。然而,近年来,这类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却保持着持续平稳增长。本文提出融资约束背景下政府补贴对生产率的平滑机制,利用ACF法测算生产率,在双边随机边界模型统一框架下率先定量估算融资约束、政府补贴对生产率的效应,进而解释上述现象。研究发现:平均而言,政府补贴完全抵消了融资约束对生产率的负面效应,政府补贴的平滑机制促进了装备制造企业生产率平稳持续增长。然而,也存在1/4的企业,政府补贴对生产率的正面效应小于融资约束的负面效应。因而,政府应该谨慎、有针对性地制定补贴政策。     

政府治理、产权偏好与资本投资

本文从投资机会和融资约束视角分析了地方政府治理水平影响企业投资行为的机制,认为地方政府通过提供高质量的公共治理水平,帮助企业获得更多的投资机会和融资渠道,扩大企业投资规模,提高投资效率。以我国2005-2007年间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本文实证检验的结果表明,较高的地方政府治理水平会提高公司的资本投资规模;政府治理影响企业资本投资与投资机会的敏感度在民营企业中更为显著,政府治理对国有企业资本投资的影响随着实际控制人的行政级别提高而降低。进一步研究发现,政府治理能够降低企业的融资约束,提高企业投资效率。     

通货膨胀、非对称性贬值与商业信用结构——基于产品市场竞争地位的视角北大核心CSCDCSSCI

通货膨胀会使财富从债权人向债务人转移,因而对同时兼具债权债务性质的商业信用具有非对称性贬值风险.本文基于这一视角,以2003年~2017年我国非金融类上市公司季度数据为样本,研究通货膨胀如何影响商业信用结构调整行为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通货膨胀水平越高,企业商业信用净额越低,且在产品市场竞争优势越大的公司,其降低商业信用净额行为越显著.机制检验发现:在面临较高通货膨胀风险时,公司不仅会选择降低应收账款,而且会选择增加应付账款来降低商业信用净额,表现为一种“对冲”行为,从产品竞争地位来看整体支持了商业信用“对冲”行为的“能力观”.以上研究不仅从非对称性贬值风险视角揭示通货膨胀对商业信用风险的形成机理,而且从风险规避视角解释了通货膨胀与企业商业信用结构调整之间的逻辑关系,拓展并丰富宏观经济与微观企业行为互动机制的相关研究.     

数字化转型对商业信用融资能力的影响研究——基于供应链信息传递的视角

数字技术的运用与数字化平台的建设增强了信息在不同主体间的传递效率,这是否对源于供应链关系的商业信用融资产生重要影响？文章基于供应链信息传递视角,以沪深A股2013-2020年制造业企业数据为样本,借助爬虫技术归集企业年报中的“数字化转型”相关关键词,研究数字化转型对商业信用融资能力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1）企业实行数字化转型可以显著提升商业信用融资能力。（2）供应商集中度越低,数字化转型对商业信用融资能力的促进作用越强。（3）企业数字化转型可以有效提高内部控制质量,形成良好的信息传递环境,促进商业信用融资。（4）在信息披露质量适中、市场地位较低的企业中,数字化转型对商业信用融资能力的影响更加显著。本研究有助于企业树立数字发展、信息共享理念,增强供应链信息传递效率。     

贸易政策不确定性与企业储蓄行为——基于中国加入WTO的准自然实验

本文以中国加入WTO后获得美国授予的永久正常贸易关系(PNTR)作为准自然实验,采用倍差法系统考察了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对企业储蓄行为的影响效应。本文发现,贸易政策不确定性下降显著降低了企业储蓄率,该效应在中国入世之后逐步增强。进一步的影响渠道检验表明,贸易政策不确定性下降对企业工业增加值的提升效应明显大于对利润总额的影响;此外,贸易政策不确定性下降激励了企业加大新产品研发力度、增加中间投入品进口以及缓解企业融资约束,进而降低了企业储蓄率。本文还发现,贸易政策不确定性下降的储蓄率效应与企业所有制、贸易方式等特征有关;另外我们也得到了贸易政策不确定性通过产业关联途径影响企业储蓄率的证据,发现贸易政策不确定性下降通过"下游关联渠道"降低了企业储蓄率,而"上游关联渠道"的作用不明显。本文从贸易政策变动的视角为理解近年来中国企业储蓄率的动态变化提供了新的解释,也丰富了评估贸易政策不确定性经济效果的相关研究。     

企业影子银行融资能够发挥债务治理效应吗?——来自中国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过往鲜有文献在微观层面识别企业从影子银行融入资金的规模,因而更多从宏观层面研究影子银行融资的治理效应.本文以2013-2019年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采用杠杆操纵的程度来识别并衡量微观企业影子银行融资规模,研究发现影子银行融资拥有一般银行信贷无法获取的隐性信息而具备融资合约特殊实施机制,因而更能节约融资企业的代理成本.影子银行融资在"去杠杆"的大背景下客观上缓解企业融资约束,且期限较短、利率高,促使企业选择高质量的投资项目,因此有效抑制了企业非效率投资.拓展研究发现市场化程度越低,融资约束越小,公司治理水平越高,影子银行融资上述治理效应越显著.本文丰富相关研究的同时,能够为影子银行相关政策的制定与实施提供重要借鉴.     

通货膨胀、非对称性贬值与商业信用结构——基于产品市场竞争地位的视角

通货膨胀会使财富从债权人向债务人转移,因而对同时兼具债权债务性质的商业信用具有非对称性贬值风险．本文基于这一视角,以2003年～2017年我国非金融类上市公司季度数据为样本,研究通货膨胀如何影响商业信用结构调整行为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通货膨胀水平越高,企业商业信用净额越低,且在产品市场竞争优势越大的公司,其降低商业信用净额行为越显著．机制检验发现：在面临较高通货膨胀风险时,公司不仅会选择降低应收账款,而且会选择增加应付账款来降低商业信用净额,表现为一种“对冲”行为,从产品竞争地位来看整体支持了商业信用“对冲”行为的“能力观”．以上研究不仅从非对称性贬值风险视角揭示通货膨胀对商业信用风险的形成机理,而且从风险规避视角解释了通货膨胀与企业商业信用结构调整之间的逻辑关系,拓展并丰富宏观经济与微观企业行为互动机制的相关研究．     

金融危机、政府补贴与盈余操纵——来自中国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本文以2003~2011年我国沪深两市A股非金融类上市公司为样本,研究金融危机背景下,上市公司是否为获取更多政府补贴进行盈余操纵及其经济后果。结果发现:(1)负向盈余操纵的公司获得更多政府补贴;(2)金融危机之后,负向盈余操纵与政府补贴关系更强;(3)公司使用负向盈余操纵获取更多补贴,会降低政府补贴的边际价值,且操纵程度越大,政府补贴边际价值越低。进一步检验还发现,盈余操纵至亏损状态的企业获得更多政府补贴,而盈余操纵降低政府补贴边际价值现象主要表现在国有企业样本中。该结果说明,政府在对企业进行补贴时,需考虑其可能存在盈余操纵,借助非会计信息以提高补贴的科学性,降低政策性风险,以促进补贴资源更加合理配置。     

企业数字化、政府补贴与企业对外负债融资——基于中国上市企业的实证研究

企业数字化和政府补贴是否可以相互补充,通过消除信息不对称以促进企业的对外负债融资,这一问题在数字化经济背景下十分重要但缺乏研究.本研究采用沪深两市制造业企业A股主板上市公司2008-2018年的数据,研究企业数字化和政府补贴对企业对外负债融资的影响.研究表明,企业数字化可以促进其对外短期负债融资,而获得来自政府的研发或非研发补贴则可以促进企业的对外长期负债融资.与此同时,数字化可以正向调节两种政府补贴对企业长期负债融资的正向影响,而研发补贴则可以加强企业数字化对企业短期负债融资的促进作用.本文丰富了企业数字化相关的文献,同时扩展了政府研发补贴,特别是其信号效应相关研究.此外,本文的研究发现还为政府的政策制定与企业的数字化战略设计提供了重要启示.     

产品市场竞争优势、资本结构与商业信用支持——基于中国上市公司的实证研究

以2005年-2013年中国上市公司为样本,探讨产品市场竞争优势的含义及度量方法,产品市场竞争优势对企业资本结构与商业信用支持的影响,以及宏观、行业和微观因素如何发挥调节作用.研究发现:第一,产品市场竞争优势有助于降低企业的负债水平,并刺激企业对上下游企业提供更多的商业信用支持;第二,在经济越发达的地区、竞争强度越弱的行业,以及民营控股上市公司中,产品市场竞争优势会进一步降低企业的负债水平,同时加强其对上下游企业的商业信用支持.研究结论为从理论上更加全面和准确地理解产品市场竞争优势与企业资本结构和商业信用支持的关系提供了新的科学依据.     

货币政策不确定性、融资约束和企业研发投资

使用中介效应因果分析模型,以2011—2020年沪深A股为样本,检验货币政策不确定性对企业研发投资的作用机制。发现货币政策不确定性以融资约束为中介渠道,通过缩短企业贷款期限、提高融资成本及缩减企业商业信用融资规模,间接抑制了企业研发投资,特别对非国有及风险承担水平较低企业研发投资的抑制作用更加明显。因此,在调整货币政策时应考虑新政策的长期性、连续性,降低信息不对称的负面影响,为鼓励企业研发创新提供良好的外部环境。     

央行担保品政策如何支持实体经济？——基于商业信用的视角

2023年中央金融工作会议指出,要坚持把金融服务实体经济作为根本宗旨。因此,在我国构建基于担保品的货币政策框架背景下,科学地评价我国央行担保品政策的有效性对于更好地发挥货币政策服务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基于银行间市场的AAA级公司信用类债券被首次纳入货币政策担保品范围这一制度背景,利用双重差分模型从企业商业信用融资微观视角对央行担保品政策支持实体经济及其作用机制进行研究。研究表明,央行担保品政策可以显著改善企业的商业信用融资,且这一结论在多种稳健性检验下都成立。作用机制检验发现,将公司信用类债券纳入央行担保品范围不仅会通过债券市场和银行信贷市场对企业融资产生促进作用,该效应还会进一步传导至产品市场,并对企业商品采购、产品销售、投资规模以及盈利水平产生积极影响,这表明央行担保品政策可以通过金融市场有效服务于实体经济。本文对于构建和完善基于担保品的货币政策调控框架,加快现代中央银行制度建设,构建中国特色现代金融体系,增强货币政策服务实体经济的质量,提高货币政策的资金配置效率具有重要启示。     

金融发展、流动性与商业信用:基于全球金融危机的实证研究

本文从全球金融危机的视角,基于我国A股上市公司2005到2011年的数据,实证研究了金融危机期间,企业资产的流动性、地区金融发展水平对企业商业信用供给下降的缓冲作用.研究发现,良好的流动性能缓冲金融危机造成的企业商业信用供给下降,而且民营企业对流动性的缓冲作用依赖更强.进一步的研究表明,在金融发展程度高的地区,企业对流动性缓冲作用的依赖会减小,并且民营企业对流动性的缓冲作用依赖更强的状况也得到了改善.这说明,金融发展能减小企业,特别是民营企业的融资约束,从而替代流动性的缓冲作用.本文从企业应对金融危机的角度拓展了商业信用供给的相关研究,并对金融发展如何支持经济增长提供了新的解释.     

谁在利用政府补贴进行创新?——所有制和要素市场扭曲的联合调节效应

本文采用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2003~2007年)的面板数据,将从资源获取和信号传递的角度来剖析不同所有制企业如何利用政府补贴进行创新,以及要素市场扭曲对政府补贴有效性的调节效应,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考察了要素市场扭曲与所有制的联合调节效应。结果发现:相比国有企业,政府补贴对民营企业创新绩效的促进作用更大;要素市场扭曲程度低的地区,政府补贴对企业创新绩效的促进作用更大;所有制对政府补贴和企业创新绩效的调节作用还依赖于要素市场的扭曲程度。     

政府偏袒缓解了企业融资约束吗?——来自中国的准自然实验

在中国式分权模式下,"撤县设区"行政管理改革弱化了县域政府的经济事务激励,进而减少了辖区企业能够获得的政策扶持,因此这一改革能够有效地被用于识别政府偏袒政策的变动。基于这一外生的准自然实验,我们使用1999~2009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中持续经营的县市企业平衡面板数据,检验了政府偏袒对企业融资约束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1)政策偏袒减弱之后,辖区内企业的融资约束状况相对于其他县市企业显著变得更严重;(2)这一结论在一系列稳健性检验中均保持成立;(3)进一步的影响机制分析发现,撤县设区改革导致县域政府财政经济性支出激励显著弱化,进而降低了辖区企业获得的财政补贴、税收优惠等政策收益,最终加剧了企业的融资约束程度。     

中国企业为什么缺乏创造性破坏——基于融资约束的解释

企业研发(R&D)需要长期投入大量的资金,而如果内源融资投入不足或者外源融资渠道不畅,企业的创造性破坏活动就会受到限制。本文以2005-2007年38万多家中国工业企业数据为样本,实证考察了内外部融资约束对我国企业R&D投入的影响。研究发现,内部融资对企业R&D投入的影响并不显著,企业R&D活动更多的依赖外部融资。进一步研究发现,外部融资对企业R&D活动的正向影响对中小规模企业、民营企业以及高技术企业更为明显。我国目前以间接融资为主的金融体系,银行市场结构由国有大银行垄断,银行贷款重实物资产、轻无形资产,导致企业研发创新活动面临较大的资金瓶颈。因此,深化国内金融改革,降低金融机构准入门槛,拓宽企业融资渠道,完善科技金融服务,有助于缓解企业外部融资约束,增强企业研发创新动力。     

地理集聚会促进企业间商业信用吗?

地理集聚对经济绩效的重要影响已经被大量研究所证实,但系统考察地理集聚对企业商业信用影响的研究仍比较匮乏。本文首先在Long和Zhang(2011)基础上构造了一个更为综合的地理集聚指标,并结合1998～2007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以及"双重差分"方法,系统地探讨了地理集聚对企业商业信用的影响。研究证实,地理集聚对企业商业信用的发展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而且资本集聚的影响超过了产出集聚和劳动集聚。此外,文章还发现,地理集聚对商业信用的影响存在显著的企业异质性:非国有企业、大企业、高效率企业以及资本密集型企业受地理集聚的影响更大。     

产业集聚与企业出口国内附加值:GVC升级的本地化路径

本文首次将表征本地化生产体系的产业集聚与衡量企业在GVC中贸易利得和分工地位的出口国内附加值置于统一的分析框架,利用2000～2007年中国微观数据对产业集聚与企业出口国内附加值率(DVAR)之间的关系进行探讨。研究表明:产业集聚显著提高了中国企业出口DVAR,其中对一般贸易企业、私营企业和东部地区企业的作用更大。解构集聚外部性后发现,包含劳动力蓄水池、中间投入共享、知识技术溢出3个方面的马歇尔外部性和集群商业信用引发的融资外部性通过提高企业成本加成和降低国内中间品相对价格是产业集聚DVAR促进效应的重要作用机制。最后,本文还发现产业集聚提升企业出口DVAR并未以缩减企业进出口规模、牺牲全球化为代价,更多地是通过引发企业由低出口DVAR的加工贸易方式向高出口DVAR的一般贸易方式转变的结构效应为具体实现路径;由微观企业转向中观行业的分析再次佐证了企业贸易方式转变引致的结构效应是产业集聚促进行业出口DVAR增长的重要途径。本文证实了产业集聚可以作为中国企业GVC升级的本地化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