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汉书·艺文志》看西汉阴阳家的衍化

阴阳家作为先秦诸子学派中的一家,曾经被司马谈在《论六家要旨》中排列于诸学派之首,可见其地位之重要。然而自战国末年起,诸子百家学说开始出现调和、杂糅趋势,至西汉,道家、儒家思想先后受到统治阶层重视,阴阳家学说为适应现实的需要,发生重大转型,逐渐渗透到道家、儒家、兵家学说及数术、医学等研究领域。试结合《汉书·艺文志》对先秦、西汉著作的著录情况,考察阴阳家学说在西汉的分流与衍化,及其对西汉政权产生的影响。     

读《汉书·艺文志》札记

《汉书·艺文志》中"史书附于‘春秋家’",直至东汉中期,"史"仍为书写、记事之人,在观念上不符合后世所说之"史"。从今所见传世及出土文献看,故事、传记类文体尽管较常见,附属性质强烈,难将之视同为史书;从魏晋以来史部独立发展反观之,西汉时史书部类不多,似亦难独立发展。刘向父子校雠群书时,将史书附丽于"春秋家",诚得其宜。《汉书·艺文志》中"律令不载于汉《志》",从刘向父子校雠群书的重心看,即以篇目固定取代往日之单篇别行,或可对律令不载于汉《志》提出新的解释。当时是由单篇律与令共同构成律令法系,不存在由政府统一编纂的律令,理官厘定律令并无实质进展,刘向父子恐亦难为之,故不载录。通过探求董仲舒治狱佚文的表现形式,亦即虚拟甲乙之事或讲述历史故事,考察为何融经义入律令,如何融经义入律令,窥见经义与律令之互动关系,或可丰富对经义折狱的认识。     

《汉书·艺文志》视角下的杂家之学

<汉书·艺文志>是审视杂家本来面目的独特视角.解读<汉志>杂家,不难看出,杂家源于"议官",兼通诸家,以"王治"为主导思想,以诸家之学为"王治"之用;同时,杂家"杂取各家"的包容性特征也成为<隋书·经籍志>以后目录学著作中杂家涵义讹变的主要原因.     

《汉书·艺文志》浅说

本文为评介性论文。文章简介了《汉书·艺文志》成书的过程。说明先由刘向校书编为《别录》，刘歆在《别录》基础上编为《七略》，班固再将《七略》稍加增删而成《艺文志》。文章主要考订了班固增删调整的情况。后一部分简述了《艺文志》的内容，并说明这部书目不仅是中国乃至世界第一部图书目录，而且提供了第一部图书目录分类法，具有巨大的历史价值。     

《汉书·艺文志》著录小说文体探赜

《汉书·艺文志》诸子略小说家著录小说作品15部,包括“说”体、“子”体、“术”体、“事”体和“言”体五种文体类型。小说家是《汉书·艺文志》诸子之一家,又是唯一不入“九流”的一家,这便决定了小说家的著述既是子书,又是“君子弗为”的子书的学术文化地位。《汉书·艺文志》小说家除后世依托的传说人物外,有乐师、学者、待诏、方士等,其身份地位均不显赫,多属于“稗官”之流。与作者身份地位相应,其著述也以浅薄、迂诞、琐碎的“丛残小语”为主,一般不涉朝政军国大事。就文体而言,《汉书·艺文志》所著录的小说既有子书“上说下教”“强聒不舍”的说体文特点,也有子书“近取譬喻”“述事言理”的政论文特点,而医巫厌祝之术、长生不老之方、杂说短记、奇谈怪论、轶闻趣事、民间琐谈,成为《汉书·艺文志》小说的主要内容。《汉书·艺文志》小说文体的这些特点,规范和影响了中国古代小说和小说观念后来的发展。     

《汉书·艺文志》著录小学类文献琐议

对<汉书·艺文志>著录的"小学类"文献进行细致考证,认为周秦时代的小学文献具有综合职能的特点;<八体六技>应是<八体>六篇,"技"为"篇"之讹;"训纂"类作品是增补性质的识字书;<别字>十三篇即<方言>十三卷的别称.     

对《汉书·艺文志》中“小说家”命名的思考

《汉志·诸子略》之“小说家”，其名始见于西汉。“小说”包含两层涵义：一为浅薄的诸子学说；一为迂诞的“说”类作品。前者注重学说源流，后者关注书籍自身的特征，表现出模糊的文体意识。“小说家”正是从这两方面规范与影响了后世小说的发展。     

《汉书·艺文志·诸子略》语词札记四则

<汉书·艺文志·诸子略>是古代汉语文选的重点篇章,但我们在教学中发现,其中有些语词或各教材均不注,或各家     

由“术”而“学”——《汉书·艺文志》视野下的纵横家

"纵横家"在先秦诸子中较为特殊,其进入学术视野时间较晚,至《汉书.艺文志》才跻身于"九流十家"。这一现象的出现,一方面由于纵横家本身更多体现为一种实用性的权术,学派的色彩单薄;另一方面因为先秦诸子争论的内容多限于形而上层面,纵横家被排除在外乃是自然之势。而《汉书.艺文志》中之承认纵横家的学派地位,一则由于纵横家在西汉中前期尚有一定的存在痕迹,一则由于《汉志》出现的背景也促使其对诸子之学持更宽容的态度。"纵横家"的出现,实则是先秦秦汉"学"与"术"相互交融、相互渗透的缩影。     

《文心雕龙》与《汉书·艺文志》渊源关系研究

《文心雕龙》之所以体大虑周,离不开"述""作"两端的卓越成就。就"述"而论,极其重视知识储备的刘勰以整理佛典为契机,继承、借鉴了《汉书·艺文志》在目录文献学上的杰出成果,提纲挈领,温故知新,运用提炼学术的手段和眼光形成创新思维,在《文心雕龙》的内在思想和外在框架上将刘向父子由重经学到重诗赋的文章学观念转变进一步落实。在这一过程中,其文章文体学、文体史学等观念亦深受《汉书·艺文志》影响。     

汉代学术主体评论研究

汉代学术主体评论在不同的社会领域、学术体系、派别和个人之间进行,涉及学术研究者的立场、方法和成就诸层面,已经铸成一系列相对固定的概念,其中有代表性的是儒宗、通儒、俗儒和耆儒。一般儒生较为推崇儒宗、通儒,通儒比较轻视俗儒、浅儒,朝廷除任用一批名儒或大儒外,也很敬重宿儒、耆儒。这一学术主体评论的基本倾向,从政治和学术两方面影响着汉代学术的发展。     

试从《后汉书》“引用文章”管窥东汉散文 对偶运用之艺术成就

《后汉书》引文的众多作者们大都喜用对偶辞格。其种类之多、数量之巨、艺术之精,在"前四史"引文中堪称佼佼者。为此,通过量化、比较、示例及赏析之法对其艺术性进行实证研究,将有助于人们相应探寻对偶艺术在东汉散文中的演绎轨迹,客观揭示《后汉书》引文作者在骈语发展史上的作用和地位,以期为《后汉书》自拟文字对偶艺术的研究提供有益的参照,同时为人们比照研究相关史籍对偶运用的艺术性,并由此或将为探求我国骈偶传统的形成以及华美骈文的孕育提供具有准确性及说服力的实证和结论。     

范晔《后汉书》文学思想论

被誉为前四史之一的范晔《后汉书》不仅是一部辉煌的历史巨著,还有着很高的文学价值。范晔为东汉时期众多的文学之士立传,还在诸传中著录了他们的作品及文体数量。文章对范晔《后汉书》的著录体例及作品、作家品评进行了研究,阐述了范晔不仅重视作品的社会功用,也注意到了文学的情采的思想特征.     

《史记》《汉书》异文中的同源词研究

《史记》和《汉书》在某些篇目中不仅内容上有诸多的重合之处,用字上也是大同小异。这些用字上的差异校勘学上称之为＂异文＂。＂异文＂中有一部分属于同源词的范围,同源词的显著特征是＂音近义通＂。本文试图从同源词产生的途径来分析这些异文中的＂音近义通＂现象,并将这些同源词分为声训同源词、孳乳同源词和方言同源词。     

秦汉文学流程的文化观照

本文是<商周文学流程的文化观照>的续篇,文中将继续追问一些文学史问题,诸如为何文化专制时代的颂歌体文学特别发达,为何"秦世不文"而后世的<过秦论>、<桃花源记>、<阿房宫赋>、<孟姜女哭长城>等等"谴秦"作品却成了文学名篇,汉武帝的"罢黜百家"与秦始皇的焚书坑儒有无本质区别,汉代巨史大赋的森林是在什么样的文化原野上生长繁茂的,表达了作家们怎样的文化追求和审美理想,"少而好赋"者为何又"壮夫不为",东汉张衡何以在登上了汉大赋的峰巅之后又转向了以山水田园和平凡人性为背景的抒情小赋等.作者认为,文学名篇的细读和内部研究非常必要,但滋养文学华林的文化的阳光雨露却只能作外部观察与考量,文学景观的兴衰存亡依赖于远比自身广阔得多的人间万象和天地风云.     

《尔雅》汉注的学术价值

《尔雅》汉魏古注有犍为文学、刘歆、樊光、李巡、孙炎五家。《尔雅》汉魏古注无论从《尔雅》版本、古词古义保存、词义辨析、释义方法等方面来看,还是从语词角度考察古代文化内涵、探讨语源来看,或者从探求反切形成的历史过程来看,均具有不可忽视的学术价值。因此,汉注的筚路蓝缕之功,是郭注得以集大成的重要基础。     

《汉书》对偶运用之艺术成就初探

通过量化、比较、示例及赏析等方法,具体揭示作为《汉书》重要修辞手法的对偶在艺术上的不凡之处,以及《汉书》语言的骈俪特色。     

刘秀史事杂考三则——读《后汉书》札记之一

对《后汉书》中有关刘秀的材料进行了若干考订,分别涉及刘秀称帝点的政治意义、封更始的意义及关于"公孙皇帝"的辩论。     

汉赋形成的原因初探

以司马相如、扬雄作品为代表的汉代赋体文学,因其华丽的辞藻、繁复的铺排和其"劝百讽一"的篇章结构一直备受批评家的注目.汉赋为什么会形成这种显著的文本特征呢?本文从汉代文人的文学观念、汉代文人的社会地位及其生存方式和汉人对赋体文学的接受及评价机制这三个方面来探讨其形成的原因.作者认为,只有站在汉代这个特定的时代才能理解汉赋的创作盛况,才能更清楚地认识汉赋之美,从而更进一步地认识汉赋在中国文学史上的重要地位和意义.     

汉代家庭继承制度的社会史考察

汉代家庭的形态无疑与家庭继承制度有很大关系。在诸子均分家产的继承制度下,汉代形成了以个体小家庭为主的社会结构,也存在一定数量的与父母或未成年弟妹"同居"的家庭,已婚兄弟同居及数世同居的大家庭为数极少。争讼与让财是汉代家产继承中两种相对的现象。宗族亲戚和乡里在家产继承事务中起重要作用。在家庭财产继承关系上,公权力的干预让位给了乡里的调整,从这个意义上说,汉代社会是一个乡里社会。在家庭继承关系上,汉代家庭女性虽具有一定的继承权,但女性的继承权还是受到限制。宗祧继承的观念对汉代家庭继承关系造成了重大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