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黎协定》实施机制与2020年后全球气候治理

《巴黎协定》实施机制决定了2020年后全球气候治理的方向和路径。2018年"卡托维茨气候大会"在实体规则和组织机制方面解决了2015年《巴黎协定》存在的"规则模糊"和"机构不协调"两大问题。作为《巴黎协定》实施细则的载体,"卡托维茨气候文件"不仅围绕"减缓""适应""资金""技术"和"能力建设"这五大核心支柱丰富了"缔约方履约机制",也确立了"全球盘点""透明度"和"遵约"为保障五大核心支柱实施的"缔约方履约追踪机制"。这两类机制共同组成了《巴黎协定》的实施机制的两个有机体。巴黎实施机制呈现"整合性"和"技术性"两大特征。该机制不仅包含渐进式集体评价体系,还具备多边环境条约首个"透明度程序制度"。未来谈判中,巴黎实施机制需要明确"能力建设"与"透明度"间以及"遵约"和"全球盘点"间的两类程序制度的关系。     

国际碳排放权交易机制的实施困境及其纾解之道——以《巴黎协定》第6.2条为视角

国际减排合作一直面临着缔约方之间基于自身目标选择不同解决方案而难以协同的困境。《巴黎协定》第6条第2款在尊重参与方自主性的基础上,为减缓成果跨境流转提供了“合作方法”,但在对国际转让减缓成果的具体内涵、法律属性、流转条件、核算要求以及人权保护相关问题分析后,国际转让减缓成果在产生情形和转让条件上的不确定性为参与方采取单边主义措施提供了空间,这与《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及《巴黎协定》多边主义合作减排初衷相悖。有鉴于此,中国应秉承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明确国际转让减缓成果的金融服务属性,援引WTO服务贸易协定、捍卫“共区原则”、擅用《巴黎协定》遵约机制、坚持国家中心视角人权保护全方位和多角度参与第6条第2款“合作方法”的细节谈判,推动构建公平合理、合作共赢的全球气候治理体系。     

《巴黎协定》减排承诺下不遵约情事程序研究

在全球气候治理的新形势下,《巴黎协定》第15条提出将建立一个能够让各国遵守减排承诺的遵约机制。这种遵约机制建立的核心是对没有履行减排承诺的缔约国制定不遵约情事程序。减排承诺下的不遵约情事程序是一种促进性的、不以惩罚性为主的遵约保障程序,各缔约方就该程序的制定尚未能达成一致。在处理不遵约情事程序和条约强制性要素的关系、不遵约情事如何体现共同但有区别责任原则以及其与透明度规则、全球盘点机制的关系等方面困境重重。为构建一个遵约实效和减排计划相匹配的程序规则,应当以独立性遵约委员会为监管主体,结合国家减排能力,明确不遵约的各种情事边界和执行措施。制定包含资金、技术支持的援助性条款,同时对恶意逃避遵约等情况也制定谴责、中止相关权利等条款。不遵约情事程序仍然会以鼓励遵约为主,以期对各缔约方履行减排承诺和遵守遵约目标进行保障。     

气候变化巴黎议定结果作为“协定”而非“议定书”的国际法意义

第21次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出台了新的控制全球温室气体排放的《巴黎协定》。这一国际文件采用了“协定”,而非“议定书”的条约名称,这与国际环境条约中普遍适用“公约－议定书”的方式迥然不同。尽管这并不影响其法律效力,但从条约法的角度来看,二者仍存在一定差异,广义上的“协定”具有比“议定书”更宽泛的适用空间,而且从“议定书”和“协定”的国家实践来看也存在不同,且这种差别对未来全球减排仍会有制度性的影响。对此,中国应积极利用国际法,充分发挥《巴黎协定》赋予的灵活性,创造性地开展国内温室气体减排。     

论《气候变化框架公约》遵约机制的构建

<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13条是有关构建该公约遵约机制的一个条款,但其形成过程并非一帆风顺.综合运用国际条约解释的基本方法,可以全方位把握<气候变化框架公约>遵约机制的构建过程.该过程中透露的信息与经验也可对即将展开的新一轮全球气候变化条约的谈判有所借鉴.     

"双碳"目标及其实施的国际法解读

我国积极参与全球环境与气候治理,做出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的庄严承诺,体现了负责任大国的担当。《巴黎协定》是这一承诺的基础。从国际法的角度看,“双碳”目标的提出既是基于国际条约的法律行为,也是国际法上一国的单方面行为。关于该目标的具体内容、措施及其实施,《巴黎协定》并未过多干预,主要是由国家在自主自愿的基础上提出,并且主要依靠国内的努力来实现。联合国框架下的国际人权法及其实施机制与应对气候变化的国际法及其实施机制有类似的性质和特点,可以通过两者的比较获得启示,即要在尊重各国的自主性、创造性的基础上,主要依靠各国国内的努力实现“双碳”目标。     

新古典现实主义视角下的美国气候政策的“钟摆现象”

自1992年《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签订以来,美国在对待几个关键附属气候条约的立场上呈现时而保守时而激进的“钟摆现象”,如：1997年美国国会拒绝核准由前任美国副总统艾尔戈尔签订的《京都议定书》,2015年奥巴马总统利用行政权力绕过国会签署了《巴黎协定》,2017年前总统特朗普总统宣布退出《巴黎协定》。这些看起来令人困惑的行为实际上反映了美国在气候政策制定中存在的矛盾与冲突。本文运用新古典现实主义理论为分析框架,探讨了几个关键变量——“领导人形象与认知”“党派政治”以及“公民社会和游说集团”如何左右美国的气候政策及其影响。     

日本应对气候变化国际环境合作机制评析:非国家行为体的功能

《巴黎协定》在国际环境条约层面明确了国际环境合作机制下的全球气候治理"自下而上"模式,并强调了非国家行为体参与的重要性。日本以加入《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为契机,通过制定施行《环境基本法》确立了国际环境合作基本理念,将该理念作为应对全球气候变化的方式纳入日本环境法律体系。日本中央环境审议会通过制定实施国际环境合作的政策,构建了日本国际环境合作机制。日本国际环境合作机制是以东亚为重心的三层级模式,参与主体涵盖政府及政府间组织、地方公共团体、跨国公司、非政府组织、学术研究机构,呈现多元化特征。日本非国家行为体参与国际环境合作在东亚地区所取得的成效,能够为推进东亚区域性气候治理合作共赢提供经验借鉴。     

欧盟碳边境调节机制及中国的应对

2019年欧盟出台《欧洲绿色协议》,其中一项核心内容是实施碳边境调节机制（CBAM）。欧盟提出碳边境调节机制的直接原因是实现《巴黎协定》设定的温控目标,解决碳泄漏问题,除此之外还有经济、社会、国际政治等多方面的原因。碳边境调节机制实质上是单边贸易措施,会损害发展中国家的利益。南北国家围绕WTO原则和气候变化原则对碳边境调节机制产生了合法性方面的争议。我国作为全球气候治理的重要领导力量,应当团结广大发展中国家在多边机制内进行气候变化领域的合作,适时与欧盟开展协商谈判。同时在国内大力发展低碳绿色经济,推进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发展,积极应对碳边境调节机制带来的挑战。     

联合国与“国家人权机构”的萌生和发展——基于史料的考察与分析

自联合国成立之初,专家和学者们就开始探索如何在国家层面上设立有效落实国际人权条约的人权保护机制.这些努力的成果之一就是1993年联合国大会决议认可的"国家人权机构"模式的确立.由此而诞生的"巴黎原则"被认为是设立国家人权机构的最低标准.在联合国大会、宪章机构、条约机构以及联合国人权高专办等机构的协力推动下,以"巴黎原则"为标准设立的国家人权机构已遍布世界各大洲.     

主持人语

<正>《巴黎协定》的达成标志着全球应对气候变化已经进入到了全新的阶段,同时为国际社会开展碳减排行动提供了法律依据。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中指出,引导应对气候变化国际合作,中国应成为全球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参与者、贡献者、引领者。碳市场的建立和完善是达成碳减排目标的要举,同时也是落实《巴黎协定》国家自主贡献的重要方式。我国各级政府、企业主动通过建立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和推进气候变化立法等一系列措施来加强碳减排。2012年,根据党中央、国务院关于应对气候变     

论《中国入世议定书》与《世界贸易组织协定》的关系——基于中国稀土案上诉机构报告

《中国入世议定书》与《世界贸易组织协定》及所附多边贸易协定关系是中国稀土案上诉审所涉及的两个主要争议问题之一。世界贸易组织争端解决机构依据文本解决这一问题。中国认为应依据后法优先前法来解决这一问题。《世界贸易组织协定》是一个条约群,是一揽子协定,包括了《世界贸易组织协定》所附多边贸易协定和《中国入世议定书》等,说它们是同一个条约是不恰当的。     

论全球气候治理中FAO援助机制的嬗变及中国应对

《巴黎协定》明确了"自下而上"型的温室气体贡献目标,因此,应对气候变化更需包括FAO在内的多元主体予以共同治理。事实上,FAO已将援助发展中国家应对粮食安全的传统工作范围延伸至应对气候变化领域,但客观而言,其仍存在国际合作模式僵化、机构设置与整体目标不匹配、行动能力不强、工作透明度不高等一系列问题。对此,FAO宜在自身改革和治理中更突出应对气候变化工作的重要地位,加强与《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体系的互动与衔接,创建发展中国家关于气候变化和粮食安全的数据库。同时,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农业大国和温室气体排放大国,中国亦应积极参与全球气候治理进程,推动应对气候变化机制的完善,并创新农业发展战略和碳融资方案。     

巴黎公约第19条的立法精神及其对发展国际法的意义

《保护工业产权巴黎公约》第 19条关于专门协定的规定 ,是巴黎公约体系形成的法律基础。它的立法精神 ,即基本公约的稳定性、条约体系的开放性以及国际组织的协调性 ,不仅是巴黎公约体系的造法特征 ,而且是国际法发展的“先例”。     

国际气候变化法中REDD机制的发展 ——兼对《巴黎协定》第5条解析

REDD是指减少森林砍伐和退化而降低温室气体排放的机制.森林的固碳属性使其在气候变化应对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但是发展中国家缺乏足够的资金以减少滥砍滥伐和森林退化.为此,REDD机制在气候变化谈判中逐渐得到发展.这一机制于2005年在蒙特利尔气候大会上正式成为国际谈判议题,经过国际社会10年的努力,2015年12月12日在巴黎气候变化大会上通过,2016年4月22日在纽约签署的《巴黎协定》中,这一机制得到了国际法上的确认.该机制为国际社会进一步强化森林在应对气候变化问题上的效用,为发展中国家扩大森林经营,实现低碳发展铺平了道路.     

气候变化影响下贫困地区女性领导力的柔性化开发——兼评《气候变化影响与适应性社会性别分析》一书

2016年春,百余国家在纽约签署《巴黎气候变化协定》,在人类应对气候变化的进程中开启了新的篇章,要求缔约方在采取行动处理气候变化时,应当尊重、促进和考虑到性别平等、妇女赋权的因素,以提高适应能力、加强抗御力和减少对气候变化的脆弱性为目标.[1] 2016年11月,《气候变化绿皮书:应对气候变化报告(2016)》发布,以"《巴黎协定》重在落实"为主题,围绕缔约方应该怎样有效地、及时地应对气候变化带来的负面影响,编录了数十篇文章.该书中以"社会性别与气候变化"为专题,指出我国的气象灾害影响分布与贫困县分布高度一致,95%的绝对贫困人口生活在生态环境极度脆弱的农村地区.[2]由于许多农村地区的青壮年男性大多外出务工,留守的主要是老人、妇女和儿童,女性成为务农和照顾家人的主要劳动力.这也意味着,面对气候变化,女性是主要的承受者和决策应对者,生活在贫困地区的女性成为最易受气候变化影响的群体之一.     

营救协定对外空游客的适用性

《关于各国探索和利用包括月球和其他天体的外层空间活动所应遵守原则的条约》和《营救宇宙航行员、送回宇宙航行员和归还发射到外层空间的物体的协定》的起草历史表明,当时可以飞往外层空间的只有宇航员或宇宙飞船上的工作人员,因此,《关于各国探索和利用包括月球和其他天体的外层空间活动所应遵守原则的条约》和《营救宇宙航行员、送回宇宙航行员和归还发射到外层空间的物体的协定》中的“宇航员”和“宇宙飞船的船员”是不包括外空游客。尽管从人道主义的角度来看,在载人航天器上的每个人,无论其法律地位如何,在其生命处于危险之中时,都应有权获得援助。但需要国际社会通过新的国际立法予以扩大解释“宇航员”和“宇宙飞船的船员”的定义,确立关于外空游客的法律地位,或根据《维也纳条约法公约》的规定,扩大解释《营救宇宙航行员、送回宇宙航行员和归还发射到外层空间的物体的协定》的可能性。     

气候变化“自下而上”治理模式的 优势、实施困境与完善路径

《巴黎协定》“自下而上”的模式开启了气候变化治理的新篇章,它创新了减排义务分配方式与减排模式,通过全球盘点机制保障国家自主贡献不断提升,参与主体广泛,具有更强的包容性与适应性。它打破了气候变化治理僵局,将所有缔约国纳入到强制减排队伍中,对减缓气候变化无疑起着重要的作用。但“自下而上”的治理模式也面临着实施困境,如制度安排较为松散,欠缺强制约束力,主体参与的广泛性与行动力度之间难以协调等。因此,应通过为发展中国家实施减排行动设置“过渡期”、采用复合标准确定减排责任的分担、加强“自下而上”与“自上而下”模式的结合、打破国家与区域利益的偏见、加强国际合作等路径加以完善。     

北约东扩与《欧洲常规武装力量条约》

签订于 1990年的《欧洲常规力量条约》是北约和华约在欧洲常规军备领域长期对抗和相互妥协的产物。北约的第一轮东扩导致了《条约》的修订。北约第二轮东扩的实施 ,主要是曾属于原苏联的波罗的海三国被邀请加入北约 ,可能对《条约》产生一定程度的消极影响 ,因为这三国尚未加入《条约》。鉴于普京政府奉行全面改善同西方的关系 ,集中精力发展俄罗斯经济的外交路线 ,北约建立“2 0国”机制 ,扩大和深化同俄罗斯在安全领域的合作 ,俄罗斯未必要求缔约国重新修订《条约》 ,但是它会继续付诸外交努力 ,促使《条约》缔约国批准修改《条约》的协定和波罗的海三国在修改《条约》的协定生效之后加入进来     

《TRIPS协议》中的国民待遇原则适用对象之分析

在《TRIPS协议》中适用国民待遇原则 ,既要遵守《WTO协定》的规定 ,又要遵守《TRIPS协议》框架下各条约的规定。《TRIPS协议》中国民待遇原则适用对象的标准有国籍标准、居所标准和实质关联标准。《TRIPS协议》适应了世界贸易和经济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