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争与20世纪40年代女性文学

20世纪40年代是战火纷飞的年代,战争书写成为这一时期女性文学的核心内容。这种书写主要表现为三种形态:以丁玲、草明等人为代表的充满民族国家意识的战争书写;以陈敬容、萧红等人为代表的注重对现实的沉思默想的战争书写;以张爱玲、苏青等人为代表的关注日常生活的战争书写。三种形态的女性战争书写各有其主要特征和意义,之所以出现这三种书写形态的原因在于:战争对社会生活的重新整合及战争对男女性别的现实要求。     

家国、身份与海外几社离散书写的意义

海外几社在继承几社救亡图存、经世致用思想的基础上,发挥精卫填海式的实践品格和拓荒精神,开辟海上抗清新局面。传统诗文成为他们见证家国离散、书写海上战争悲剧、铭刻流亡心路历程的载体,尤为独特地体现了这一群体在海洋精神文化熏陶下的遗民身份处境及其家国情怀。海外几社以其所处的海洋地域文化环境为视角,在离散书写中充分展现人与海之间的思辨关系及其审美心境的历时性变化。海外几社的思想境界及其离散书写对塑造台湾后学的民族文化精神,促进台湾地区文教事业的发展及文学书写取向,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探讨海外几社的离散书写,也为研究大陆文学与台湾地区文学之间的渊源关系拓展了新视野。     

从何处来?往何处去? ——小说《巨流河》中的身份问题研究

祖籍东北的台湾作家齐邦媛以其传记式小说《巨流河》书写了作家个体生命对宏大历史景观的审视和记录,作者发掘和展示了其对战争、家庭、成长、政治等诸多话题的思考,尤为值得关注的是小说中的人物身份问题.在小说《巨流河》中,除了建立在亲属伦理关系上的人物家庭身份,作者还成功地勾勒了三类能被清晰指认的人物身份——民族身份、知识分子身份和"流亡者"身份,文章探析了该小说中人物各类身份的建构过程,以及这些身份在不同处境中的认同问题.     

长时段历史视野下的Hindu族群建构与印度历史书写

20世纪90年代以来，知识界围绕如何界定印度教徒身份、印度教徒身份是古已有之还是殖民知识体系的现代建构等问题的争论不断。尝试在长时段历史视野下，探讨对Hindu身份的不同理解与不同历史时期的历史书写之间的关系，这包括殖民前的印度波斯语史书、梵语和地方语言的历史书写以及殖民史学、民族主义史学，以及印度独立后兴起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和达利特史学。印度在殖民前已经形成了将族群身份与历史挂钩的书写模式以及一种由上层知识精英界定的“印度教徒”身份。殖民史学和民族主义史学进一步确立了“印度教徒民族”身份和以印度教徒共同体为重要主体的民族史书写模式，但也因为推崇种姓制度而引发低种姓思想家的批判，形成了与印度教徒民族身份和民族史对立的达利特大众身份和达利特史学。     

身份的确认--论林白小说创作

林白是新时期具有鲜明女性意识的代表作家,她创作了许多表现女性个体独特经验与体验的作品.本文从林白创作的具有特殊文学体貌及审美特性的文本中选出三个具有阶段性意义的文本<子弹穿过苹果>、<一个人的战争>和<玻璃虫>来描述林白在女性书写中所试图建构的女性身份特征,揭示林白在具体文本叙事中呈现出逐渐拆解、质疑这种女性身份的迹象.而正是这种质疑和拆解使林白的女性书写表现出螺旋上升的趋势,成就了她的新的女性书写.     

“五四”及1920年代女性文学综论

"五四"及1920年代女性写作,是中国女性以"人"和"女人"的反叛性姿态参与反封建的历史进程,书写女性的觉醒与成长.由于性别体验和关注点的不同,她们的书写立场与男性先驱有所差异或同中有异:言说社会人生、关注下层苦难、反映军阀战争和北伐革命;以母亲名义书写自己、以爱化解人生、理性审视母爱;批判礼教罪恶和封建婚姻、关注弃妇命运;追求自由婚恋、大胆表露性爱、探求婚内主体情欲;反抗社会压抑的女同性恋准同性恋书写;"五四"爱情结局下的婚姻思考等.色彩纷呈的创作实绩,奠定了中国女性文学的第一个辉煌时代.     

关注理论热点突出民族特色

民族学·人类学 本栏西南人类学-族群与区域专题.香港科技大学张兆和博士的文章以20世纪初贵州苗族土著知识分子杨汉先对其民族身份认同的书写方式为个案,展示出在当时的民族主义和国家体制下,土著知识分子视野中的民族身份认同框架有别于现代国族建构的历史叙事框架,视角新颖独特.     

新世纪英国战争小说创伤书写的新特点

战争小说是对战争记忆的追溯和构建的一种文学体裁。英国早期的战争小说叙事受英雄史诗传统叙事的影响,多采取一种自上而下的视角,叙事聚焦在宏大的战争场面、重大的军事行动或英雄人物。而新世纪英国战争小说创伤书写呈现出新特点：主要关注回归士兵重新融入家庭和社会所面临的困境、战争书写中对人性的剖析以及通过描写战争期间的爱情故事来反衬战争的残酷并表达人们对幸福生活的憧憬。     

奥尼尔戏剧的身份主题

学界通常采用静态方法,忽视从话语实践与身份的动态关系这一视角研究奥尼尔戏剧的身份主题。事实上,奥尼尔对身份问题的关注源于作家爱尔兰移民后裔所处的种族主义的政治环境、父亲演艺生涯造成其童年漂泊的家庭环境及疯狂工业文明导致信仰缺失的社会语境。奥尼尔戏剧涉及与此相关的三方面的身份主题,表达了奥尼尔重构新身份的社会理想与人文追求:以爱尔兰人为原型创作少数族裔戏剧,真实再现边缘族裔的身份流浪和解构其负面形象;以其家庭生活为原型进行身份投射和自传虚构,书写家庭相处新模式;以工业社会为原型创作底层人戏剧,描写其身份危机和探讨重写身份话语的可能性。     

盛世军事的立体审视--郭绍林教授《隋唐军事》读后

恩格斯有句名言:“战争比和平发达得更早。”军事活动作为人类历史的重要组成部分和决定性因素之一,不仅是军事学术界关注和研究的对象,而且更应该进入被马克思和恩格斯称为“我们仅仅知道一门唯一的科学,即历史科学”(《德意志意识形态》)的视野。如此,历史学家们理应以现代人的身份,站在科学和理性的高度,对人类有史以来的军事活动进行审察、深思、总结和系统的反思,得出规律性(不仅仅限于战争规律和战争指导)的认识。10多年来,军事史的研究日渐受到军内外学术界的重视,继郭汝瑰主编的五卷本《中国军事史》于上个世纪末在解放军出版社陆续…     

亨利·詹姆斯小说中的戏剧化书写

亨利·詹姆斯被归在英语语言中最伟大的小说家之列,却很难以戏剧家的身份被人们所记忆。在里昂·埃德尔的努力下,詹姆斯的戏剧创作逐渐走入学者们的研究视野,人们开始关注其戏剧写作对小说的影响。詹姆斯小说中的戏剧化书写并非是他在戏剧创作失败后尝试的一种移植,他对戏剧的热爱以及实践是贯穿始终的。笔者选用詹姆斯早期和后期小说各一部,探讨其惯有的戏剧化书写的艺术特色——通过转移视角、隐匿作者、打造戏剧场景等手段为读者搭建一个舞台,营造出直观的现场感,小说的艺术张力因此得以增强。     

新世纪介入“中国现实”的长篇小说研究现状

新世纪以来,介入“中国现实”的长篇小说层出不穷,吸引了诸多评论者的关注。论者以书写内容、介入方式、叙事困境为支点,分析了不同作家的现实书写,研究视点 和评论方法逐渐多元化;但面对“介入现实”这一宏阔命题,现有研究仍有诸多不足,亟待从“史学”视野、作家现实观的更迭、书写公共生活与小说的诗性正义、萨特“介入” 观的三层次与文学的理想之光等维度寻找新的学术突破点。     

全球视野下的民族意识拓展 ——吉狄马加与瓦历斯•诺干的诗与文

[提要]吉狄马加和瓦历斯·诺干在两岸少数民族作家中有较大的影响力，他们都从自我文化传统出发，构建民族主体身份，延续民族命脉，并在全球化与现代性冲击下，用自然世界观抵御工业文明带来的危害，倡导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然而这两位作家的视野并没有局限于各自的族群意识，吉狄马加从民族传统出发，以全球视野思考人与世界的关系，以强烈的抒情加以表达；瓦历斯·诺干则结合族群历史经验，以冷静的笔触记录人类战争，呼唤世界和平。在新冠疫情肆虐和全球战争频发的当下，两位作家的诗与文对解决人类危机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探讨少数民族间的文化异同，对促进两岸少数民族的中华文化认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有重要的意义。     

乡愁如何到国愁?——兼论现代乡愁理论建构的缺憾

现代文学乡愁的相关书写十分繁盛，从鲁迅和周作人的示范开始，就极力克制私人化的情感倾泻，倡导有利于国家民族的国民改造式的乡愁表达。对Nostalgia一词内涵中单纯的怀乡病的否定是中国式乡愁具有的向外之现代性与向内之现实性，现代性的一面是中国式乡愁与19世纪以来的国外乡愁书写的应和，蕴含着对人类精神故乡和未来发展的指引性的一面；现实性是指中国式乡愁对现代中国的社会有深切的关注，有立志于改造社会，启蒙民众的内部之用。在左翼文学界对乡愁的书写如火如荼之际，乡愁也进入了电影的视野，尤其是战争和灾害损害下的乡村格外受到关注，通过影视的再造，个体的故乡记忆和乡愁书写与家国乡愁同频共振，乡愁转变成了国愁，起到了团结民心、民族认同的作用。遗憾的是，学界对乡愁理论的提炼远远滞后于乡愁的文艺书写。     

离散群体视角下的阿拉伯战争文学书写——以《太阳下的人们》及《贝鲁特75》为例

离散是生活于中东不同族群的共同主题,格桑·卡纳法尼的《太阳下的人们》和嘉黛·萨曼的《贝鲁特75》以战争为背景,以现实为依据书写由战争引起的离散群体的去向,以其命运走向警示世人,深入挖掘造成离散背后的原因,以离散为切入点书写战争,其创作虽受时代背景制约,但却超越了这种背景,即使在今日读来也仍然有其现实意义,是研究阿拉伯世界战争文学的重要作品。     

虚实相间 相得益彰——试论赛珍珠小说创作策略

赛珍珠＂中国意象＂的书写方式始终游离于文学的虚构与历史的真实之间。就其真实性而言,赛氏笔下的＂中国意象＂书写是其以亲历者身份审视传统与近代中国文化的结果;而就其虚构性来看,这种书写却又不断增强了其作品的文学性、艺术性和可读性,奠定了她在世界文学的重要地位。赛氏的＂中国意象＂书写让读者游走在真实与虚构、宏观与微观、严肃与想象的小说叙事之中。这种叙事方式使我们能更好地理解这位世界公民所坚持的多元对话和沟通思想,并能从中体会她对中国当时社会各个层面的深切关注。     

无声胜有声——"细读"波特的《老人》和《他》

波特的《老人》和《他》两个中短篇故事充分揭示了语言与人物身份构建之间的关系,那些会言语的人物不仅书写自己的身份,还构建语言来书写他人,通过书写他人来表达自己主观理想化的身份观和现实观,颠覆他人形象以衬托自己或者达到其他目的。布鲁克斯的"细读法"有助于读者明白波特的无声世界为何有声有色,无语人物又为何有血有肉。     

沉默的背后——新历史主义文化诗学视域下对《挚友》的解读

俄罗斯作家叶甫盖尼·沃多拉兹金的历史题材中篇小说《挚友》以第二次世界大战苏德战场为历史背景,书写了战争中3位德国年轻人之间真挚纯真的友情故事。小说打破了后现代理论文本阐释的桎梏,将历史与文学纳入同一符号系统之中,消解了原有的宏大历史叙事批评模式,关注战争权力边缘“他者”的话语。通过描写拉尔夫等小人物的轶闻“小历史”,逝去的战争空间得以重构,作为阐释者的读者在阅读文本的过程中不断进行自我重塑,对战争产生了新的价值认知。     

不同文化语境下新疆民族女性的独特书写

以中国女性文学的宏观视角对新疆多民族女作家的创作进行观照,可以看出民族女作家带着民族和性别的双重身份,显示出自己独特的书写方式和书写魅力,即女性视角下的文化叙事;民族文化身份、女性身份的双重认同;凸显女性主体意识,建构女性话语空间。她们的书写与中国女性主义文学构成了共鸣、共振、相互丰富的关系,为中国女性文学领域增添了新的分支、新的文本,为学术界从新的角度认识女性文学,提供了一种独特的视角。     

失孤·大屠杀·身份的碎片——论埃德薇奇·丹迪卡的小说《耕耘骨头》

《耕耘骨头》是海地裔美国作家埃德薇奇·丹迪卡的第二部长篇小说,是对1937年多米尼加共和国境内的海地人的文学书写。小说从大屠杀的幸存者女仆阿玛贝尔的角度叙述这一历史事件,让读者重返历史现场,关注大屠杀施加给幸存者、受害者及其亲友的灾难性影响,思考大屠杀带来的个人身份和民族身份问题,讨论对大屠杀进行文学再现的必要性。文章着眼于历史事件的后果,从人物身份与叙事视角出发,就“失孤”“大屠杀”与“身份”等问题进行细查,讨论作品对大屠杀进行文学书写的历史意义。幸存者拼缀破碎身份的努力既是为了求索自身存在的价值,也隐喻了对民族身份界定的公共思考的必要性;与自然灾害导致失孤后果相比,施暴者的刻意遮瞒掩盖使大屠杀导致的创伤更为深重,使受害者难以举证申讨,施暴者得不到应有的惩罚和谴责。在资本全球化的今天,这样的文学书写在警示后代和预防类似灾难重现方面有着积极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