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中右三报的抗日宣传比较研究——以广州战役、太平洋战争为例

《新华日报》《大公报》《中央日报》的抗日宣传报道虽然都以宣传抗日救国为中心内容,但是在宣传策略和技巧上表现各异,舆论宣传效果多有不同。《新华日报》评论的内容以团结抗战、民主政治建设为中心;《大公报》关注经济,关注民间,有其鲜明特色;《中央日报》的国际评论琳琅满目,较有深度和价值。“三报”对两场战争的宣传是一个历史性“褶子”,其中蕴含了丰富的历史信息,并对未来的历史走向起着建构作用。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下山西抗战文艺实践——以《西线文艺》为中心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西线文艺》作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下以阎锡山为代表的国民党创办的文艺期刊,在进步人士的控制下,凝聚各地作家队伍,刊载了诗歌、小说、散文、话剧和插画等多种文体作品,推动战地文艺的发展,加强了文化工作者的统一战线。它在战火纷飞的西线战场艰难存生,发展壮大,呈现出全面抗战爆发后西线战场的文艺面貌,具有强烈的战斗色彩,对教育人民、动员人民、联合抗日起到了积极宣传作用。     

清史编纂体裁体例之我见

纂修清史 ,应在《清史稿》原有基础上 ,改善体例、核实史实、摈弃正统史观、扩大历史内容 ,编成一部以纪、志、表、传为主要体裁 ,“总体上胜过并在许多方面大大超过《清史稿》 ,能够象征性地与二十四史相衔接”的《清史》。它应是二十四史之续编 ,而非撇开原有基础 ,放弃传统史体 ,另立新章之史书。其文体 ,宜用简易文言。字数宜控制在二千万字上下。     

“全面二孩”政策的中外媒介呈现——以《人民日报》和《纽约时报》为例

针对人口发展的新特征、新问题,中国政府提出了“全面二孩”政策。政策一经出台迅速引发了中外媒体与民众的广泛关注。本文选取《人民日报》和《纽约时报》关于“全面二孩”政策的报道作为研究对象,对报道力度、报道体裁、报道议题、关键词描述、消息源等内容进行分析,同时总结了中外媒体在“全面二孩”政策报道中的特点,希望能对中国今后的政策报道有所启发。     

论范晔对东汉“党人”的编纂及评价

范晔在《后汉书》中增设《党锢列传》并以之为核心对东汉的“党人”群体进行了记载。对于“党人”的编纂，范晔在《党锢列传》传首用长序、采谣谚来交代“党锢”的起因与经过，并以之提携全传，又择“三君、八俊”等核心“党人”为传主，以此展现“党锢之祸”的全貌，对于其他“党人”,则以类(德性)相从进行合传。范晔对东汉“党人”的这种编纂方式使其在《后汉书》中形成了以《党锢》为核心的“党人传”记载结构，在这个结构中，“党事”始末之主次线索清晰，“党锢”人物之行事编排严密，东汉后期之历史发展面貌丰富。同时，在相关传记中范晔又以大量史论表达了他对东汉“党锢之祸”影响东汉历史走向，以及东汉“党人”出处进退及其精神的看法。范晔对东汉党锢事件及人物的记载，最能体现他的历史编纂水平。     

期刊视角：《七月》《希望》的“现实主义”行迹考叙

卢沟桥事变之后,抗战的需要对文学提出了新的要求,“救亡”的抗战文化规范取代了“五四”以来的“启蒙”,文 学重新承担起了民族解放和新生的使命。胡风积极响应时代的号召,创办了《七月》这本文艺刊物,并在1944 年复刊时更名为 《希望》。《七月》与《希望》在抗战期间有效地发挥了“意识战线”的任务,推动了抗战文艺的发展。本文采用史料学研究方法,从 时代结构、多样化文体、理论的批判与建构三个方面由表及里,多方面考察分析《七月》和《希望》两个刊物的现实主义精神。     

W.H.奥登的“抗日战争”:《中国十四行诗》对战争和政治的理解

奥登的《中国十四行诗》常常被理解为对战争的抽象思考或者对奥登本人心路历程的追溯,但是作为战地行纪,它首先是对中国的抗日战争的描写.虽然奥登当时有“超越政治”的思想倾向,但是其作品毕竟是有感而发,以具体历史事件为基础.因此,把《中国十四行诗》与《战地行》中的旅行日记进行对照,在两者之间进行互文阅读,可以挖掘出其中的历史细节和具体指涉.细读每一首十四行诗,还原它们的历史,对于深入理解这组作品及其抗战叙事,都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抗战时期《解放日报》对中国共产党形象的塑造

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后,《新中华报》四开三日刊的版面容量和出版周期,难以满足中国共产党抗战宣传需要;国民党当局接连发起两次反共高潮,抹黑中国共产党的形象,刺激了党内“左”倾思想的抬头,中国共产党亟需一份强有力的党报抵御敌对宣传,统一党内思想,团结力量,以利抗战。内忧外患之际,《解放日报》作为中共中央机关报,有义务担当党报重任,通过公布中共中央重要指示,发表抗战纪念宣言;改进战地通讯、歌颂抗日英雄、表彰抗日战绩;刊发专文,揭露国民党妥协投降、消极抗战的错误行径,揭示中国共产党坚持抗战胜利的信心与底气等,成功塑造出中国共产党坚决、英勇、自信的抗战形象,准确宣传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赢得了广大人民群众的响应与拥护,振奋了中华民族抗战胜利的自信心自豪感,从而极大地提升了党报的战斗力,为中国共产党不断总结经验教训,赢得最后胜利,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大公报》重庆版简论

《大公报》有津、沪、汉、渝、港、桂等版,其中重庆版创办于1938年12月。由于抗战这一特殊历史事件及重庆作为陪都的特殊历史地位,《大公报》重庆版在各版中的影响相对较大。重庆版较忠实地记录了时代风云,既是“国家的忠卒”,又是“政府的铮民”,前者表现为主张抗战,反对内战,后者表现为对国民党当局弊政的痛斥。《大公报》重庆版虽有部分言论错误,但更多地是发挥了历史进步作用,是重庆出版史上的重镇。     

《文学评论》编年史稿（1957—1966）

《文学评论》最初刊名为《文学研究》。1957年《文学研究》创刊，1959年改名为《文学评论》，1966年出至第3期，因为“文化大革命”爆发被迫停刊。在这9年半期间，何其芳同志作为文学研究所的所长，一直兼任《文学评论》主编。在《文学评论》直至如今50多年的历史上，这9年半的时段不算很长，但它作为《文学评论》发展史上的第一阶段，在刊物的学术定位、办刊思路上，却奠定了这一刊物的总体风貌。     

“四书之《大学》《中庸》，非《礼记》之《大学》《中庸》”考释

四库馆臣提出“四书之《大学》、《中庸》”和“《礼记》之《大学》、《中庸》”两个概念，反映了《大学》、《中庸》与《礼记》的分合作为汉唐——宋明——清三阶段学术转轨标志的事实。经考释可知，“《礼记》之《大学》、《中庸》”属经学范畴，“四书之《大学》、《中庸》”属理学范畴，分属不同的思想体系，有其各自的渊源。     

“上自劳军”中的“上”为谁？

“上自劳军”一句，出自义教版八年级语文下册《周亚夫军细柳》一文，文中及书下注释标志：“劳”军之“上”是汉文帝（刘恒）。而正在热播的历史大片《汉武大帝》第三集中。却是汉景帝（刘启）由他的“智囊”老师晁错陪同去检阅周亚夫的细柳军（剧情细节与文中描写无异）。归来后信心十足地实施了“削藩”政策．并由此引发了吴楚“七国之乱”。怀着对教材与电视剧内容相异的疑问，笔者粗略地翻阅了《史记》，肯定地说：“劳军之‘上’”。文帝也。     

齐鲁大地抗战历史的两岸叙事比较--以长篇小说《大动乱》和《苦菜花》为例*

齐鲁大地既是抗战时期较早沦陷且为国共军队活动频繁的抗日主战场之一,又是底蕴深厚的中华传统文化的发源地之一。《大动乱》和《苦菜花》作为海峡两岸同时期描写这一地域抗战历史的小说作品,其所呈现的政治历史文化审美上的异同显然具有文学史的典范意义。在海峡两岸结束严重对峙正走向和平发展并共同迎来抗战胜利70周年的今天,开展两岸抗战小说的比较研究亦不乏政治历史意义。     

驳《论持久战》抄袭论

《论持久战》是毛泽东对抗日战争特别是抗日战略的重大历史贡献之一。近年来有一些质疑的声音,认为蒋百里、白崇禧、陈诚等是抗日持久战的先行者,毛泽东有抄袭之嫌。然而从《国防论》、《白崇禧回忆录》、《陈诚将军持久抗战论》等相关内容和线索来看,无证据证明毛泽东有抄袭之嫌。相反,毛泽东等中国共产党人与蒋介石等国民党人的持久抗战理论在理论依据、理论内容、战略战术、阶段划分等方面有着重大差异,《论持久战》是重大的理论创造。     

文本现象学视角下《论持久战》的 创新性价值

毛泽东的《论持久战》自问世以来，就被视为指导中华民族反抗日本侵略、争取民族独立的纲领文件，然而近年来却出现“抄袭说”等不同声音。“抄袭说”主观上想通过贬低《论持久战》的创新价值以拔高蒋百里、陈诚之作的历史地位，然而客观上却走向历史的虚无化。为了消解历史虚无主义的双重危害，就必须对相关的文本进行一种历史唯物主义的文本现象学还原，进而在反驳“抄袭说”的同时更好地理解毛泽东《论持久战》的创新价值。     

《甘地自传》中的自我形塑及其成因探究

甘地虽举世知名,其形象却复杂多面,《甘地自传》因而成为探究甘地自我形象的极佳文本。甘地写作自传的缘起和其对自传体裁的选用,都体现出他对自我形象塑造的自觉性。甘地在自传中借不同的人生之“耻”突出了其“世俗之我”的形象,及由此向“圣人之我”形象转变的自传书写策略。此外,这一转变亦具有复杂的宗教、文化、历史等多方面的意义。     

“赋比兴”诗学话语与《良友》画报中的“抗战”书写

《良友》画报的“抗战”书写在践行“救亡图存”媒介担当的同时,将传统中国“赋比兴”的文艺观融入图像文本,实现了传统文艺观与图像符号互文化的叙事景观。《良友》的抗战报道从图文互动下的直接叙述、形象思维的图式化呈现和民族意识的内在唤起三方面体现出“赋比兴”的编写思维。“赋”在画报中以铺陈直叙的方式奠定了基本的叙述“地基”;“比”在画报中以比喻比类的设置为读者展开了关于“民族抗战”的想象空间;“兴”在画报中则通过诗意配文与富有张力的图像报道唤起读者的爱国情思。如此形成的多元叙事格局成就了《良友》画报关于“抗战”的视觉书写,在唤起民众家国意识与抗战信念的舆论宣传、动员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江汉大学科学研究简讯

2008年10月24日至27日，“武汉抗战与民族复兴”国际学术研讨会在江汉大学召开。这次研讨会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华中师范大学、政协武汉市委员会、江汉大学联合举办。会议以规模大、规格高、多方重视、选题广泛、研讨热烈、成果丰硕、影响深远等特点在学术界引起了较大反响。新华网、人民网、《长江日报》、武汉电视台、《长江商报》等媒体均对会议情况作了报道；会议也受到《光明日报》《近代史研究》《抗战文化研究》、台湾《湖北文献社》等报刊的高度关注。     

教科书外的历史，英雄背后的故事——评何顿的《黄埔四期》

作为何顿“抗战三部曲”收官之作的《黄埔四期》,在叙事主题上与《湖南骡子》《来生再见》一脉相承,其不醉心于英雄传奇,而是突出战争的残酷与惨烈,强调对战争的反思与批判;作品试图以文学的方式来填 补历史的空白,提醒公众牢记被遗忘与遮蔽的历史,为中国的战争文学创造了全新的叙事高度。     

明道·传道·学道——研读韩愈教育名篇

韩愈一生以复兴儒学为己任,成为历史上的卫道巨擘。《原道》是韩愈复古崇儒、攘斥佛老的代表作,也是他儒学思想的纲领。在《原道》中他提出了“明先王之道”的教育宗旨;在《原性》中提出了他的“性三品说”,作为学习仁义道德和“明先王之道”的理论依据;在《师说》中强调了儒家学者传道的意识与精神,以重振儒学之尊;在《进学解》中具体论述了学习儒家之道应有的态度和方法。他的教育思想蕴含着对教育活动的精微阐释,研读以上教育名篇,对我国当前的教育实践必有启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