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进口企业存在“利润率溢价”吗?——基于PSM-DID方法的经验研究

基于2000—2013年中国微观企业数据,采用PSM-DID方法检验了中国进口企业是否存在“利润率溢价”。结果表明：企业进口行为可提升企业利润率,特别在一般贸易情形下,对企业利润率的提升效应更大;产品异质性检验显示资本品进口对企业利润率的影响更突出;企业异质性检验显示当企业生产率及人力资本水平较低时,进口降低了企业的利润率,但随着企业生产率及企业人力资本水平的提高,进口对企业利润率的影响由负向转为正向,且正向影响效应逐渐变大。     

研发强度、集聚经济与企业生产率

文章采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普查微观数据,利用拓展的Nicholas Bloom等 ［1］的模型分析了研发强度对企业生产率的影响,结果表明研发强度对企业生产率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在考虑地区集聚经济因素后发现,马歇尔集聚经济较强地区的企业,研发强度对其生产率有正向影响较大;雅格布斯及克鲁格曼集聚经济较强地区的企业,研发强度对其生产率的正向影响较小,这些地区的企业研发普遍存在“搭便车”现象。此外,研发强度对集聚经济差异地区企业生产率的影响,还受企业规模及企业所有制因素的制约。     

企业集团化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来自制造业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基于2007—2017年A股制造业上市公司数据,系统地研究了企业集团化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研究发现：企业集团化显著提高了全要素生产率水平。在影响机制上,企业集团化一方面通过缓解融资约束为成员企业提供资金支持,提升企业投资效率与创新投入;另一方面通过内部知识共享推动成员企业的技术创新进而提高全要素生产率。进一步研究发现,国有企业集团化对全要素生产率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而非国有企业集团化的估计结果并不显著。同时在金融发展水平低的地区,国有企业集团化更有效地发挥了内部融资功能。该研究试图从组织架构角度为探究制造业企业如何朝高质量发展提供借鉴意义。     

企业进入退出与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动态演化

以中国制造业企业为对象，融合BHC和MP分解法的优势，研究存续企业、进入企业和退出企业对制造业行业全要素生产率变动的影响。研究发现，中国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呈上升趋势且增速加快，这主要源于存续企业和退出企业的共同贡献，进入企业和退出企业对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变动的影响分别呈现负向作用和正向作用，存续企业主要通过技术进步和资源配置优化提高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分地区考察发现，进入企业、存续企业和退出企业对不同地区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变动作用方向基本一致，但在具体贡献度上则表现出显著的区域异质性。     

高铁开通、企业生产率异质性与出口产品质量

文章选用2006-2013年中国高铁数据、中国城市数据、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和中国海关数据,从企业生产率异质性角度研究了高铁开通对外围城市出口产品质量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高铁开通后,外围城市低生产率企业获得的出口产品质量提升效应较高,而高生产率企业获得的出口产品质量提升效应较低,甚至会出现出口产品质量降低的情况;外围城市民营企业、外资企业、技术密集型行业、资源密集型行业、低产业集聚地区以及东部地区外围城市的企业生产率存在显著调节效应;高铁开通显著降低了外围城市高生产率企业高技能工人比例,高铁开通给外围城市高生产率企业带来了人才虹吸效应。据此,外围城市可以通过优化民营企业营商环境、升级人才政策以及培育地区特色产业集聚等措施缓解高铁开通带来的虹吸效应。     

民营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决策内部影响因素——基于温州微观层面企业数据的实证研究

文章聚焦于民营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决策的内部影响因素,通过匹配温州市商务局的民营企业对外直接投资信息和《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中温州民营企业的微观数据发现,对外直接投资的民营企业和非对外直接投资的民营企业存在较大的内部差异.进一步地,通过构建二值选择模型进行的实证研究发现,企业规模和出口倾向是民营企业对发达国家(地区)和发展中国家(地区)进行对外直接投资决策的共同正向影响因素;而在民营企业对发展中国家(地区)的对外直接投资决策中,生产率和技术能力也是正向影响因素,企业内部管理效率则是负向影响因素.这种差异产生的原因在于,民营企业对发达国家(地区)和发展中国家(地区)进行对外直接投资的动机不同.     

资产专用性、融资模式与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基于中国战略性新兴产业上市公司的实证分析

基于中国战略性新兴产业上市公司数据,实证分析了资产专用性和融资模式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从直接影响效应来看,高资产专用性有利于提升企业全要素生产率,但三种融资模式中只有内源融资模式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产生了显著的正向影响。从间接影响效应来看,资产专用性越高的企业,采用股权融资模式有利于提升企业全要素生产率,采用债权融资模式会降低企业全要素生产率,而采用内源融资模式则受此影响较小。进一步按企业所属战略性新兴产业回归发现,资产专用性和融资模式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存在一定的异质性。     

自主创新、技术溢出和市场化程度与全要素生产率——基于中国省际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在CH-LP技术溢出分析框架下使用固定效应模型、Driscoll-Kraay方法、工具变量法、差分广义矩估计和分段估计等方法同时分析了自主研发和4种开放渠道产生的技术溢出以及市场化程度对中国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基于2004—2014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表明:自主研发对全要素生产率的促进作用远大于其他各种开放渠道产生的技术溢出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在各种开放渠道产生技术溢出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中,外商直接投资、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和进口渠道产生的技术溢出提高了全要素生产率;出口渠道产生的技术溢出降低了中国的全要素生产率.以国有规模工业企业增加值占规模工业企业增加值的比重作为反映中国市场化程度的指标时发现:在国有企业占经济比重较低时,国有企业占比的上升有助于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而当国有企业占经济比重较高时,继续提高国有企业的比重反而降低了全要素生产率.     

区域创新绩效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研究——以长江经济带为例

基于长江经济带2006—2020年108个城市的面板数据,采用社会网络分析法、面板门槛模型和面板分位数模型实证研究创新绩效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效应。研究结果表明,城市在区域创新网络中的影响力和控制力(度数中心性)与该城市全要素生产率间存在显著的倒“U”型关系,城市创新能力正向影响全要素生产率;区位异质性分析发现,度数中心性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倒“U”型影响只存在于下游地区,度数中心性正向影响中游地区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创新能力的增强能有效提升下游地区全要素生产率;不同节点强度城市的创新能力具有非对称性,在度数中心性排名前14%的城市,创新能力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更强;当度数中心性低于门槛值时,其对全要素生产率产生积极影响,度数中心性高于门槛值时,则会抑制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不同分位点上创新绩效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呈现差异性。     

增值税减税能否提高制造业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基于增值税税率下调事件的经验研究

深化税制改革是激发市场主体活力、加快制造业转型、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路径。基于2016—2020年中国沪深A股上市公司数据,研究了2018年和2019年增值税税率下调对制造业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研究发现,增值税减税提高了制造业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异质性分析结果显示,对于市场竞争地位高、国有产权、处于成熟期以及高市场化地区的企业而言,增值税减税对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效应显著。渠道分析表明,研发投入、人力资本投入以及资本配置效率是增值税减税影响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主要渠道。因此,政府部门应继续深化增值税改革,缩小制造业与其他行业的税率差异,切实减轻制造业企业税收负担,同时应加大对民营、初创等弱势企业的财政扶持力度,全面提高各类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     

货币政策传导、制度背景与企业资本投资

宏观经济政策通过不同渠道影响微观经济行为,而这些影响在不同制度背景下又具有显著差异.文章利用面板向量自回归技术,研究了不同制度背景下,货币政策传导的货币渠道和信贷渠道对企业资本投资的影响.结果显示:两类货币政策传导渠道均与资本投资正相关;相对于民营企业而言,国有企业资本投资对两类货币政策传导渠道均更具敏感性;货币渠道对金融发展水平较高地区的企业的正向影响更强;而信贷渠道对金融发展水平较低地区的企业的正向影响更强.研究结果为政府制定货币政策、提高宏观调控效率提供了一定依据.     

生产率与企业出口--基于辽宁省工业企业微观数据的实证研究

近期部分学者发现的中国企业出口“生产率悖论”问题,可能是加工贸易比重过高导致的。为此文章选择加工贸易比重较低的辽宁省作为检验对象,对2003～2008年间持续存在的2644家规模以上制造业企业数据进行面板数据分析,发现“生产率悖论”在该地区并不存在,高生产率是企业出口的决定因素,同时所有制性质、企业规模、市场进入成本等也会影响出口。针对人均利润、人均应收账款等方面的对比还发现,国内信用制度较差、交易成本过高也可能导致了中国企业“被迫出口”。     

技术融合能否促进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基于动态能力调节效应和门槛效应的研究

采用2014—2018年A股上市公司面板数据,研究技术融合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并引入企业动态能力,分析动态能力对技术融合与企业全要素生产率之间关系的调节效应和门槛效应。结果表明：技术融合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企业动态能力对技术融合与企业升级之间存在显著的正向调节效应;动态能力对两者间关系的调节效应在企业产权性质、行业、规模方面存在异质性。通过进一步门槛检验,发现技术融合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提升存在非线性关系,只有当企业动态能力达到一定阈值,技术融合才能有效促进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     

前端污染治理对企业出口绩效的影响——来自二元边际视角的经验证据

前端污染治理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要落脚点。基于中国工业企业和海关数据,利用双重差分法系统研究了前端污染治理对制造业企业出口绩效的影响及其机制。实证结果表明：首先,前端污染治理显著提升了出口企业的生产率,并且在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该结论仍然成立;其次,影响机制检验发现,前端污染治理并未显著促进企业创新,“波特假说”不能解释前端污染治理对制造业出口企业生产率的正向影响,而生产率的动态分解结果表明,存活企业间配置效应和退出企业效应是前端污染治理影响出口企业生产率的主要途径;最后,进一步考虑企业出口边际,前端污染治理通过生产率显著促进了企业出口的二元边际,并且这一促进效应主要体现在扩展边际与大企业、加工贸易层面。结论对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背景下中国如何从环境治理领域培育出口企业高质量发展的动力来源提供了经验依据与政策启示。     

内外部社会责任与全要素生产率——基于利益相关者视角

全要素生产率是衡量宏观经济发展质量和微观企业生产效率的关键指标,以2010—2021年我国A股上市企业的相关数据为依据,研究企业履行社会责任与全要素生产率的关系。研究发现：企业履行社会责任对全要素生产率存在正向影响,内部、外部社会责任的履行对全要素生产率均有提升作用;企业履行内部社会责任可以促进技术创新和减轻融资约束压力以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履行外部社会责任能够减轻企业面对的融资约束压力实现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内外部社会责任履行不一致会削弱两者的正向关系;进一步研究发现非国有企业与非重污染行业中的企业履行社会责任更能促进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     

金融集聚对农业企业创新的影响机制研究

金融集聚作为推动地区农业企业创新的重要因素,对农业企业高质量发展起着重要作用。基于中国农业上市企业数据以及中国区域金融发展数据,系统分析金融集聚对农业企业创新的影响,从微观层面探索金融集聚对农业企业创新的影响机制。结果显示,金融集聚可以有效促进农业企业创新水平的提升,并且对不同性质农业企业创新的影响具有异质性,对非国有农业企业、成长型农业企业、高市场化水平地区农业企业的创新作用更明显。同时,金融集聚对农业企业的创新作用在空间上存在显著的正向溢出效应,对金融集聚水平相对较高的东、中部地区具有更强的空间溢出效应。金融集聚对农业企业创新的影响主要有三种途径：一是为农业企业创新提供投资信息和融资渠道;二是提高农业企业创新项目的风险管理能力;三是提升当地农业企业人力资本水平。     

人才强国战略视角下高管团队异质性与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关系研究

微观企业作为我国人才力量集聚地,在贯彻新时代人才强国战略方面具有强大的优越性。随着我国经济战略转型的不断深入,企业所面临的内外部环境更加复杂,人才作为关键资源对企业发展起着举足轻重的影响,高管团队作为一种新型人才核心群体,在企业经营、管理和决策方面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在此背景下,采用2009—2020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的相关数据,实证检验高管团队异质性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高管团队职业和海外背景异质性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起到显著的正向作用,而高管团队金融背景异质性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起到显著的负向作用;财务柔性、内部控制质量和技术创新分别在高管团队职业、海外和金融背景异质性影响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路径上起到部分中介作用。进一步研究发现,产权性质和管理者过度自信的不同使两者的关系产生一定差距。此研究丰富了全要素生产率领域的相关文献,为其研究提供了新视角,同时为企业合理组建和优化高管团队人才结构提供了理论参考。     

企业环境绩效影响因素分析

本研究以中国沪深300指数企业为样本,建立多元线性回归模型,对中国上市公司企业环境绩效的影响因素进行了实证研究,认为:企业规模、企业营利性越高,环境责任水平越好,国有控股企业和非行业敏感性行业企业环境责任水平较好,资产负债比率、营业收入净利率、独立董事比例、两职兼任、高管薪酬、市场化指数对环境责任水平均具有正向影响,但营业收入利润率、独立董事比例、高管薪酬对环境责任水平的正向影响并不显著。     

外商直接投资对内资企业工资影响的研究——基于中国省际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利用1998-2006年中国的省际面板数据考察了外商直接投资对内资企业工资的影响.研究发现:从全国总体看,外商直接投资对我国内资企业的工资水平存在显著的正向影响;在分地区讨论时,得出同样的结论,但外商直接投资对内资企业工资的影响强度存在明显的地区差别,其对东部地区的影响强度大于中西部地区;外商直接投资对企业总体工资水平的拉动作用也是积极显著的,其对东部地区的正向作用大于中西部地区.     

传统零售企业跨渠道整合动因研究

随着全渠道营销的日益普及，传统零售企业已意识到跨渠道整合在实现全渠道营销中的重要性，但对跨渠道整合动因的认识仍不充分。基于战略选择理论的“经验知识—规模—外部环境”框架，利用2012—2019年66家上市传统零售企业数据，探讨了线上经验、市场份额和顾客需求多样性对跨渠道整合程度的影响。结果显示，线上经验、市场份额以及顾客需求多样性的增加均能够提高传统零售企业的跨渠道整合程度，但顾客需求多样性的增加会抑制线上经验对跨渠道整合程度的正向作用。异质性分析发现，当市场份额较小时，线上经验对跨渠道整合程度具有显著的正向作用；当市场份额较大时，线上经验的正向作用不显著。因此，传统零售企业在提升跨渠道整合程度的过程中需要审视自身渠道运营经验、顾客需求变化和行业格局影响，善于调动和利用内外部有利因素推进不同渠道之间的协同，实现全渠道营销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