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苏缓和与中美建交

从 1972年尼克松访华到 1978年底中美建交公报发表 ,两国关系正常化经历了一个漫长的时期。原因很多 ,其中之一是美苏关系的牵制。尼克松政府寻求与苏联的缓和 ,导致中美关系停滞不前。福特政府期间正常化没有进展。卡特政府中主管外交的国务卿万斯和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布热津斯基在一些问题上观点相左。万斯认为美苏缓和关乎美国外交的全局 ,中美关系应从属于美苏缓和。布热津斯基认为缓和本身是复杂的 ,美国应实行多中心的政策 ,应利用中苏分裂减少美国对苏联战略意图的担心。卡特在 1977年受万斯影响较多。由于缓和的衰落 ,并受布热津斯基的影响越来越大 ,卡特在 1978年年中才打定主意实现中美关系正常化。     

中美纽约渠道的建立与作用——以尼克松时期的美国国家安全档案为依据

自1969年开始，长期处于敌对状态的中美关系开始解冻。为了增进互信、实现中美关系正常化，中美两国都有意在两国之一建立一条直接联系渠道，以利于彼此的交流。但由于双方先后在建立新渠道的地点、人选问题上未能达成一致，建立新渠道的过程一波三折。后来在客观条件成熟的情况下，新渠道得以建立，这就是纽约渠道。纽约渠道的建立对中美关系的进一步缓和与发展具有特殊的意义。它为中美两国进行及时有效的直接接触创造了条件，进而使两国在众多重要的国际和双边问题上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沟通，促进了双方的谅解与合作。而双方的谅解与合作又反过来推动了两国互信的加深，为其后的中美战略合作奠定了基础。     

国内学术界关于中美关系正常化进程迟缓的原因研究

1972年2月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和中美《上海公报》的发表,开始了中美关系正常化的进程。但是,中美关系正常化并不像人们所预料的那样顺利,而是经历了一个漫长而曲折的过程。这是多种原因造成的。在中美建交30周年之际,回顾中美关系正常化的历程,总结中美关系发展的经验教训,对于进一步推动21世纪中美关系的健康稳定发展,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和现实价值。     

中美关系正常化与两国对朝鲜半岛政策的调整

从20世纪60年代中期开始,美苏力量对比关系发生变化,开始进入“苏攻美守”时期.中苏关系恶化和美苏力量对比关系改变,促使中美两国实现了关系正常化,国际局势随之进入了缓和时期.在国际局势缓和的背景下,朝鲜半岛南北关系出现了松动,中国和美国也相应地调整了各自的朝鲜半岛政策.美韩关系出现波动,美朝两国开始接触.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开始与韩国接触并最终建立了外交关系.中韩建交对中朝关系带来了冲击.逐本溯源,中美关系正常化是两国对朝鲜半岛政策进行调整的基本前提和必要条件之一.     

略论尼克松均势外交战略中的中美关系

尼克松担任总统期间，由于美国深陷越南战争，国力相对下降，美苏形成均势，为了摆脱自身的困境，刹住苏联的扩张势头，尼克松政府提出了均势外交战略，尼克松政府均势外交的核心是在美国、苏联、中国、西欧和日本五大力量中心实力相对均衡的基础上，建立多极世界格局，以多边力量制衡苏联的扩张，最大限度地维护美国的利益。打开中美关系大门是尼克松均势外交政策得以实现的重要步骤，也是尼克松对外政策中的得意之笔。中美关系的改善对中国、美国和整个世界产生了巨大影响，中国摆脱了同时与美苏为敌而形成的不利局面，增强了对付苏联的实力；美国也从中得到了巨大的战略利益，使之能在世界霸权严重动摇的情况下，继续保持世界霸主地位。     

尼克松对华缓和政策与"均势"外交战略的构建

将尼克松的对华缓和政策置于其"均势"战略总构想之下进行再探讨,指出尼克松之所以推行这一政策乃是为了构建两个外交三角,即"中美苏"外交大三角和"中美日"外交小三角,通过这两个外交三角的构建,最终实现其"均势"战略的总构想.     

中美苏战略三角的历史逻辑

中美苏战略三角形成于1969年中苏关系彻底破裂之时。作为一种特殊的机制,它的存在对世界格局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战略三角中的三方行为体以战略诉求为行动逻辑,自由互动,形成一个零和博弈的怪圈。在此机制推动下,中美关系实现缓和并最终于1979年完成正常化。这些又反过来促成了美苏关系的历次缓和。1989年中苏关系实现了正常化,这宣告了中美苏战略三角的终结。     

中美关系缓和中的世界因素

中美关系于 2 0世纪 70年代初实现历史性的缓和 ,联合国、民族解放运动、多极化、时代主题变换这些世界性的因素发挥了不可忽视的作用。 1971年联合国通过 2 75 8号决议 ,恢复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 ,极大地提高了中国的国际地位 ,迫使美国在中国大陆与台湾之间做出选择时 ,只能选择中国大陆。这一事件对于推动尼克松访华并与中国达成《上海公报》具有重要意义。联合国与美国关系的变化主要是受民族解放运动、多极化趋势以及和平与发展时代主题的影响     

卡特政府的对华政策与中美关系正常化

1977年卡特就任美国总统后,曾表示要继续推进对华关系,完成两国关系正常化进程,但同时又把对苏关系置于中美关系之上;在台湾问题上也是瞻前顾后,使得中美关系在他执政的第一年内没有取得任何重大进展.随着美苏缓和的受挫,美国政府决心加快对华关系正常化进程.经过双方的共同努力,中美两国终于就关系正常化达成了协议,从而结束了两国关系长期的不正常状态.     

越南问题与中美关系的改善

为了迅速解决越南问题,实现“体面的和平”,尼克松总统不得不寻求中国的支持,并主动采取接近的措施,这直接推动了中美两国的缓和。尽管越南问题不是中国政府改善与美国关系的先决因素,但解决越南问题对越南人民和中国人民的确有利。实际上,美越谈判的成功,中国主要领导人起了重要作用。越南问题的解决为中美缓和以及两国关系的建立奠定了基础,开辟了较好的前景。     

尼克松身边的中国朋友

一个叫邓理山的外交部干部突然有一天在下放的农村被“上面”召回北京的中南海。他通过朋友的关系在美国找到了一个叫马修·汤姆森的律师充当友谊使者,秘密开通了美国“未来总统”尼克松与中国总理周恩来之间信息联络渠道。马修就在尼克松身边工作。 当基辛格秘密访华快要结束,周恩来向基辛格“揭露”马修的身份时,基辛格大吃一惊。     

邓小平与中美关系正常化

作为20世纪国际关系领域最引人注目的事件之一，中美关系正常化既是本世纪国际局势和中美两国国内形势发展变化的结果，也与中美两国领导人高瞻远瞩、审时度势的政治睿智和勇气密不可分。毛泽东、尼克松、周恩来、基辛格首先打破中美关系的坚冰，奠定了中美新型关系的坚实基础。邓小平在中美关系正常化的直接参与和决策过程中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实现了毛泽东晚年为之奋斗的宏伟目标。     

尼克松政府对华认知与对日防务政策的确立

为扭转美国在冷战中的不利处境,尼克松决意打开中美关系大门,从亚洲收缩,让日本等盟国承担更多地区防务责任。一方面,他不遗余力地主动探究中国军力、“文革”影响及总体外交和国防意图,推进中美关系缓和进程,并在此基础上协调各部门对日防务立场;另一方面,立足于日渐清晰的对华认知,他寻求以口头方式对华承诺将约束日本对台野心和军国主义复活,来换取中国最大限度容忍“尼克松主义”背景下的对日防务政策：即日本接手更多安全职责,保持《美日安保条约》,美军续驻日本。尼克松的关岛讲话虽提出“谈判、实力、伙伴关系”三原则,但它只是勾勒出对日防务政策粗线条式的轮廓,该政策在基辛格访华带回对中国的确切认知后方初具雏形,迄尼克松访华时才最终确立。     

美国国会与中美关系正常化问题（1972～1977年）

尼克松访华之后至中美建交前夕 ,大量美国国会议员访问中国 ,使国会对中国的关注程度和了解程度极大地提高。此间国会有关中国问题的辩论表明 ,台湾问题是各方关注的焦点 ,绝大多数美国人在赞成中美关系正常化的同时 ,反对“抛弃”台湾。国会的对华态度在很大程度上左右着行政部门改善对华关系的步伐。     

尼克松时期美国与朝鲜关系的缓和

1953年朝鲜战争结束后,美朝关系陷入了紧张状态,美国对朝鲜民主主义共和国实行了全面遏制政策。但到了尼克松时期,面对当时美国深陷越战和美苏对峙,国力相对衰弱的状况,尼克松政府从美国国家利益出发,开始大规模调整美国的对外政策。对朝政策作为尼克松政府对亚洲政策的一部分,也经历了一个相对缓和的阶段。尼克松时期美朝关系的相对缓和,对美国、朝鲜乃至整个东北亚地区的安全与稳定均产生了一定的积极意义。     

七十年代初美、日对华政策之比较

1972年是二战以来亚太地区历史发展的转折点。尼克松的访华,揭开了中美关系新的一页;接着,田中首相来到北京,实现了中日关系正常化,从此,结束了两国的战争状态,走上了世代友好的道路。今年恰逢中美《上海公报》发表、中日邦交恢复20周年,对20年前发生的两桩重大事件作比较分析,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工作。     

论1971年南亚危机与中美关系缓和进程

1971年南亚危机爆发时值中美关系从紧张向缓和过渡之际.中、美两国对这场危机的态度随着危机的加深而逐步趋向一致:危机爆发之初,中、美两国各行其是;随着危机的升级,中美双方开始秘密接触;战争爆发之后,两国采取断然措施,全面合作,促使战争走向终结.中美关系的调整促进了双方在南亚危机中的合作,而双方的合作又反过来增进了互信,为后来两国所进行的战略合作和建交奠定了基础.     

从革命外交到务实外交——20世纪六七十年代中国对美外交政策的演进

从1962年开始,中国对外政策急剧＂左转。此后一直到60年代末,由于中国一直推行革命化外交政策,中美两国继续进行激烈对抗;中苏同盟关系也开始瓦解,并最终演变为激烈对抗;同时,中国同已建交的第三世界国家之间的关系也开始恶化。面临着同时与美苏两国对抗所造成的不利形势,毛泽东等中国领导人开始采取措施纠正对美革命化的外交政策,缓和与美国的紧张关系。终于,中国务实的外交政策取得了成效,不仅使中国成功地摆脱了两面受敌的困境,而且一跃成为＂战略大三角的一极,极大地提高了中国在美苏争霸的国际政治格局中的地位。     

布热津斯基与中美建交

布热津斯基相信实力因素在外交中的作用,信奉现实主义的外交哲学。基于地缘政治和中美苏三角的分析,他积极推动中美建交。布热津斯基的访华开启了中美建交谈判的大门,大大加快了中美建交的步伐。他在中美建交中的作用不容忽视。     

冷战时期中美关系的意识形态因素

冷战是现代国际关系史中的特殊时期,中美关系的演变与冷战转型密不可分,其中意识形态问题占重要地位.中美传统历史文化的对抗和新中国与美国社会制度的不同都使两国产生敌对情绪,而走向对立;当意识形态的差异与国家利益、国家安全相抵触时,国家利益、国家安全占了上风,中美关系缓和,冷战进入转型时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