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江“反诗”质疑

宋江的“反诗”内容与宋江思想性格和有关情节明显不相吻合；它是民间流传的宋江故事不断蜕变的结果；中间应该存在与“反诗”相吻合的而今湮没了的故事。     

宋江形象特征解析

宋江形象是复杂多变的,他既是一个历史的、客观的人物,同时又有作者对他的塑造,其间也伴随作者一些主观情感色彩,可以说,宋江这一形象承载着多种视角。结合文本探求宋江前期形象,认为这一阶段宋江形象特点主要是孝与义。     

宋江"忠"、"义"思想的矛盾性与历史局限性

《水浒传》宋江形象的忠义思想主要是:宣扬或向往对君对国的忠和对友对民的义能有机地结合起来,虽然宋江很想把二者的关系处理好,却不能超越历史的、阶级的局限。     

宋江的忠与义

从历史的、文化的视角对宋江的性格作了深层次的分析,认为他既是梁山事业的缔造者,又是梁山悲剧的制造者,忠与义矛盾对立地统一在他的思想中,在不同条件下有不同的表现,他的一切看似难以理解的言行都可以从他复杂的性格中找到答案.     

宋江败在太懂事

武松杀嫂,刺配孟州牢城营。到了牢城营的单身房里,早有数十个一般的囚徒来看武松,开口便是指点：“好汉,你新到这里,包裹里若有人情的书信并使用的银两。取在手头,少刻差拨到来,便可送与他,若吃杀威棒时,也打得轻。”武松道：“感谢你们众位指教我,小人身边略有些东西。若是他好问我讨时,便送些与他;若是硬问我要时．一文也没!”     

“宋江三十六人”漫谈──《水浒传》研究札记

本文主要考证了宋江以下三十六首领的实指人员及其排名顺序,同时批评了《水浒传》、《大宋宣和遗事》以及《东都事略》等著作作者的褒宋（江）贬晁（盖）、只反贪官不反皇帝的封建忠君思想。     

宋江悲剧新论

宋江的悲剧既是由体离的文化积淀而造成性格与行为的双重分裂所致,也是追求自我实现的人性膨胀的必然结果．从传统文化的角度看,积淀子宋江性格中的“忠”是经过汉儒修正后的儒家伦理观念,“义”是被扭曲的墨家文化而衍生出的江湖侠义,两种观念当由个人行为规范转化为团体行为规范时,前者形成一种皇权意识,后者则形成一种集团意识．两者的二律背反,在皇权一元化的封建社会只能以个人与集团的悲剧而告终．从人性结构的角度看,追求自我实现是人性的一个基本层面．宋江既无法打碎现存的国家秩序,又企望封妻荫子,青史留名,在当时历史背景下,只有也只能选择认同主权,投靠朝廷的拒安一途,以遂己志．这种自我实现的人性膨胀,在导演了宋江个人悲剧同时,也导演了梁山集团悲剧．     

“青史留名”是宋江一生行为的轴心

宋江瞻顾于“忠———义”两端 ,是受“青史留名”的观念支配 ,是有明确的目的性的。宋江上山前只讲“义”不讲“忠” ,他广泛结交天下好汉是有目的而为之———是为赢得社会声誉以抬高身价 ;他上山后又只讲“忠”而不顾“义” ,力主招安 ,是为走正常渠道成就功名。他一生脚踩“忠———义”两只船是以“青史留名”作为运行轨道的     

宋江的矛盾性格和分裂型人格

《水浒传》问世以来,人们对宋江的形象争议最多,分歧也最大。有人认为宋江是仗义疏财的好汉、义薄云天的英雄,也有人认为宋江是善于用钱财笼络人心的小人,还有人认为宋江是虚情假意的伪君子。其实,就笔者看来,这些相互矛盾甚或截然相反的看法,都各有道理,都符合《水浒传》对宋江形象的描写,只不过这些看法各自所站的角度不同、对不同时期和不同阶段的宋江作了不同的评价。一切纷争皆源于宋江的矛盾性格和分裂型人格。     

试论宋江人格中的多种异质文化冲突

宋江身上潜伏的人性极为复杂,具有塑造多种人格的潜质。他广泛、充分地吮吸了我国文化中的多种异质成分,并通过功利性的文化选择来完成他功名利禄的自我实现,从而形成了他性格特征鲜明的多面性和强烈的悲剧性。     

难以构筑的"姐妹情谊"

由于男权社会对女性个体的分隔与孤立,对女性之间亲密关系的挑拨、禁止与诬蔑,"姐妹情谊"事实上难以发生、存在和持久.借助女性主义批评理论和拉康的精神分析理论,本文力图探究<另一种妇女生活>中"姐妹情谊"难以存续的根由所在.     

《水浒传》中宋江悲剧命运根源探微

作者费尽笔力塑造的＂全忠仗义＂的宋江遭遇众多读者的厌恶和批判,造成宋江不忠不义的原因,在于作为个体生命的根本性的价值判断和人生理想追求与现实社会公共价值判断和规范的矛盾,即由于他追求功名之心与他所生的时代相违背而造成的。功名之心是宋江悲剧人生的根本原因所在;功名心使他惹上官司,狼狈逃命于天涯;功名心使他将梁山事业看做他博取功名的筹码,梁山事业和宋江个人的悲剧命运也就成了必然。     

宋代孝文化述论

孝文化作为儒家政治文化的伦理根基 ,其本质核心是“孝治” ,即以孝治国安民。宋统治者推崇孝道教化 ,奉行尊老国策 ,旌表孝德孝行 ,并通过制订缜密完备的法律条文遏制、打击各种不孝犯罪以及在官场人事制度中以孝悌品行举人选官、黜陟迁转官吏等等 ,都是“孝治”施政的具体实践内容。宋统治者大力推行“孝治”的结果 ,不仅形成了宋代民间社会讲孝行孝的浓厚气氛 ,而且把中国古代孝道文化的发展 ,推向了明清时代的鼎盛高峰     

官方旌表与唐宋两代孝悌行为的变异

旌表孝悌是唐宋两代社会教化的重要方面。由唐宋社会对孝悌行为的主观认识的差异、割肉救亲行为在唐宋两代的认可程度、孝悌观念在大家族中的存在状态等方面入手 ,分析孝悌行为由出自天性缘于亲情的个人行为到为官方礼法引导和控制的社会行为的变异过程 ,可探讨唐宋两代社会教化的差异以及唐宋变革的深刻社会意义     

《天问》结构的独特性

有人认为《天问》“乱而无序”、“错简太多”。本文作者不同意这种看法。作者在解读《天问》结构层次的同时 ,着重对其中看似“无序”的问题作了疏理和辨析 ,说明全诗的结构基本上是井然有序的。诗人以发散型的诗学思维方式 ,在主题思想的统领下 ,对全诗作了精心构思、合理布局 ,用交叉、分合、对比、顺叙、倒叙等方法 ,让他所提的问题“各就各位 ,各司其职” ,体现了作品结构的立体美。至于诗中存在的文义不顺、“错简”之处 ,只是局部问题 ,无碍大局     

于人生边上随遇而作——评杨绛的文学创作

杨绛在新文学史上是一个独特的存在,她将文学视为生命中心灵与情感的寄托,在心有所感时随事即兴,于生活之中随遇而作。这些治学之余的随兴文字,平淡自然与细腻婉转并具,幽默俏皮与深情蕴藉兼美,但学者身份带来的理性气质,也让她的创作风格缺少变化,创造性稍弱。随遇而作的写作特点,让杨绛的文学创作在独具特色的同时,也能于题材和风格的局限之中彰显出弥足珍贵的精神价值。     

《宋史》校订举偶

《宋史》是元代脱脱等人编纂的一部两宋断代史书,被钦定为二十四史之一。然其中某些史事的记录还存在不少问题,一些专家也有过勘误。笔者对《宋史》的考据历时二十余年,曾发表过《宋史校勘札记》等论文数篇,也是对《宋史》中的某些人物事件进行考辨,力求对该书记述不清甚至错误之处予以廓清。     

固本与致孝:唐宋赋作中之藉田题材书写

藉田礼是古代帝王春耕前亲耕农田,以祈五谷丰登,奉祀宗庙,劝农固本与祭天致孝的一种朝廷政治仪式。综观历代藉田赋作,尤以唐、宋时期,赋家多承袭潘岳《藉田赋》,且在崇尚帝王尊严与权威之科考制度影响下,最能宏扬天子"固本"与"致孝"之封建文化意义。唐代李蒙、阙名和石贯《藉田赋》,阙名《千亩望幸赋》和王棨《耕弄田赋》,赋作多以精简之律赋艺术手法,铺陈天子藉田之排场和过程;而宋代王禹偁《藉田赋》、李廌《藉田祈社稷赋》和杨杰《藉田居少阳之地赋》,则多清新之散文笔法,详述藉田礼制及方位,其多元之形式内涵与风格,确实具有传承与拓新之时代意义。唐、宋藉田赋之内容与体制虽异,却多具有颂扬帝王"劝农固本"与"祭祖致孝"之文化意涵。是以本论文拟解读唐、宋八篇藉田赋作,从藉田礼制之视界加以探索,说明唐、宋藉田礼制创作之时代背景,强调"固本"与"致孝"有其一脉相承之文化传统。从赋家颂赞天子耕藉礼仪中,诠释其丰富多元之审美风格,进而肯定藉田赋作之时代意涵及其文献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