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谦益“香观说”与蒲松龄“以鼻观文”论之比较

钱谦益晚年提出“香观说”诗论,通过通感形式,渗透佛教义理,品鉴诗歌优劣。他提倡性情优先,反对浮华的形式,体现了一种感性的文学体悟。蒲松龄作为清代小说家,则在《司文郎》中塑造了一位用嗅觉品鉴文章好坏的盲僧,使故事情节离奇,充满了辛辣的讽刺。蒲松龄小说中的故事情节与钱谦益的“香观说”不谋而合,通过对两位作家之间的渊源、文论思想的比较,可以看到“香观说”对《司文郎》的小说情节产生了影响。     

基于新经济地理模型的地区资本集聚效应分析

本文利用一个新经济地理学模型来研究地区资本形成和地区发展的不平衡现象。研究表明：在初始经济结构对称的条件下,“偶然因素”导致的消费需求转移会使得均衡时的地区资本份额发生变化,并可能产生“中心——外围”极端的集聚效应;另一方面,地区贸易自由度的提高将削弱资本的集聚效应,然而这种影响是有限的,受“偶然因素”使地区资本形成产生的集聚效应,会出现“路径依赖”。因此,要使地区转向均衡发展,需要打破“偶然因素”的影响。     

论奥斯特小说情节的偶然性——以《纽约三部曲》和《月宫》为例

果律在小说情节中往往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然而,在美国当代小说家保罗·奥斯特笔下,因果律不再受到尊重,偶然发生的事件比比皆是.奥斯特的小说<纽约三部曲>和<月宫>就揭示了奥斯特小说情节的主调即偶然性.通过分别检视这两部小说的开端、发展与结尾三部分,进一步揭示了偶然性是奥斯特小说情节中的具体表现形式.     

细节的艺术

主题是文学作品的“灵魂”,情节是作品的“骨骼”,细节是作品的“血肉”.巴尔扎克在《个人生活场景》的一版后记中说:“才能最明显的标志,无疑就是想象的能力.但是,现在当一切可能的结局都已准备就绪,一切情节都已经加工过,一切不可能的都已试过,这时,作者坚信,再前一步,唯有细节将组成作品的价值.”这话说得有点儿绝对,也有些夸张,但却是精辟地道出了细节在文学创作中的重要地位.确实,婀娜多姿,异彩纷呈的艺术世界,人们往往是通过细节的窗口去窥探的.一部作品读过的时日久远了,重要的故事情节忘记了,人物的姓名也记不清了,惟有那些生动传神的细节描     

生者与《死者》——悖论中的精神顿悟

在短篇小说《死者》中詹姆斯乔伊斯运用了悖论这一手法，通过在情节、意象、情境方面匠心独运的矛盾冲突的设置，深刻展现了爱尔兰人民的“麻痹”状态，事物对立面摩擦出的火星也点亮了故事主人公的“精神顿悟”，推动了故事情节的发展，彰显了小说的深层主题，这些对立冲突所形成的艺术张力也有助于理解乔伊斯本人对爱尔兰民族及现实与人生的深层思考。     

古代白话短篇小说情节的传奇性

古代白话短篇小说的情节具有传奇性的特色.这是传统美学在小说艺术中的一个突出特征.其主要表现是情节曲折多变;偶然与巧合手法的运用.由于情节曲折离奇,使作品生动、有趣,产生强烈的艺术效果.     

略论花和尚鲁智深的性格刻划——浅谈“情节是性格的历史”

<正> 豪侠刚直、见义勇为的花和尚鲁智深,是《水浒》中一个为人喜爱的艺术形象。随着故事情节的发展,他那挥舞禅杖、仗义救人的胖大身影活灵活现,跃然纸上。高尔基说:“文学的第三个要素是情节,即人物之间的联系、矛盾、同情、反感和一般的相互关系,——某种     

试论海明威《雨中的猫》的叙事艺术

以往对海明威《雨中的猫》的研究,多局限在对其主题探讨、女性觉醒与小说语言重复现象等方面.本文尝试在叙事学理论的指导下,从视角、情节、环境和话语模式四个方面分析小说的叙事艺术.研究发现,小说通过使用限知的外聚焦型视角,简单、淡化了的情节,特定的“雨”环境和直接引语的话语模式,为读者呈现了一幕独幕话剧.读者不仅从貌似简单的故事情节中看到戏剧性的变化,也能从男女主人公的对话中体会到他们纷繁复杂的心理活动,更能感到《雨中的猫》独特的叙事魅力.     

电影《黑天鹅》的故事形态学分析

该文借用普罗普的故事形态学,从《天鹅湖》中提炼“叙事功能”,与电影《黑天鹅》的情节一一比照,揭示了其中的“不变因素”与“可变因素”,分析复杂的情节如何从几乎相同的功能项中衍生而来,并系统阐释故事的结构体系及其美学价值。     

图像与叙事——关于古代小说插图的叙事学考察

小说插图主要有两种形式,即全像和绣像,无论是哪一种插图形式,都具有图像叙事的特征.图像叙事主要体现为对某个情节的“最有孕育性的顷刻”的把握,把这个“顷刻”以图像的形式表现出来,就形成了图像叙事.图像叙事的形式虽然是时间的空间化,但从本质上说,又是空间的再度时间化.在小说插图中,叙事的模式主要有两种,即单情节叙述和多情节叙述.在图像叙事的情境下,特别是在并置型的图像叙事中,作者可以同时对几个故事情节进行叙述;而从阅读方面来说,亦给读者的阅读带来了与众不同的体验.     

论细节的真实性

文学作品中的细节是具体组成故事情节的有机细胞。情节由许许多多的艺术细节联贯而成,细节亦依附于情节的整体而存在。文学创作是经过典型化的过程,把现实生活提炼成为艺术作品。因此对于情节的构思,容许作者进行想象和虚构,表现可能有而不一定实有的生活事件。对人物形象的塑造,也要进行艺术概括,创造出典型性格。这有如鲁迅说的:“所写的事迹,大抵有一点见过或听到过的缘由,但决不全用这事实,只是采取一端,加以改造,或生发开去,到足以几乎完全发表我的意思为止。人物的模特儿也一样,没有专用过一个人,往往嘴在浙江,脸在北京,衣服在山西,是一个拼凑起来的脚色。”(《我怎么做起小说来》)作为文学中的细节,虽然也并不排除参用一些     

一个心灵被摧残的反抗女性——论德洛克夫人

德洛克夫人在狄更斯的作品《荒凉山庄》中无疑是个极为重要的人物。就她在作品情节中的地位来说:《荒凉山庄》里两条平行发展的情节线索,其中一条就是以她为核心人物开展的。没有德洛克夫人,《山庄》的主题思想、情节结构都将改观。就人物形象塑造而言,德洛克夫人是全书七十多个人物中塑造得最复杂、最生动,因而也是最成功的一个。如果英国当代著名评论家福斯特关于“扁形人物”和“圆形人物”的人物形象分类说成立     

婚俗小说:话本小说中独特的婚姻题材类型——以“三言”“二拍”为中心

婚俗小说是话本小说中独特形态的婚姻题材小说,它不同于婚恋小说.婚恋小说以“写情”为本,彰显真情的意义;而婚俗小说则以“写俗”为本,强调礼俗秩序.婚俗小说依托相应的婚俗观念、婚俗程式构筑情节,展示社会生活,表达作者观念.依据话本小说故事情节对婚俗观念或行为的不同结构方式,可以将婚俗小说分为因俗生事和依俗结撰两种类别.     

论情节结

情节 ,是叙事性文学作品中人物生活和斗争的演变发展过程。它是由一系列能显示人物与人物之间、人物与环境之间错综复杂关系的具体事件所组成的。而情节结 ,则是在情节流动发展过程中所形成的矛盾冲突较为激烈、可能促使旧的矛盾解决因而产生新的矛盾并推动情节向前发展的一个具体事件 ,是情节发展的一个高潮 ,或者说 ,是情节线条中的一个突起 ,一个结块 ,一个汇集了诸多矛盾必然要引起激烈动荡的爆炸点。“文似看山不喜平”。作为叙事性文学作品 ,其中人物生活和斗争的演变发展过程应该是有起有伏的 ,呈曲线状发展的。伏者 ,是各种矛盾的潜…     

试论《诗经》叙事诗的小说因素

《诗经》中的诗 ,特别是“十五国风”中的诗 ,虽大多是抒情诗 ,但已出现了一些有情节、有人物 ,具有浓厚故事性色彩的叙事诗。即使是一些抒情诗 ,有的也含有简单的情节和人物的心理活动过程 ,有含蓄优美的景物描写 ,显示出人物的鲜明形象。这些诗歌都包含有丰富的小说因素     

略论人物命运的美学意义

人物命运是由围绕着某个人的社会的、自然的关系所决定的独特的经历、遭遇 ,是通过“偶然事件”暗示的“内在联系”。情节、性格描写纳入命运的轨迹 ,才产生丰厚和深刻的文学美学意义 ;命运演变超越作家的主观意愿 ,往往就是审美创造的超妙境界 ,命运的美学意义得到充分的显示。     

试论新感觉派小说的叙事模式

新感觉派小说的叙事模式主要有四种:一是现代主义思潮推动下产生的先锋实验,表现为“欲望的放纵与追逐”；二是满足市民审美需要的通俗爱情故事,表现为“唯美纯真的精神之恋”；三是犀利地解剖人性的心理分析性作品,表现为“灵魂的搏斗与厮杀”；四是表现底层民众艰难生存之路的“左”倾作品,表现为“濒临绝境的苦难人生”.如何安排不同的情节功能,组成一个相对完整的故事情节,显示了不同的意义结构和内涵.     

常与非常--张爱玲《传奇》叙事之结构模式

张爱玲的《传奇》是用“参差的对照的写法”讲述着日常生活中小人物的悲剧,其“传奇”的焦点不是外在的故事情节,而是内在的人物情绪,所看取的总是常态生活中的具有非常态意义的心理传奇,因而在叙事中体现出了以“常”与“非常”之间的对立共构来完成的总体结构取向,化生活结构为叙事结构,以故事情节与人物心理的双向建构为结构要求并在传统与现代之间的两端结构取向上形成了具有反讽意义的双构模式。     

中西方戏剧美学比较论

一中西方戏剧美学的一个共同特点就是重戏剧情节胜于重人物性格,把戏剧情节视为首要因素,而将人物性格的塑造统摄于戏剧情节的安排之下。戏剧情节在中国戏剧美学中历来被称为“头脑”或“主脑”,王骥德说:“红拂私奔,如姬窃符,皆本传大头脑”,“须重著精神,极力发挥使透”;李渔提出“立主脑”的命题,认为一本戏中无数陪宾须为一人而设,一人之身无限关目须为一事而设,“此一人—事,即作传奇之主脑也”,反对“但知为     

角色伪装、情节突转与戏剧效能——哈姆莱特装疯的解读

突转指剧中“意外的事变”，是人物“行动”可然或或然的突然转向。戏剧的情节突转必有与文本主题相关的因素作铺垫，因而引发至少一种未预期情况的产生。受中世纪戏剧传统的影响，《哈姆莱特》剧始的“鬼魂浮现”和“死因陈述”情节激化了主、次人物的矛盾，强化了《哈姆莱特》一剧的复仇主题。对复仇中的情节突转和以装疯抗争的人物行动进行梳理，可助读者重估《哈姆莱特》的思想内涵和艺术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