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中央监察体制变迁初探

中国古代中央监察体制复杂多变。先秦时期以规谏为主 ,秦汉到隋唐谏官、御史、封驳官三大体系职掌逐渐分明 ,宋金至元明清谏官、御史、封驳官三大体系回归合一。中国古代最早出现的是规谏人主的制度 ,而不是御史制度 ;谏官、御史、封驳官三者关系的变迁反映了“否定之否定”、“御史主线”、“对监察官自身监察不断强化”等规律。这些规律的出现与丞相制、三省制、内阁制等中央行政体制的演变密切相关     

唐宋行状创作目的变迁及其影响

行状的创作目的受礼仪制度、文化心理、社会风气等因素影响。请谥在唐代行状中占主导地位,为乞墓志碑表而撰写的行状在宋代最为流行。宋代普通文人借助他人之文以传不朽的意识更自觉,对行状与碑志之间的依存关系更明确,进入史书的愿望更强烈,这些都构成了唐宋行状创作目的变化的原因。创作目的变迁导致以行述名篇、世系书于文内、书写妻子子女的行状增多。元明清行状受宋代影响较大。     

简论唐宋科举制度的变迁(下)

在中国科举制度史上,唐宋之际是一个变化更革非常之大的时期。唐宋科举制度的变迁,总的趋势是逐渐走向完备、成熟。这一变迁有着深刻的政治、经济、文化背景,并对当时的社会产生了重大影响。就科举制度本身而言,由唐到宋的变迁虽然很大,但这种变迁恐怕并非质的变化,而仍然属于量的、程度上的变化。其质的变化与其说是在唐宋之际,不如说是在南北朝与隋唐之间。     

简论唐宋科举制度的变迁(上)

在中国科举制度史上,唐宋之际是一个变化更革非常之大的时期。唐宋科举制度的变迁,总的趋势是逐渐走向完备、成熟。这一变迁有着深刻的政治、经济、文化背景,并对当时的社会产生了重大影响。就科举制度本身而言,由唐到宋的变迁虽然很大,但这种变迁恐怕并非质的变化,而仍然属于量的、程度上的变化。其质的变化与其说是在唐宋之际,不如说是在南北朝与隋唐之间。     

析战后日本金融监管的制度变迁

金融监管在一国金融制度中处于核心地位 ,战后 ,日本金融监管制度为日本经济复兴与快速增长作出了不可磨灭的历史贡献 ,但同时也存在着种种弊端。危机要求日本金融体系再生 ,金融监管也要因此重新变革 ,在强调金融体系稳定的同时 ,最大限度地追求效率。金融变革将充分吸收英美模式的优点 ,在机构设置、监管方式等方面进行变迁。变迁后的日本金融体系将以崭新的面目出现 ,重新推动日本经济的发展     

唐后期使职行政体制的确立及其在唐宋制度变迁中的意义

唐代至贞元、元和时期,在中央政务的实际运作中,已经确立了使职行政体制,而不再是以尚书省六部二十四司和九寺五监为依托的部司寺监体制。晚唐五代至北宋时期,是使职行政体制不断完善的时期。中央行政体制向使职体制的过渡,是在不断反复中完成的。以郎官出使为例,这种转变在法令中有了体现。但是,整个唐后期六部寺监的框架都还在发挥作用。唐后期使职行政体制的确立,是中国古代最高行政体制变化的一个重要环节,也对唐宋间政治形态和官僚形态的变化产生了影响。     

北宋司法监察制度述论

北宋司法监察制度由独立监察机构的监察、中央行政的监察以及司法体系内部监察三道监察网构成,其设置内含不少合理之处,对合理司法,提高效率起过一定积极作用.但观其具体实施则弊端重重:整个体系中没有一个单一行使监察职能的监察机构,司法职能与其他监察职能往往相混;司法监察实际分为两套几乎不相干的体系——地方监察与中央监察,使地方监察受不到中央控制;行政对司法的监察使得司法监察在残酷的政治斗争中沦为行政的奴婢.而这一切的最终症结在于封建专制,封建专制体制使监察走向了自己的反面.     

中国古代监察制度浅谈

中国古代的监察制度,萌芽于先秦,确立于秦汉,成熟于唐代,完善于明代。历代监察机关的设置有着一定的规律可循。本文将对此做简要的阐述。     

评南京国民政府监察制度

１９２８年南京国民政府设立了监察院,建立了较为完备的监察制度,并积极使之付诸实施。监察制度在一定程度有效地遏制了政府官员的违法违纪行为。但是,由于自身的缺欠,加之实施范围极为有限,在国民党一党专政体制下,监察制度不可能彻底遏制政府官员的腐败。国民党政府不仅没有努力推进监察制度的现代化进程,反而利用独裁专制制约了其正常的运行,使之无法履行职责,日渐衰败,名存实亡。本文试图就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的监察制度作一初步的评析。     

监察体制改革与人民监督员制度重塑

人民监督员制度本是检察机关办理职务犯罪案件的监督机制。国家监察体制改革后职务犯罪调查权转移至监察委员会,人民监督员制度受到冲击,亟待转型重塑。在法理层面,基于司法民主的要求,人民监督员制度应定位为检察工作的外部监督机制,而非职务犯罪调查的外部监督机制;在观念层面,要理顺监察体制改革与司法体制改革的关系,通过深化司法改革解决监察体制改革后的遗留问题;在操作层面,要因应“捕诉合一”制度改革,将人民监督员的监督重点放在检察机关的批捕与起诉行为上。在人民监督员制度内部改革方面,要确保监督评议过程的独立性,增强监督评议结果的约束力,并注重保障人民监督员的知情权、监督权以及人身权,从而实现人民监督员制度的功能回归。     

承古、远古与变古适今:唐宋时期的家礼演变

唐宋家礼有一个逐渐发展演变的过程.唐代家礼以“承古”为主要特征,按据经典旧仪撰著礼文;北宋虽亦以《仪礼》旧文为基础并承袭前代家礼仪制,但是参以时宜、折衷古礼传统的“远古”倾向已经变成北宋家礼的主旋律;至于南宋,家礼修撰呈现出新的面貌,“变古适今”原则在家礼中充分凸显出来.由唐至宋,家礼的发展过程,是家礼从集中于世家旧族之中逐渐扩展到科举官僚士大夫家族之中,再渐趋外延到广泛层面的士庶家族的过程,也正是在此过程中,家礼影响在不断扩大.     

唐宋刑讯制度传承演变考论

唐宋变革之际,中国古代刑讯迈向制度化并日渐完善。其间,刑讯制度经历了由唐、五代入宋的传承演变过程。在刑讯制度表达上,唐宋刑讯工具规格、刑讯程序条件、对象条件、限制条件及司法官非法刑讯责任制等皆历经传承演变。在刑讯实践与观念方面,唐宋刑讯实践呈现出与制度表达相背离或契合的多维面向,刑讯观念亦悄然变化。刑讯制度表达的传承演变、实践的多维面向和刑讯观念的变化相互作用,共同构成了唐宋刑讯制度传承演变的独特图景,这从细微层面反映出中华法制文明的演进历程。     

唐宋死刑制度流变考论

唐宋时期死刑执行方式是由绞、斩发展到重杖处死和凌迟的流变过程;执行程序亦由“三覆奏”向“一覆奏”发展。通过对唐宋时期的死刑数量的考辨,能够得出唐代的“刑措”是不实之论;而宋代由于“减死配流”制度的存在,也绝不是一个刑杀数量偏多的时代。唐宋时期死刑的文明程度是受皇权司法、礼制和人们的政治观念影响的,其执行方式尽管有野蛮化的表现,但其程序上却日趋完善和文明。     

唐宋贬谪诗的发展嬗变与特点

唐宋两代诗家辈出,诗歌创作呈现出一派繁荣景象。同时受当时政治环境等因素的影响,贬谪诗歌勃然兴起。但是,唐宋两朝的贬谪诗歌风格迥异,前者悲凉郁愤,后者则多反映出诗人在逆境中走向超然的心态。该文试就唐宋贬谪诗人与贬谪文学创作的情形加以论述,考察唐宋诗较少为人涉及的一个方面。     

论《新唐书》古文家传记书写与唐宋文学观念转型的关系

《新唐书》以萧颖士为中心形成了早期古文家的传承谱系.它以较大篇幅叙述萧颖士的古文理念,通过采摭文章、叙述观点、文学史观等几个方面来展开材料的组织,确立了萧颖士作为早期古文家的领袖地位.在传记文中,宋祁不仅书写传主所具有的儒者情怀,尽显其品格之高尚与忧国许身之执着,还继续对萧颖士“为人师”的接受效应、论文论道观念细细道来.在涉及到李华、独孤及、梁肃等人的传记时,宋祁又以思想的纯粹性作为标准形成文本,“古文”的因素在以政治家为主体身份的传记文本中也得到了体现.这些因素集合起来,渐次显现出唐宋文学观念转型的轨迹.     

浅议唐代及宋代马球运动中的球衣

对唐代马球运动的研究往往忽略了对球衣的探讨。通过对古代文献的梳检,发现唐代实有专用"毬衣"存在,且影响深远。本文辅以敦煌文献、壁画及出土文物等,考证出唐代毬衣的形制,进而提出"缺胯锦袄子"的称名。     

花性·仕途·国运——唐宋《牡丹赋》的“赋家之迹”与“赋家之心”

通过对唐代舒元舆的《牡丹赋》、唐代李德裕的《牡丹赋》、宋代宋祁的《上苑牡丹赋》、宋代蔡襄的《季秋牡丹赋》四篇唐宋牡丹赋作对牡丹的体物和描绘特点的分析,以及对于牡丹所承载的士大夫个人仕途、国家命运、道德与友情等意识形态内涵的叙述,认为唐宋牡丹赋作在赋家之迹和赋家之心方面均深得赋体之要。这不但显现了牡丹赋的文体意义,而且文学叙述与历史真相,政治与士大夫精神的复杂关系也可由此角度加以观照。     

先秦至唐宋屋舍之税嬗变研究

中国的屋舍之税起源很早,且与城市的发展密切相关。先秦的廛布首向官府管辖市场中的商业用房征税。汉代的市肆之税指向官府和私人用房,既有商业性用房也有居住用房,具有城市土地利用、屋舍和经营税共征的特点。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店舍之征开始对房屋划分等级,屋舍之税的征收办法开始具体化。唐代间架税具有单一屋税的性质,征税办法的操作性强。五代十国时期屋税之名正式出现,且成为国家常赋。宋代确立城郭之赋以及宅税和地税的分野。由此,屋税正式成为一个独立税目,改变了此前屋舍、土地利用和经营税混而征之的情况。这一嬗变,是我国古代城市不断发展、人口增多、城市建筑用途多样、城市空间结构不断变化和发展的结果。     

禅宗与唐宋诗

本文在回顾诗禅合流过程的基础上探讨了诗禅合流的内在机制即二者的契合点,并揭示了它们的关系。文章指出,禅宗和诗歌不存在谁对谁影响大,谁对谁影响小的问题,他们之间是一种互相吸收、平等发展的关系。     

唐宋地方政府铸钱管理职能的演变

唐宋两代地方政府铸钱管理职能有两方面主要差别 :一是唐代州县拥有更大权力 ,二是宋代在中央与州县之间设有路级政府机构 ,它曾在不同程度上参与过铸钱管理。这些机构虽历经变化与反复 ,但在大部分时间里 ,宋代兼管铸钱的路级机构不只一个 ,甚至在某些具体环节上 ,也有一个以上的路级机构兼管。这种变化与宋代钱监生产规模扩大 ,以及加强中央集权的趋势是分不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