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启蒙"作为"主义"与现代文学的缺失

在中国,启蒙的意义主要来自于三个方面:字面上的望文生义、西方思想来源、中国文化传统和现实语境中的重新生成.如果说"五四"新文化运动是一种启蒙运动,那么,"五四"新文学运动总体上也可以说是启蒙主义文学.科学,民主,自由,个人权利,改造国民性,开启民智,反封建,富国强兵等,这既是新文化运动的目标和任务,也是新文学运动的目标和任务.所谓"人的文学",这不过是新文化运动"立人"主题在文学上的一种演绎.对于现代文学来说,启蒙是绝对必要的,但启蒙被强调到极致,变成为一种"主义"的时候,就会物极必反,从而造成了现代文学的缺陷.归纳起来,启蒙主义对中国现代文学的缺失主要表现在两方面:一是重思想轻文学,思想压倒文学;二是重文学的社会功利目的,重视文学的教育作用、认识作用,而轻视文学的审美娱乐作用,压抑文学的审美性、娱乐性和消闲性.     

文学审美者的审美救世之途--论现代中国审美文学批评的学理特征与功能悖论

中国现代审美文化批评,自它形成之初,一直受到西方近现代艺术哲学,特别是康德、叔本华,以及博克、布洛、克罗齐、谷鲁斯等审美经验主义和艺术形式主义美学理论的影响.但是,在现代中国社会历史文化语境中生成的审美文学批评,又受到中国的、社会的、历史的、文化的多重语义制约,逐渐形成"中国式"的文学审美论.文章认为,现代中国审美文学批评的学理特色在于文学审美的大众普适性,文学审美的超功利机制、文学审美的潜在社会功能.进而,在现代中国文化语境中,评析了审美救世在政治革命、思想启蒙这两种文化思潮之外的多种文化意义,并结合20世纪人类技术文明时代艺术"自为"的全球性文化语境,评析现代中国审美文学批评的功能悖论.     

中国现代文学理论批评史上的"不用之用"

作为文学功用观的"不用之用"是体现中国文学观念现代进程的一个关键概念,是现代审美主义文学的典型话语,因而也是考察20世纪最初30多年间中国文学观念现代进程的重要线索.在中国文学现代性进程中.文学现代性与启蒙现代性之间存在着既统一又矛盾的关系,审美主义是现代占主流地位的功利主义文学观念的反对派,相对于后者来说,它是一种制约和平衡的力量.对"不用之用"的强调,标志着现代美学、现代性文学观念的确立,不过也应看到,在中国现代的历史语境中,审美主叉的文学现也带有明显的局限.它满足不了急切的救亡图存的时代要求.     

"新启蒙主义":前提、方法与问题

启蒙在今天非但没有过时,而且是当务之急,"新启蒙主义"的提出系基于历史的、理论的与现实的深层需求.作为一种新的启蒙方法和途径,新启蒙主义以作为审美问题的"人性启蒙"为探讨的核心命题.它应该包括人性解放一人性上升一人格完成,这样的一个"三部曲"联贯合成起来才能够真正走上启蒙之途,从而通往人性的自由.     

审美主义要义及其多重矛盾分析——在现代性与后现代性的双重语境下进行探讨

审美主义产生干对启蒙现代性的反思和批判,又在后现代性语境的影响下呈现出了泛审美的倾向.因此,本文把"审美主义"置于无论在历史分期还是精神气质等方面都迥异其趣的现代性与后现代性的双重历史语境下,着重剖析它的复杂内涵,并且层层辨析它在前述两个时期中所呈现出来的三重矛盾:自律与他律、精英与大众、主体性与主体间性.这三重矛盾的剖析对分析中国审美主义的特殊性和解决中国审美主义的困境具有一定的警示和借鉴意义.     

道家文化与"人的文学"观

中国现代文学革命是一场文学变革运动,这决定了现代文学观念必然以"人"作为视域核心.以人为中心的启蒙语境,"人的文学"观的强调,理性与情感的调和,都与道家文化一脉相承.     

"审美"概念的嬗变及其美学意义

在消费社会的当代语境中,"审美"概念正在发生从"自律性"到"他律性"的嬗变。这种嬗变背后有着思想潮流和文化背景转换的深层原因。但是,这并没有改变审美经验在审美活动中的核心地位。审美经验的"日常生活化"有利于突破经典美学的"象牙塔"和独断论,走向美学的大众化和民主化。     

文学研究的政治审美因素——兼论20世纪中国文学理论的政治维度

何种政治、谁之文学、如何审美分别是文学研究的政治语境、政治诉求、政治审美因素,都是文学研究必须解决的核心问题。文学研究中的政治包括具体的政治政策及其落实、政治制度、政治文化、政治审美四个层面。20世纪中国文学研究的政治诉求包括启蒙、革命、重新启蒙、后启蒙等四个阶段,知识分子的政治地位也经历了启蒙者、被改造者、新启蒙者、智识分子等四种身份的剧烈变动,文学研究的话语形式分别为启蒙话语、大众话语、新启蒙话语、技术话语等四种类别。与以上相对应,20世纪中国文学研究的政治审美因素分为政策与制度图解、政治文化、政党政治、文化政治等四个层次。     

"新民"和"趣味":梁启超实用化美论思想及其启示

梁启超力求把审美的外在目的和内在需求统一起来;把美对社会进步的间接作用与直接作用结合起来;把审美的自律和社会的他律结合起来.这些尝试和努力清晰地反映在其文学作品关于"新民"、"新小说"、"趣味"和"生活的艺术化"等思想的表述中."新民"和"新小说"启蒙民众的目的明确,彰显梁启超美学思想对进步、民主、科学和自由的精神追求;"趣味"和"生活的艺术化"潜蕴生活审美,用广义的生命趣味和艺术给审美以本体规定与价值定位."趣味"美论和"生活的艺术化"思想与"新民"和"新小说"思想折射出梁启超以真善美为价值取向的独特美学品格,对于今天的文化审美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错位的"官场文学"及其后现代主义倾向

"官场文学"表面火爆的背后隐含着深刻的危机,其根本原因在于它的错位,即它的后现代主义倾向与亟待启蒙精神深化的现实文化语境之间的悖离;它所表现出来的消解深度模式的扁平化、世俗化、类像化及媚俗等大众文化特征,在解构"意义"的同时,也在解构着自己的艺术生命,最终会走向末路.     

解脱与救赎——近代中国审美静观的路径分歧与演进逻辑

近代中国学者引介西方美学并以此观照和改造中国传统美学,提出了审美静观说.在立人启蒙的同一历史语境下,由于个性气质、文化心态的差异,服膺叔本华意志美学的王国维和汲取席勒美学思想的丰子恺分别形成了"人生解脱"和"人性救赎"两种路径的审美静观思想.梳理近代中国审美静观的路径分歧及其演进逻辑,管窥近代中国美学思潮的时代变迁,探讨近代中国学者美学本土化的心路历程及其经验得失,诠释中国传统美学的后现代价值.     

从五四新文化运动看中国文化启蒙的特殊性

作为中国语境中的启蒙事件,五四新文化运动表现为东西方文化比较视域下的文化变革,它蕴含着中国文化启蒙所特有的纠结。外源性启蒙、救亡压倒启蒙、"第三条道路"和市民社会的不成熟,构成中国文化启蒙的独特表征。超越"启蒙"与"传统"的二元对立这一思维樊篱,逐渐成为启蒙的批判性反思的一种共识与论域。在这种反思中,中国文化逐步凸显出主体性启蒙的建构走向。     

哲学诠释学的"反美学"与人文科学的审美真理立场

美学问题在当代哲学诠释学中具有头等重要的地位,哲学诠释学站在人文科学立场,对审美经验和审美真理问题的理解和解释,体现了显著的"反传统美学"特征.本文从美学作为人文科学特殊理解方式、审美真理如何表现,以及审美真理如何可能的问题三个方面,探讨了加达默尔哲学诠释学的"反美学"思想;然后在当代美学语境中比较性地论述了其基于人文科学立场,对审美真理问题的理解和解释所具有的重要理论意义.     

新实践美学与"艺术终结"

人们普遍认为,美和审美是变化发展的.特别是18世纪启蒙主义哲学和美学,从维科、赫尔德、温克尔曼等人运用历史主义的观点及方法来研究美和审美以来,关于美和审美也像一切事物一样会有一个产生、发展、完结的过程的观点也越来越流行,到了德国古典美学集大成者黑格尔那里,这种观点就明确地形成为"艺术终结论".     

西方近代启蒙美学家的"美善统一分殊"论

随着近代西方哲学认识论的转向,美学研究重点从审美客体转向审美主体,审美研究与人性研究、美学与伦理学进一步结合.在启蒙美学家的思想中,对美与善、审美感与道德感、艺术与道德之间相互关系的研究,被提升到新的重要地位,各种新观点、新学说层出不穷,在西方美学史上第一次形成完整、系统的"美善统一分殊"理论,并成为推动美学发展的一种强有力的传统,对后世美学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新的理性启蒙与"人"的重新发现——近年问题报告文学新作一瞥

近年问题报告文学创作相对于以往而言,又有新的发展与进步,且呈现出新的鲜明特色与审美趋向,即主要表现为新的理性启蒙与"人"的重新发现.与以往相比,这次启蒙主要表现出如下新的特点:一、清醒、理智的态度与深邃、细密的分析;二、主要反思"三农"问题与现代化;三、重新"发现"了在改革开放的现代化过程中作出巨大贡献而又被"遗忘"了的底层民众尤其是农民,表现出对人权、人性与人道主义的深情呼唤.     

道德形而上缺失与"五四"新文学创作的世俗化

张宝明的文章对张光芒、陈晓明、刘士林的观点一一作了回应,指出文学与道德的关系不是要不要道德的问题,而是如何摆正道德的定位问题;无论是把道德作为文学的救命稻草还是杯弓蛇影的暗器,都是殊途同归的思维模式;道德的理性与非理性的双重因素决定了知识分子应走"形而下"的外化道路.张全之的文章则追溯了"五四"道德革命的深层缺失,指出其肯定现世人生,拒斥道德形而上诉求,从而使信仰世界出现"真空";影响所及,使新文学创作在世俗化倾向上越走越远.杨庆东进一步指出,中国启蒙运动过于注重道德实践的个体性与个人中心主义,而忽略了道德普遍主义,这直接导致整个启蒙运动关于现代性道德伟大谋划的失败;在当下道德实用主义盛行的文化语境中,对此加以反省,既是重寻人文精神资源的思想需求,也具有极大的现实意义.潘正文试图以更为辩证的态度来理解道德形而上主义与百年中国文学之争,认为它反映的是自"五四"以来一直未曾解决的两难选择问题,即文学的审美主义性质与启蒙理性的反审美主义之间的内在矛盾;并指出,道德形而上问题的解决,必须紧扣中国语境和中国文学的两难性质,这样才能有的放矢,而不应该以西方的后现代背景作为道德虚无主义的借口.     

"被压弯的树枝"——近代中国启蒙问题之反思

近代中国启蒙问题不能简单地与西方启蒙运动相比附。我们需要对"谁来启蒙"、"启蒙谁"、"拿什么启蒙"、"怎样启蒙"以及"启蒙的价值是什么"等问题进行反思。传统中国对"启蒙"的固有理解以及近代中国社会的特殊背景,使得近代中国出现了三种路径的"启蒙":"权势型"、"知识型"和"救亡-革命型"。这实际上意味着国人把太多的任务加诸在"启蒙"这根"树枝"上,使得它有无法承受之重,以至于远离了"启蒙"自身的逻辑。基于此,为使"启蒙"持续"运动"下去,首要之举就在于剥离附加在"启蒙"之上的东西,把属于"启蒙"的还给"启蒙",使它真正拥有理性的翅膀。     

有"性别"的思想——中国当代女性主义文学的思想价值

倡导性别平等,追求男女平权,致力于女性主体意识的建构和自我人格的完善,是女性主义文学最基本、最核心的思想内容.在全球化视野下,特别在中国当代创新图变的性别文化语境、性别文学创作及性别理论研究的整体格局当中,这种久被忽略的文学内容和思想内涵越发体现出毋庸置疑的意义与价值其一,它从鲜明的女性立场出发突入陌生的"性别"禁地,开启了一片有助于性别教育和性别研究的性别文学新天地,极大促进了女性的思想解放;其二,它以锐利的女权意识对传统男权观念及其价值体系进行全面解构和批判,用文学审美和性别审美的方式实施最基本的女权启蒙;其三,它以两性的和谐、平等发展为价值理念和终极目标,积极建构没有性别歧视和性别压迫的健康良好的性别新生态.     

"道德形而上主义"之争与文学的两难选择

张宝明的文章对张光芒、陈晓明、刘士林的观点一一作了回应,指出文学与道德的关系不是要不要道德的问题,而是如何摆正道德的定位问题;无论是把道德作为文学的救命稻草还是杯弓蛇影的暗器,都是殊途同归的思维模式;道德的理性与非理性的双重因素决定了知识分子应走"形而下"的外化道路.张全之的文章则追溯了"五四"道德革命的深层缺失,指出其肯定现世人生,拒斥道德形而上诉求,从而使信仰世界出现"真空";影响所及,使新文学创作在世俗化倾向上越走越远.杨庆东进一步指出,中国启蒙运动过于注重道德实践的个体性与个人中心主义,而忽略了道德普遍主义,这直接导致整个启蒙运动关于现代性道德伟大谋划的失败;在当下道德实用主义盛行的文化语境中,对此加以反省,既是重寻人文精神资源的思想需求,也具有极大的现实意义.潘正文试图以更为辩证的态度来理解道德形而上主义与百年中国文学之争,认为它反映的是自"五四"以来一直未曾解决的两难选择问题,即文学的审美主义性质与启蒙理性的反审美主义之间的内在矛盾;并指出,道德形而上问题的解决,必须紧扣中国语境和中国文学的两难性质,这样才能有的放矢,而不应该以西方的后现代背景作为道德虚无主义的借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