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之道与物之道：论老子作为原则的“道”

老子作为原则的道包括道之道和物之道,而物之道又包括天之道、地之道和圣人之道等。道的至上性、主宰性,决定了道之道只能是“法自然”和“无为而无不为”。天之道、地之道都取法道之道,因而都是“无为而无不为”;圣人“为道”,并且取法天之道,其道也是“无为而无不为”。不过,道之道的“无为而无不为”是主观上“无为”、客观上“无不为”,“无为”和“无不为”是现象和本质的关系,而天之道、地之道和圣人之道的“无为”与“无不为”都是客观的,二者是手段和结果的关系,这显示出天之道、地之道、圣人之道与道之道的不同,也显示出地之道、圣人之道对于天之道的取法。就圣人之道中的“无为”而言,它在自然万物面前是被动的,在民众面前是主动的。道之道、天之道、地之道和圣人之道都具有“利他”精神。     

民族精神是民族丰碑中华魂

民族精神是民族之象征、民族之魂、民族生命之原动力。民族精神是中华魂 ,是争取民族独立、战胜一切侵略者之奋斗精神 ,是实现民族团结统一、战胜一切艰难险阻之凝聚力 ,是建设现代化中国之强大精神动力     

《橘颂》的传承与突破——兼论屈原创作《橘颂》之缘因与胜处

《橘颂》是《楚辞·九章》中之一篇,是后世托物言志诗赋的典范,被誉为“咏物之祖”。屈原创作《橘颂》之缘因,有外缘,还有内因。自然生态之引发,巫风盛行之诱导,神话典故之感悟,艺术氛围之冲激,是屈原创作《橘颂》的外缘;表达愤懑之诉求,博览群籍之启示,展现才德之自信,流露参政之志向,则是屈原创作《橘颂》的内因。楚辞乃为《诗经》之变,《橘颂》之标题、体制、主旨、写法乃因袭《诗经》之《野有蔓草》、《鸱鹗》等诗作而来。更可贵者,是屈原创作《橘颂》之突破,如主题之新创、体制之改造、比兴之错综、比拟之巧用、语言之精炼、形象之塑造等。而屈原创作《橘颂》之高明处,则在体物得神,不即不离;因小见大,寄托深远;生命投入,物质升华;民族思想,寓意无穷。从《橘颂》可以看出,屈原确为一位奇才,亦确具伟大之创造才华。     

从中西印文化比较看形式美

形式美体现在三个层面,一是外在之形,二是内在之实,三是内在之虚。在外在之形上,西人重形,印人重色,中人重象;在内在之实上,西人是质实而静态的原子、分子,印人是具有空的性质的四大(地、水、火、风),中国是质实与动态合一的阴阳五行;在内在之虚上,西人突出是的能、场、暗,印人突出的是空,中国突出的是气。     

王船山阴阳思想展开的四个逻辑层次

阴阳是中国古代哲学的一对重要范畴,也是中国哲学特有的学术话语。王船山阴阳之道指的是船山阴阳思想逻辑展开的规律及其方式。王船山阴阳之道的逻辑展开由本体之气始,阴阳之道由阴阳之气、阴阳之理、阴阳之撰以及阴阳之化四个逻辑层次展开并成为可能。船山阴阳思想四个逻辑层次之间的相互联系、相互影响、乾坤并建的统一性,最终实现了船山阴阳思想的逻辑度越。     

儒家为政之德及其现代意义

儒家思想中包含有丰富的为政之德内容。首先是确立为政之德的价值观,包括其价值目标、价值原则等。其次是确立为政之德的主要规范,包括正己、廉洁、公平、俭约、恤民等。儒家为政之德建设的主要途径:一是通过为政主体的“正心”与“治身”,修养为政之德;二是通过对官员选拔和考核,促使为政之德能有效地付诸为政实践。     

国殇--王鹏运爱国词浅论

王鹏运是晚清之季的爱国词人。国家的灾难,民族的危亡,郁积成他心中无法化解的悲剧情结,从而表现为他词中无穷无尽的家国之愁和山河之恨。无论是曲江之忧,泽畔之吟,还是黍离之叹,麦秀之悲,都是爱国、伤时、忧民、忠君的统一。     

《道德经》与中华民族和谐文化传统

和谐文化是《道德经》的核心内涵。按照《道德经》的思想,和谐是世界自身发展的总趋势,是世界万物构成的内在机制,是人类文明的最充分的体现。从实践方面来说,和谐之道又有天之道、地之道、人之道、君之道、国之道等丰富的具体内容。在每一个具体的领域是"惟道是从"的,也就是惟和谐之道是从。现在,世界已进入和平发展的新时代,弘扬《道德经》的和谐文化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重读南京

以往南京给人的印象是短命王朝、偏安朝廷、伤感之地、悲情城市;但从历史的宏观角度看,它承载着救亡图存、繁荣文化、走向复兴的责任和使命,它是一座英雄之城、胜利之城。在中国的历史上,还没有那一座城市像南京这样和中华民族的命运如此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南京的命运,实际上是中国历史沧桑荣辱的一个缩影。南京之悲是民族之悲,南京之兴是国家之兴。     

论青年学生理性爱国的内涵和原则

爱国之心,人皆有之。对青年学生进行理性爱国引导,保障中华民族和平崛起,成为一个亟待解决的重大现实问题。爱国需要激情,更需要理性。理性之爱是负责任之爱、合规律之爱、达目的之爱;理性爱国的原则是独立思考原则、批判反思原则、宽容大度原则、智慧耐心原则、行胜于言原则。     

论邵雍先天学视野下的理性“神”思想

在邵雍思想中,神是变易之主宰,变化为神之功用表现;太极不动为性,发用为神,实则太极、道、性与神是统一的。神是一,同时也是二,“一”更多从先天的角度来讲,“二”更多从后天“乘气变化”的角度来说。邵雍说“心为太极”,这与其“人之神则天地之神”的思想实则是贯通的;天地之神、心神与太阳、阳密切关联。与神统一的“阳”是绝对的阳,是不与坤元相对的绝对的乾元。邵雍以不可分的心神为先天、可分的形体为后天,并以先天之神为用、后天之形为体,形成了其以用为本、以体为迹的独特体用观。邵雍把“精气为物,游魂为变”释为形神关系,他所说的“鬼神之情状”强调的是神以阳之功能生化万物之表现。在邵雍看来,至人之所以能感应到他人的意识活动,因为己之心神与他人之心神,实际上是共在一个“无所在,无所不在”的“神”之中。与程颢一样,邵雍也讲生生之理,并将其与神用功能联系起来。     

海德格尔的运思——以《面向思的事情》为例

就功能而言,海德格尔的运思可分为理性之思与非理性之思.其中,理性之思是手段,是要解构传统的存在论(形而上学),建构基础存在论;而非理性之思是目的,包括如何思、所思、能思三个方面.理性之思最终是为非理性之思服务的.     

先秦儒家八派及其与楚国的关系——结合楚地出土简帛文献的考察

《韩非子·显学》中的儒家八派:子张氏之儒应为战国中后期的一个"接近于墨家"的儒家学派;子思之儒和孟氏之儒大同小异,故被后世合称为"思孟学派";颜氏之儒应该是一个借庄子学派的宣传而出名的派别;漆雕氏之儒是个任侠作风鲜明的儒家学派;仲良氏之儒或许即是仲弓之儒;孙氏之儒是指荀子学派;乐正氏之儒则是孟子的弟子乐正克一派。近年出土的楚地简帛文献中出现的儒家著作,主要是儒家"思孟学派"的作品,几乎没有其他儒家学派的作品。这可能是因为这些学派或如子张氏之儒、漆雕氏之儒,偏重实行,少有著作传世;或如孙氏之儒、乐正氏之儒,出现时代晚于出土简帛下葬的年代。     

王夫之“人道”范畴探析

"人道"是王夫之思想中的重要范畴,但长期以来学界并没有给予足够重视。王夫之视人道为中国历史的本质,历史即是人道之历史。人道为立人之道,即挺立人之为人的根本标识。人道的内容由文明人类之道、中夏之道和君子之道三个部分构成,它们分别将禽类与人类、夷狄与中夏、小人与君子的本质区别开来。人道的本质内涵包括两个方面,它们皆属于儒家思想的范围:一是各种治国理政之典制,二是各类人伦、道德法则。人道内涵贯穿于人道内容当中,只是侧重点不同而已。正是由于这些人道的内涵,才依次挺立起了文明人类之道、中夏之道与君子之道。王夫之认为,只有君子儒者才是传承人道的主要力量,是他们对人道的坚守才让人道在历史中绵绵不绝、代代相传。     

《周易》与中国文论的诗性之源

易有太极,始生两仪。幽赞神明之易象及元气浑一之太极,既为人文之元,也是中国文化的诗性之源。因此只有回到《周易》,才能真正寻到中国诗性文论的文化之根。诗性文论与《周易》的血脉相承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诗性文论的本体之“道”,源于易之“太极”的自然本元性和原始混沌性;二是诗性文论的思维之“方”,源于易由两仪、四象而太极的整体、直觉和象征性体认;三是诗性文论的言说之“法”,源于易说太极的诗画相谐、言象互济。     

胡宏的“性”论探析

胡宏的“性”有双重含义;第一重含义,性无定体,性体即遗体即天命,性体是形而在上的,流行发见于天地万物,性体是天地万物存有与活动的最终根据;第二重含义：物有定性,万物各正其性,万物皆成于性。物之性表现为性形、性能、性理。人之性表现为生理之性、心理之性、义理之性。无论是无定体之性还是有定性之性．善恶皆不足以言之。     

论平庸之恶及其现代表征

恶有诸多种表现形式,相对于有邪恶动机和主观故意的恶,平庸之恶是指个人因无主见、盲从而导致的对他人和社会的损害,是一种因麻木、冷漠而导致的无明显作恶动机的恶。从人性以及人类社会发展来看,平庸之恶具有某种终极性,它是我们在任何时代、任何社会都无法回避的一种恶。与其他的恶相比,平庸之恶有三个基本特征。平庸之恶是一种个人无思想之恶;平庸之恶往往隐匿于群体性之恶中;平庸之恶是一种会造成较大甚至巨大损害的恶。在现代社会,平庸之恶一般存在于科层制管理、社会公共生活、网络社会中,体现为制度异化、道德冷漠、网络暴力等问题。尽管个人在平庸之恶中没有明确的作恶动机,但无论从动机论还是从效果论的角度看,他都应该为自己的行为承担责任,否则对于受害者、对于能坚守良知与正义的人来说都是不公正的。     

儒家“心”的层次

现象学在精神上与儒家心性之学是有相通之处的,故以现象学的态度分析儒家的心性之学,既是现象学的发展,也是儒家心性之学的发展。"心"的建立与完成,经历了经验之心、先验之心、先天本心、与实践本体这四个阶段。实践本体的确立是真正意义上儒学的开始。     

何为公正性

本文考察了亚里士多德、阿奎那、穆勒、麦金太尔、马克思等对公正的论述 ,认为公正是等利(害 )交换 ,是行为作用对象应受之行为 ,而不公正是对人做不应做之事 ,是行为作用对象不应受之行为 ,是行为人不应得之行为 ,即公正是“应做”、“应得”之行为 ,不公正是“不应做”、“不应得”之行为。公正也指按同一原则和标准对待所有人和相同的事情 ,公正具有历史性与辩证性     

与美同行——评《建国60年包头市文学作品选·散文卷》

《建国60年包头市文学作品集.散文卷》取材多元,风格各异,但归纳起来,"美"是所有散文体现的核心,而"意境之美"、"诗情之美"、"和谐之美"、"人生之美"、"思想之美"则是它们共同彰显的主题。"意境之美"主要体现在这类散文所凸显的主体的精神样态上;"诗情之美"来自于作者感受生命、亲和自然时所产生的诗意的激动;"和谐之美"表现的是天然景色与作家主体的性灵相拥;"人生之美"揭示着更具普泛意义的人类精神与人生意蕴;"思想之美"既标识着文章的深度,也标识着作家的尊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