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炎武与朱鹤龄交往考论

顾炎武《与人书》（十年阔别）之受者,学界迄无定论。据笔者考察,当为清初著名遗民学者朱鹤龄。顾炎武和朱鹤龄同为苏州人士,交往甚密。清初两人一起参加“惊隐”诗社,炎武对朱氏的学术道路起了决定性影响;炎武北游后,两人至少三次书信往复,砥砺气节,切磋学术。两人的交往,对清初学术作出了重要贡献。     

论王士祯与汪琬的交往

王士祯和汪琬,一为山东人,一为江南苏州人,作为清初文坛上的两大名家,二人有着长达30多年的交往与友谊。通过梳理王士祯与汪琬二人的交往情况来说明他们二人的交往不仅对各自的诗文成就产生了重要的影响,而且有助于王士祯任扬州推官期间结交大量江南文士并得到他们的认同,和加深王士祯对江南的认识和了解并对王士祯形成欲隐居苏州的归隐情结有着促进作用。     

张履祥所受刘宗周思想影响及其师门补救之功

清初理学家张履祥是晚明大儒刘宗周的重要弟子,但是张履祥后期由王学转向朱学,成了清初尊朱辟王的先驱。师事于刘宗周对张履祥产生了重大的影响,不过二人的学术还是存在着重大的差异。这是因为不同的时世而选择了不同的道德践履理论,所以张履祥站在朱学的立场传承蕺山之学,对于师门有补救之功。     

“归奇顾怪”——归庄与顾炎武交游考

归庄和顾炎武同为昆山人,交往长达四十年,有“归奇顾怪”之称,又均是复社及“惊隐诗社”的成员。考察二人之间的交游,将有利于研究清初遗民文学的创作。     

屈大均、潘耒与石濂交往关系考论

屈大均是清初著名的明遗民之一,早年曾与岭南僧人石濂大汕交往密切。两人后来由于政治理念上的严重分歧及以往积怨的加剧遂反目成仇,分道扬镳。而清初大儒潘耒亦与屈大均为好友,其中年后矢志礼佛。1699年,潘耒忽作《救狂砭语》一书,向石濂发难。双方唇枪舌剑、各执一词。最后由于官府的介入,石濂被逮捕下狱致死。屈、潘二人彼此与石濂的交往关系由于相关史料的阙失而扑朔迷离,通过对一些原始资料的梳理分析,不仅能够使三者交往关系中的一些细节问题得到澄清,而且还可对学术界现有相关研究成果作出一定的补充与修正。     

好古敏求以友辅学——朱彝尊学术交游论

文章通过朱彝尊一生的学术交游活动,论及朱茂皖、曹溶、顾炎武、孙承泽、徐乾学、毛奇龄等人与朱彝尊的学术交流活动和交往过程,具体展现出朱彝尊的学术成长历程。朱彝尊正是在活跃的学术交流中,逐步激发兴趣,夯实功底,开阔视野,得以与一流学术大师的研究接轨,获得他们的认可;加之本人勤勉努力、孜孜以求,最终成长为清初学界大师级人物。     

顾张交往年代辨正二则

明末清初经师顾炎武与张尔岐的交往对二人学术发展有重要影响。在既有成果的基础上,文章考订了顾炎武、张尔岐交往中的两个重要年代,认为:(1)顾、张初识于康熙元年壬寅即1662年;(2)亭林《与友人论学书》很可能作于康熙七年即1668年初春,而张氏回信则在该年夏季之后。     

庄廷■修史考论

应廷主编《明史纪略》,是清初史学史上的一件大事.《明史纪略》因庄氏史案而扬名,也因此而湮没。庄氏修史的直接起因是续朱国祯未成之《史概》.此书是清初史坛第一部公开刊刻的明史著作,它的遗民立场,直接导致了文字狱的发生.庄氏史案后,清初个人修史风开始降温。     

陆世仪的思想定位——基于清初朱子学实践路径的考察

清初儒者对于朱子学有“尊朱”、“辟朱”、“述朱”三种不同态度,分别以陆陇其、颜元和陆世仪为代表。由于学术观念和价值立场的差异,陆陇其和颜元对陆世仪的评价存在着“褒中有贬”或“先扬后抑”的矛盾现象。从“以陆释陆”的内在视角出发,不难发现陆世仪具有学术态度之包容性、思想宗旨之圆融性、道德践履之笃实性的典型特征,可谓是当之无愧的清初朱子学第一人。     

略论钱玄同与周作人

钱玄同与周作人是 2 0世纪中国思想文化领域中的名人 ,在三十余年的交往中 ,他们在社会、政治、文化及私人情趣上保持了高度的契合。在国难之中 ,他们对于人生道路的选择大相径庭 ,但二人旧谊仍笃 ,直至钱氏生命的最后一刻 ,仍对周的人生走向提出警告与规劝。综观钱、周之交往历程 ,二人虽因学术趣味或政治立场的变化而略有波折 ,却善始善终 ,对此做一番考察 ,有助于了解近现代中国知识分子的心路历程     

黄宗羲戏曲观探微——兼论其学术观对戏曲观之影响

黄宗羲是清初著名思想家,同时他对中国古代戏曲理论也有一定的贡献。黄宗羲前期对戏曲持肯定态度,其戏曲观的核心是重本色当行、重情、重俗重真,是晚明戏曲观的延续;晚年则极力排斥戏曲。黄宗羲戏曲观前后的转变,与其前后期学术思想的转变有关。其学术思想的转变是由早年的明学转向后期的清学,其戏曲观的转变也与此相对应,由明人戏曲观向清人戏曲观转变。     

清初易堂文人群形成的文化因素考察

明清鼎革之际，先朝之遗民纷纷遁逸山野，更有志同道合者结为社团，易堂文人群即是其中的典范。易堂诸子有明确的结社意识，考其形成原因，既为时局所迫，构屋于地势险要之翠微峰巅，有“结社共保”之意，然诸如明人结社与讲习之风、诗酒风流与精研时艺之风以及前代遗民生活方式之标榜等历史文化因素在易堂文人群的形成中也起着重要的作用。明乎此，可更为深刻地理解清初遗民结社繁复的文化蕴含。     

清代李商隐研究热探因

李商隐及其诗文研究被宋元明三代冷落八百年之后,到清代出现了一个长达二百年研究的高峰期。究其原因有4个:清代整理总结传统文化的学术背景是其客观条件;清人诗学观念有了较大的变化,对惟情惟美的主情型诗人李商隐及诗文创作持比较宽容甚至赞赏的态度;李商隐诗文的独特艺术魅力、个性价值在全面研究中不断地被发现、被认识,又反过来激发后来学者深入探究的浓厚兴趣;跟清初学者对明代诗论家只宗盛唐、忽略中晚唐文人的做法不满有关。     

黄式三、黄以周交游与门弟子辑考

黄式三、黄以周父子，近代学术名家，清代浙东学派殿军。他们一生主要以著述与教学为职，故学术交游广泛，门弟子众多。通过对他们交游与门弟子作出较为详尽的辑考与梳理，大致展示了黄氏父子学术经历与网络、学术传承与谱系、学术思想与影响的基本事实，从而为观察近代以来学术嬗变与构建百年学术谱系提供个案示范。     

梁启超、侯外庐"近三百年中国学术史论"的比较研究

梁启超的《清代学术概论》、《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是专门研究明末清初至清末民初三百年间中国学说思想史的开拓性著作。侯外庐的《中国早期启蒙思想史》是“五四”以来有关近三百年中国思想学术史研究的批判总结。     

朱彝尊的明诗研究

朱彝尊的学术最典型地代表了清初学术带有总结意义的学术史趋向,其诗学也具有浓厚的学术史特征。近年的朱彝尊诗学研究多集中于他对唐宋诗的态度,本文试图在浙江诗学的史学传统中把握其明诗研究的特点,并在与钱谦益《列朝诗集》的对比中分析朱彝尊《明诗综》的文献价值和批评特色,认为朱彝尊的明诗批评扭转了明代以来以选诗树立门户、标榜趣味的习气,将诗歌总集的编纂建立在学术研究的基础上,成为清代诗学走向学术化的标志。     

学人社集与清初经学

学人社集是明清之际特定社会历史条件下形成的知识群体,以往的学者都视其为“党社”或者“文社”。本文从经学史的角度,通过对这一时期历史文献的爬疏,对学人社集的经学取向、经学活动和崇尚汉代经学理念等诸多方面的问题,进行了系统的考察和还原分析,力图从纷繁复杂的学人社集中剥离出传统经学在清初新的走向,从而探考清代经学兴起的历史动因。     

从驻藏大臣的设置看清朝前期对西藏的施政

清朝前期对西藏的统治大致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 :(一 )顺治、康熙时“政教分立”的间接管辖时期 ;(二 )康熙末年开始向西藏派遣官员至雍正五年正式设立驻藏大臣 ,由间接管辖过渡到直接管辖的时期 ;(三 )乾隆时“政教合一”的实行与各项管辖措施的进一步健全与完善     

清代“汉宋之争”的政治因素与学术态势

为了揭开汉学与宋学同为研经之学,却在清代出现“汉宋之争”的原因,对其进行了政治与学术2个方面的研究。分析认为：理学具有治世功能,而汉学具有守平功能,因此统治者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对两者有所偏重,遂出现了“汉宋之争”;“汉宋之争”的内容虽然主要是两者不同的研究方法以及不同的研究结果,但是汉学鼎盛是其“实证”方法之有效结果,随后又从“实”至“虚”,“汉宋之争”最终以理学的复兴为表象,直至汉宋合流,体现了晚清经学致用的学术发展目的。     

顾氏家学及其对顾炎武学术的影响

顾炎武是明清之际最重要的学者和思想家之一,他的学术成就上承宋明以来的实证传统,下启乾嘉时代汉学思潮,其学术体系是中国学术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环节。顾氏家族具有深厚的家学渊源,“文法吏”的知识特色是顾氏家学的主要特征。顾炎武学术内容与方法来源于家学影响。从顾炎武在明清之际的学术与政治活动来看,其思想倾向在于重建晚明以来受到冲击的专制统治秩序。明清之际的“经世”思潮并不仅仅是对一种学术方法、思想倾向的强调,它具有实际的学术内容与知识体系;明清之际士大夫对“经世”之学倡导,使得宋明以来“尊德性”的思想传统转向“道问学”的学术研究,这种研究对清代的社会政治稳定起了重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