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迁两个断限之重探

《史记·太史公自序》涉及两个断限,有人认为此分别为司马谈父子作史断限,言之凿凿。我们认为：司马迁父子并撰《史记》,而《自序》中的两个断限当为司马迁撰史过程中修改的结果,是其对现实反思及史学思想成熟的标志。     

司马迁“成一家之言”新论

司马迁的“成一家之言”，主要是就探求治道而言的，其核心内容是要“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在“天人”、“古今”两个方面建立起自己的政治思想体系。司马迁继承了孔子著《春秋》以道义的传统，通过撰史阐明自己的政治主张；他不满当时政治思想领域中的各种政治理论；并与历史上寻求治道者相区别，提出自已的卓越见解。     

《孙膑》

本文节选自司马迁的《史记·孙子吴起列传》。 司马迁(约公元前145年——?),字子长,夏阳(今陕西省韩城县)人,是我国古代著名的史学家和文学家。他的父亲司马谈汉武帝时任太史令。司马迁生长在这个家庭里,有机会阅读了许多古代文献,在二十岁以后又游历各地,考察并搜集了大量史料。其父死后继任太史令官职,三年后开始写《史记》。在《史记》草创未就时,他因汉将     

《史记索隐》注“太史令”有问题

司马迁是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史学家,但令后世学者遗憾的是,其生卒年始终不能确定,千百年来争讼不已.本文从新的角度并运用新出土的汉简等资料进行综合考证,确认司马迁生于汉景帝中五年(前145).《博物志》“太史令”条写的是汉武帝三年除司马谈为太史令之事,司马贞《索隐》引《博物志》注处有误.由此推知司马谈的生卒年(前165一前110),也可旁证《正义》太初元年“近年四十二岁”之注本来无误.     

“太史公”新论

本文用文艺理论中关于典型论的基本原理,剖析传记文学名著《史记》中的太史公。一反“太史公”或是司马迁,或是司马谈,或是书名,或是官名的说法。认为《史记》里的“太史公”是司马迁精心剪裁、集中提炼加工而成的一个“扶俶倜傥,不令己失时”的伟大史官的典型形象。他忠于职守,修史著述,继承了历代中国史官的优秀品质,秉笔直书,惩恶劝善又不失儿女情肠,他是《史记》中众多光辉的人物形象之一。     

司马迁生平及其在历史学上的伟大贡献

一、司马迁的时代背景太史公曰:「先人有言:『自周公卒五百岁而有孔子,孔子卒后至于今五百岁,有能绍明世,正易传,继春秋,本诗、书、礼、乐之际,意在斯乎,意在斯乎』小子何敢让焉!」这便是司马迁在二千多年前表示了他企图依照他父亲司马谈的志愿继承孔子「春秋」的精神而重新撰述一部历史记录所下的一个伟大的决心。但自孔子到司马迁作史时代三百七十五年中,中国整个时代,起到了剧烈的变化,因为秦的统一中国,就从「诸侯割据称雄的封建国家」建立了「专制主义     

一部具有开创意义的史料学专著——读庞天佑教授的《中国古代文学作品的史料价值研究》

以文学作品材料作为史料，这是历代史家治史的传统。无论是诗歌、散文，还是戏曲、小说，古代各种类型的文学作品都可作为研究相关时代历史的史料。从西汉司马迁撰《史记》，大量引述《诗经》等文学作品为史料，到近代史家以文学作品为史料者，灿若星辰，举不胜举。近代郭沫若、陈寅恪等史家以文学作品与其他史料互证研究历史，突破了传统史学方法的局限，扩大了史料搜集的范围，     

《史记》传述邹衍书法新论——兼谈司马迁“究天人之际”的学术立场

《史记·孟子荀卿列传》含括了邹衍传记，明清《史记》评点家已注意到了该篇在文章学上的特点。结合《史记》全书可知，这是由于司马迁对邹衍的态度复杂，因此传述时采用了独特书法。太史公将邹衍学说细化为三个方面，分别是五德终始术、历术以及二术之宗旨。《史记》多处暗示二术关系密切，历法可以辅助判断王朝的德运归属，然而却对二者异篇论之，且文字迂曲，内含矛盾。其原因有二：第一，司马迁身为西汉太史令，熟习天官星历之家学，并曾深度参与西汉受命改制活动，故而评判邹衍学说有其独特视角；第二，这是《史记》辨章诸子学术所惯用书例，承续了其父司马谈《论六家要指》的论学旨趣。考察司马迁论著邹衍的书法，得以一窥《史记》“究天人之际”的学术背景与立场。     

司马迁“南游”年岁和有关问题考辨

司马迁“南游”原因有三：一是出自司马迁的自觉自愿，二是由于父隶司马谈之举荐，三是由于汉武帝的恩许。司马迁南游时，年已三十，时在元鼎元年，即公元前116年。南游路绳中的“楚”，实指秦末农民大起义中陈涉所建的“大楚”，包括有大泽乡和都城陈(今河南淮阳)一带地区。南游大约用了三年到四年时间，即汉武帝时，元鼎元年到三年(前116—114年)。     

略论《太平天国地理志》的地名学成就

一最近读到广西人民出版社新近出版的《太平天国史丛书》之一——华强著《太平天国地理志》,受益良多,深感该书对太平天国史的研究有补缺之功。昔司马迁作《史记》,有河渠书,班固撰《汉书》,有地理志。嗣后历朝正史,多具地理篇,其或缺载,后世学者往往为之补苴。     

从司马迁写当代史看他的政治观

本文集中讨论两个方面的问题。一、司马迁对汉政权现存制度的态度问题;二、司马迁对汉武帝的评价问题。下面分三个层次来论述。一、以史为镜,详述当代史事竭尽全力述史的司马迁,没有象贾谊,晁错那样留下专题政论文,但司马迁对现实政治的热情和研究比贾晁更系统、更全面、更具有理论性。《高祖功臣侯者年表序》云:“居今之世,志古之道,所以自镜也,未必尽同。帝王者各殊礼而异务,要以成功为统纪,岂可绲乎?观所以得尊宠及所以废辱,亦当世得失之林也,何必旧闻?”这段话鲜明地表现了司马     

司马迁、李贽比较

司马迁、李贽生活的年代虽相距遥远,但思想上却颇多相似相通之处。李贽继承并发挥了司马迁的"发愤著书"说,且他们本人的著述活动恰是对此理论的最好诠释。两人撰史的动机、意图一致,对历史的一些看法趋近一致,故李贽对某些史家责难司马迁的言辞不以为然,并为之申辩。但由于各自所持的经济主张不同,在对汉武帝的经济政策及制订者的评价上,两者观点迥异。他们的思想中承续着民本思想,体现着对主体的重视、关怀,具有思想启蒙的作用。     

史学与学术刍议——张岂之先生主编《中国近代史学学术史》读后

史学与学术刍议——张岂之先生主编《中国近代史学学术史》读后张越（北京师范大学史学研究员）一、史学史与学术史本书首先提出了一个十分新颖的概念范畴：史学学术史。我国学者一直注重对学术史的研究和撰述，从司马谈的《论六家要旨》到刘向、歆父子的《别录》、《七略...     

启功为纪念顾随忌辰撰题联语

文苑仰宗师众失拱辰三十载 书坛标重望脉延典午两千秋注: “典午”隐指“司马”,晋帝姓司马,因以典午为晋朝代称。此处借指晋代书法艺术之高峰。启功为纪念顾随忌辰撰题联语     

司马迁生年探源

关于司马迁的生年,经过历代学者的考证、争论、筛汰,形成了两种流行的意见。 其一是根据司马迁《史记·太史公自序》“迁为太史令”句下唐·司马贞《史记索隐》注引《博物志》:“太史令茂陵显武里大夫司马(迁),年二十八,三年六月乙卯除,六百石也。”按照这条注释所示元封三年(公元前一○八年)上推二十八年即汉武帝建元六年(前一三五)乃司马迁的生年。 其二是根据司马迁《史记·太史公自序》“五年而当太初元年”句下唐·张守节《史记正义》注“迁年四十二岁”。按照这条注释,从武帝太初元年(前一○四)上推四十二年即汉景帝中     

老子哲学思想新探

老子,相传是春秋末期的老聃,其姓名和生卒年已难详考.较早记载关于老子事迹的,是司马迁的《史记》一书.但《史记》的记载过于简单,甚至模糊不清.西汉时期,“黄老之学”曾经盛行,有关老子的种种神话传说,已经在社会上广泛流行着.人们对老子的认识也有所不同,象司马谈、司马迁父子,崇尚道家,其对老子的认识,便接近韩非;象汉武帝,在信方士、学神仙的时候,也讲老子,而他心目中的老子,却是那些燕齐海上“惯于阿谀苟合之徒”所塑造出来的形象.这当然与司马迁的认识不一致.但是司马迁客观地罗列了这些传说,他在《史记·老子韩非列传》中一共举出了三个老子:一个是和孔丘同时的老聃,一个是老莱子,一个是周太史儋.     

司马迁的“究天人之际”初探

司马迁的《史记》之所以成为我国史学史上的一部不朽的名著,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他有着一个明确的写史指导思想,不能不说是重要原因之一。《报任安书》是这部名著行将告成时司马迁写给朋友的一封长信,里面概括了自己写史的指导思想:“亦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对此,史学界曾经进行过多方面的探讨,然见智见仁,意见颇多分歧。本文仅就“究天人之际”的问题谈一点粗浅意见,以求教于专家学者。     

超越死亡：司马迁的著史心态

本文从司马迁对死亡问题的思索中，探讨他坚定著史的信念和著史的心态。作者认为，从某种意义上说，人生本身就是人超越死亡的战场。在这个战场上，人们通过各种形式的拼搏，与命运对抗，以获得永存的、不朽的人生价值，从而也就取得了对死亡予以否认的胜利。司马迁的人生历程及著史心态正是如此。     

论戴名世与司马迁

论戴名世与司马迁俞樟华司马迁和戴名世都是颇有成就的文史学家，把他们两个放在一起进行比较评论，这在清代就已开始。江灏称戴名世“才匹龙门”［１］方正玉说戴名世“具盲左腐迁之识”［２］戴钧衡则盛誉戴名世之文，“其气之逸韵之远，则直入司马子长之室而得其神。”...     

司马迁调整《史记》断限之原因

《史记》"述于陶唐,至于麟止"是司马谈所订定的断限。司马谈将《史记》起于陶唐,一是司马氏的先祖在陶唐时期显扬于世的缘故,二是基于"考信于六艺"的原则;司马谈将《史记》讫于麟止,是因为《史记》自比《春秋》,是接续《春秋》而作,孔子辍笔于麟止,因而仿效讫于麟止。从"自传"和"记载历史"的视角来看,司马迁将上限移至黄帝的原因,一是黄帝是司马氏的始祖,二是各民族都是黄帝的后代子孙。这是从个人家族的血缘关系扩大到民族之间的血缘关系。《史记》的下限经过司马迁三次更动:第一次下修至太初,第二次下修至天汉,第三次下修至武帝末年。其原因皆是涉及重大历史事件必须加以记载,而且这些事与司马迁个人有密不可分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