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蒋光慈模式对文学创作的影响

现代文学中“革命＋恋爱”模式（即蒋光慈模式）并没有因为评论界的诟病而销声匿迹,相反在不同的革命语境中,革命与恋爱被不断重复和修改,这种对革命和情爱不同比例的处理隐喻了政治意识形态下焦虑心理寻求释放的渴盼。在20世纪文学创作中,蒋光慈模式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试析封建科举对文学创作的影响

本文从封建科举的影响角度 ,分析了唐诗繁荣、北宋古文运动兴起与元代戏曲小说兴盛的原因     

论当前大众文化对文学创作的影响

在市场化语境下,大众文化成为文化主流,"读者意识"成为文学创作的一种导向,市场化下的文学创作朝着通俗化、日常化、多样化、个人化的方向发展.由于文学还有提升人们精神境界的重要使命,面对压力和挑战,文学应该作出正确的选择.     

论工伤事故保险职业对卡夫卡文学创作的影响

卡夫卡创作的一个重要主题是＂法的问题＂,这和他工伤事故保险公司的职业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他将日常工作中的风险和保险话题引入到文学创作当中,其小说《美国》探索了美国这块新大陆上的风险管理,《审判》中莫名其妙的被捕事件隐含着过错司法、个人权利与公共权利的融合等法律与规范问题。《城堡》中城堡当局就像现代社会中的保险,得到它的任命就等于进入了保险;同时,脱离群体就会被排除在社会安全和经济保障之外,这正是卡夫卡工作中力主扩大保险范围的体现。     

出仕清廷对朱彝尊文学创作的影响

朱彝尊是清初文坛一流大家,作为诗人他与王士禛并称"南朱北王",作为词人他是浙西词派宗主。出仕清廷是朱彝尊一生中最重要的政治选择,同时也是他文学创作中重要的转折点。出仕清廷对朱彝尊的诗、词创作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出仕后,朱彝尊的诗歌风格发生巨大转变,与此同时,以朱彝尊为代表的浙西词派逐步形成。     

论家族文化对老舍个性气质与文学创作的影响

以农耕文明著称的中华民族历来勤劳务实,注重家族人伦、以家为本,家族文化在中国社会发展进程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它对中国历代文人的创作产生了重要的影响。老舍作为文学大师深受家族文化的熏陶,传统的家族文化因素在他的身上得到了充分的体现,家族文化促成了他独特个性气质的形成,对他的文学创作产生了极大的影响,也增强了他文学作品的文化底蕴。     

谈地缘环境对海明威、川端康成文学创作的影响

地缘环境在文学创作上会产生巨大的影响及不可抗力。美国海洋文化的包容性和广阔性体现在海明威小说上是结构的开放性,主题多表现为勇敢地面对死亡;受东北亚文化影响,川端康成的作品情节波澜不惊,没有激烈的矛盾冲突,突出纯粹唯美风格,其人物性格和故事总在慢条斯理的叙述中自然呈现。     

白居易诗歌的影响与接受

白居易对文人诗歌创作的影响,是接受史研究中的一个重要方面。对白居易的接受付诸于诗歌创作之中,是一种最为创造性和艺术性的接受方式。白诗中的艺术形象、思想情趣,白乐天本人的性情风仪,甚至与他相关的事件人物,都可以成为中唐以来至明清诗歌创作的题材和艺术上的模仿对象,这就是白居易对于文人诗歌创作的影响。白居易对于文人诗歌创作的影响方式大致可以分为三个方面：一是以诗歌的形式对其诗作进行评论,二是在创作过程中对其艺术创作技法的学习,三是对其诗歌理论和思想精髓的继承,并融会于诗歌创作之中。     

生命体验对文学创作的影响

生命体验与文学创作之间存在着密切的关系,它对文学创作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可是在文艺理论界及许多相关论文和著作中对生命体验的概念的界定存在模糊不清的现象,人们常将生命体验与生活经验混为一谈。由于概念的混淆,使得对生命体验的特征及其在文学创作中的特殊作用的研究产生了混乱。本文试图通过对生命体验概念的明确阐释、具体分类,以及生命体验对文学创作的影响进行详细论述,旨在引导文学创作主体准确把握生命体验这一独特的文学创作建构过程,指导文学创作,也有利于引起学术界对生命体验现象研究的重视。     

关于文学创作与自然的思考

时代文学与自然日益疏远,依据文学心理学和文学接受等原理,在文学创作中刻意强化自然意识,并借用现代传媒的诸多优势,在“文学参与自然”的行动中,唤起人类精神性自然的意识,恢复文学与自然的亲密关系,逐步把生态意识纳入社会的基础知识体系,最终使文学或文学创作在拯救物质性自然,缓解生态危机中起到明显的作用。     

跨文化文学接受下的国民性——论老舍作品的国民性批判

老舍的小说始终以批判国民性为主题.他以一种幽默的笔调,对北平市民社会做深入挖掘,来探索改造国民性问题.而且他往往站在跨文化的高度,从中西文化,东、西方民族对比的宏观视角来揭露民族的国民性弱点,他的这种跨文化文学接受下的视野就显得更加开阔.     

巴特文论在中国的接受研究

作为20世纪法国最著名的思想家之一,罗兰.巴特在上世纪80年代初通过译介始为中国知识界知晓。其思想在中国的传播至今已历20余年。中国知识界最为熟悉的是他在广义理解的文论方面提出的某些真知灼见。面对巴特文论在中文语境下的引用率居高不下这一现象,实有必要关注巴特著作汉译过程中某些具有“误导”作用的译介环节和中国学者研究与运用巴特文论过程中某些特殊的接受现象,以正视其文论在中国本土化过程中具有的特点与存在的问题。     

从“史笔”到“文笔”

墓碑文是中国古代文人重要的应用类文体之一,自两汉以来不断发展,其稳定而长久的创作实践蕴藏了重要的文学价值,尤其是发展的前期,是厘清其文学化进程的重要阶段。两汉时期,碑在物质意义的基础上确立了文体意义,并在史传的文体渗透下确立了前传后铭的体制结构,呈现出明显的史笔倾向。自建安末曹操禁碑政策重新确立墓碑刊立的官方权威后,碑文渐渐失去了两汉时期的补史功能,门阀制度下的社会文化也迫使墓碑文放弃了实录属性,转向对形式美的追求,并逐渐形成了“文”的自觉。墓碑文于两晋南北朝时期呈现出独立的篇章布局、工整的程式结构与骈俪的语言特征,这一转型揭示了碑文从两汉“史笔”到南北朝“文笔”的文学化进程。     

文学接受视角下的词意画研究——以《诗余画谱》为例

作为晚明徽派版画的代表作,《诗余画谱》集词、画、书于一体,是一部不可多得的词意画集。同时从文学接受的角度来看,《诗余画谱》所选词作在词人、题材和风格上都表现出与当时宋词选集不尽相同的选择标准和审美旨趣,体现了刊印者从绘画角度对宋词的独特接受方式,同时也折射出晚明以新安文化为代表的徽派文化的深刻影响。《诗余画谱》不仅是“诗画一律”艺术思想的又一现实蓝本,而且也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研究宋词接受的新维度。     

文学翻译的创造性叛逆与读者接受

文学翻译是译者在理解、解释原文基础上的创造性叛逆与读者对译文创造性叛逆的理解和反应的过程。文学翻译活动中的创造性叛逆的程度与可接受性必须以如下标准为依据:符合知识的客观性,符合理解的合理性、解释的普遍有效性,符合原文文本的定向性。     

跨文化文学接受影响下的“大变形”原则——浅谈狄更斯对老舍小说人物形象塑造的影响

跨文化文学接受是影响文学创作活动的重要因素之一。老舍小说创作起源于西方文学作品的阅读。他的小说创作深受与他秉性、家境、社会阶层较为接近的狄更斯的影响。在人物形象塑造上使用的艺术手法与狄更斯极为接近。如从外表进行喜剧性的刻画，夸张的笔触、奇特的比喻和戏谑夸张的语言的运用等等。     

实用写作与文学创作差异性简论

实用写作与文学创作都是利用文字来记录思维活动、创造精神产品的过程 ,虽有许多共性 ,但从根本上说 ,这是两种不同的写作系统 ,它们都具有相对独立性 ,有着各自的规律及要求。本文从主体、客体、载体、受体四个方面对二者的差异性作了系统阐述 ,以便能更好地掌握它们的规律 ,真正驾驭它们 ,使其发挥应有的社会效应     

"左翼"文学精神与底层写作

"左翼"文学是绵延在当代文学发展历程中最基本、最有价值的文学精神.随着学术实践的逐步积累以及学术视野的不断拓展,"左翼"文学运动不仅呈现出一种全新的、更为复杂的时代、文化背景,而且"左翼"文学中一种不容忽视的精神价值传统在新世纪以来的众多的文学作品中得到了再现和延续,并以其"异类"的声音,对现实的关注和犀利的批判,对底层民众的生存和生活的深切同情和奔走疾呼等等,提醒研究者来注意它的独特价值和意义.     

"心动"与"摹仿"--中西文论的一个比较

“心动”说与“摹仿”说是中西古代文学创作论的最为重要的学说,它们对中西文论和文学都产生了深远影响。由于这两种学说立足于不同的文学和文化土壤,因而其所倡导的文学观念和价值标准便是根本对立的;但作为文学创作论,它们也包含某种同一性。它们的对立延续于现代文论,便体现为表现论与再现论、浪漫主义与现实主义的冲突;而它们的同一则体现为对创作过程中主客体相互制约与相互作用的强调。所以可以肯定,随着人类文学实践和审美情趣的日益丰富多样,这两种学说必将在新的文学经验中得以不断整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