宪法的本质与宪法规范的价值定位

从本质上讲,宪法体现的是一种控制权力的理念,但控制权力并不是宪法的根本目的,其根本目的是为了更好的保障公民权利.宪法规范必须以控制权力和保障权利为宗旨,合理安排好国家权力与公民权利、公民权利与公民义务和国家权力与国家权力之间的价值关系,最终通过对宪法规范的价值定位,来实现我国宪法的价值转变.     

本原与异化——马克思恩格斯论资本主义公民权利与国家权力

马克思恩格斯国家与社会关系的理论是理解公民权利与国家权力关系的理论基础。利益是公民权利与国家权力共同根源,二者之间经过分离、独立、异化,在未来社会走向融合。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如何处理公民权利与国家权力的关系问题仍然是当前政治发展的主题与任务,马克思恩格斯对于公民权利与国家权力关系的论述,对认识与处理政治文明建设中公民权利与国家权力关系中存在的问题有着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     

简论我国公民权利监督国家权力的法律完善

公民权利监督国家权力,是国家权力来源及其行使正当的根本保障.确立正当法律程序原则,丰富公民权利体系内容,完善公民权利救济制度,保障公民权利广泛、有效监督国家权力是国外通行做法,并成为各国宪政体制的重要内容.借鉴国外经验,分析研究我国公民权利监督国家权力的现状与问题,丰富公民权利体系内容,完善公民权利救济制度,对我国宪法的发展乃至宪政建设都十分重要.     

论公民权利与国家权力的理性平衡

公民权利与国家权力是宪政制度中的一对基本范畴,正确认识和处理二者之间的关系并使之达到理性平衡,是关涉国家权力规范运行和公民权利切实保障的重大现实问题.尤其是对进一步推进我国民主和法治建设,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在权力与权利之间:现代国家建构的历史逻辑

在由现代性所主导的社会历史框架中,解放性政治构成了现代国家建构的逻辑起点.这使得现代国家建构活动自其诞生伊始,就处在以国家一自由为轴心的叙事模式之中.在这个叙事模式之下,国家权力与公民权利之间的张力,成为现代国家建构活动的主导性逻辑--那就是在增强国家的基础性权力以推动人的解放和保障自由的同时,建构起公民权利的"坚硬外壳",以防止国家的专断性权力对自由的僭越.     

试论警察权力与公民权利

权力与权利 ,警察权力与公民权利 ,是警察法学中非常重要的问题。权力是指在政治、管理等多方面起控制、支配作用的强制性力量 ,权利是要求他人作为或不作为的一种资格 ,权力与权利相互依存、相互渗透 ,又相互对立、相互制衡 ;警察权力是警察机关及其人民警察在国家法律规定的职权范围内依法可以行使的权威性行为 ,是一种特殊的国家权力 ,包括许多若干具体权力 ,行使警察权力必须做到合法、准确、及时、适度 ;公民权利是国家宪法和法律确定、赋予并加以保护、支持和鼓励的各种法律关系主体所享有的一种安全、自由和物质好处的权能和利益。公民权利的保护程度体现着一个国家的文明程度和法治水平 ,公民应享有充分的权利。     

国家权力义务性问题的宪法学思考

近代法治理论建立在对国家权力高度不信任的基础上。宪法正是为在权力与权利之间进行恰当的划界,有效地防止国家权力对公民权利的侵害而产生、存在与发展的。随着我国建设法治国家理念的入宪,国家权力(尤其行政权)的义务性日益凸显成为保障公民权利、完善民主制度的适当手段和必要方法,义务性也随之成为国家权力本质属性之所在。     

论我国宪法学体系的创新

我国现行宪法学体系较为陈旧 ,不适应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需要。以公民权利与国家权力相互关系的原理作为宪法学体系的主线 ,将宪法学的内容分为总论、国家论、公民论和典型案例分析四部分 ,以规范国家权力并保障公民权利作为各论的指导思想 ,是宪法学体系创新的重要思路     

治安行政强制措施与公民权利

公民权利是治安行政强制措施的权力来源,保障公民权利应是治安行政强制措施的最高价值准则,它必须为了公民权利而设置和行使。两者之间密不可分,是一种对立统一的关系。实践中权力与权利关系的明显错位,与我国建设法治社会、和谐社会的目标背道而驰。因此二者的相对平衡是现代法治国家的追求。     

"议行合一"与"三权分立"再认识

巴黎公社的原则不是"议行合一",而是"真正民主"的原则和"必须有效地制约和监督公共权力"的原则.社会主义国家同资本主义国家在政治制度上的本质区别,在于它们所体现的阶级统治的内容和实质的不同,而不是在政权组织形式上是否实行"议行合一"."三权分立"作为以美国为代表的资本主义国家政体的具体形式不能照搬,但在"三权分立"这种形式中所体现的制约权力原则及其民主法治精神,应当属于人类政治文明的有益成果.构建"结构合理、配置科学、程序严密、制约有效"的权力运行机制,应当遵循"必须有效地制约和监督公共权力"的马克思主义原则,体现民主法治精神.     

地方政府考核:双重委托人失效及其政策含义

用公共选择理论、委托代理理论和信息经济学的相关理论重新解释地方政府考核失效,基本结论是公共选择制度失效使地方公众丧失了地方政府委托人的身份和考核地方政府的发言权,中央政府不得不成为地方政府的整体委托人,高昂的信息成本却阻碍中央政府成为有效率的、甚至胜任的委托人,这是地方政府考核失效的根源。地方政府控制权过度膨胀和不断扩张导致地方政府本位利益最大化过程中的机会主义难以被有效遏制,产权约束对地方政府而言在很大程度上处于失效状态,以中央政府为委托人的地方政府考核失效被进一步放大。地方政府考核失效集中反映出我国政治经济体制基本面上的深层次问题,地方政府考核是否改进,也是下一步体制改革在关键领域能否有所突破的试金石。     

论责任政府的回应性

回应性是责任政府的一项重要属性。责任政府作为一种理想的政府模式,表现为对公民与社会的需求能迅速且有效地回应,具有良好的公共需求导向的公共服务能力。政府的责任性、回应性与服务性是密切联系的,回应性是政府责任的传导机制,政府通过有效的回应,履行责任,实现公共服务的终极目标。政府如果没有有效的回应性与敏捷的回应机制,政府的责任性无法真正转化为有效的公共服务,也就无法真正实现责任政府的服务性。我国政府回应性的缺失是普遍存在的,这不仅与我国政治民主化程度不高有关,也与政府管理不善有着密切的关系。随着民众权利意识、监督意识、民主参与意识的不断增强,我国民众对民主的发展要求越来越迫切,要求政治参与和提高政府回应的呼声不断高涨,因而逐步转变传统的政府行政管理模式,建立长期有效的政府回应机制,进而不断提升政府回应性成为当前政府改革的一项重要内容。     

论国有银行制度变迁中政府效用函数的动态优化

国有银行产权的特殊性决定了政府收益最大化是其制度变迁中的最主要制约因素,政府追求的目标函数具有动态优化的特征,最大化的实现取决于租金收益与税收收益的最优组合.由于中央政府追求目标的多元化、地方政府利益以及政治银行家的个人效用等原因,国有银行制度变迁具有滞后性的特征.国有银行自身效用最大化的实现最终取决于政府与政治银行家的利益达成一致,以及外部环境的建设.     

转型期中国政府经济职能内在机理缺陷及矫正对策

目前,在由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全面转型期,就政府经济职能而言,还未能完全适应现代市场经济的要求,突出表现为政府经济职能的越位、缺位与错位。究其根源,在于政府经济职能存在着内在机理上的缺陷。对此的矫正,有必要以马克思国家经济职能学说为指导,充分发挥市场对资源配置的基础性作用,防止“市场失灵”,同时还要避免“政府失效”,最终实现政府的“有形之手”与市场的“无形之手”最佳结合。     

农民社会保障权益缺失问题研究

农民社会保障权益缺失已是不争的事实。农民社会保障权益的缺失主要表现为农民社会保障实施主体责任未明确、客体多数未覆盖、内容多数未享有、手段操作未完善、目的实现不理想等,其根源在于社会认知不足、社会经济发展滞后、政府职责履行不够等。针对这些原因,我们应采取相应的农民社会保障权益保护对策。     

试评我国公共卫生管理的相关政策

文章评析了《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条例》的主要内容具有的理论与实践意义;结合社会突发公共卫生具体事件,揭示出我国当前公共卫生管理中存在的问题及根本原因,是主体责任的缺失;在理论上,从生命与人权的高度赞颂了党和政府对人民生命健康的关怀及社会的文明进步。     

经济自由及其代价与限度

经济自由的增长是经济发展的必要前提,而经济发展的最终目标在于拓展人们的自由。这里的自由分别指形式自由和实质自由。实质自由的有效增长依赖于人们拥有平等的形式自由,形式自由则依赖于政府对个体权利的保护。但政府有可能为了扩张自己的权利破坏形式自由的平等性,最终损害人们的实质自由。因而探求自由的价值、代价与限度的过程,也是寻找政府行为守则的过程。     

刍议政府管理视野下的医药卫生服务改革

在新一轮的医药卫生服务体制改革中,政府干预医药卫生服务可以弥补公共卫生服务的市场失灵,为公众提供公共产品和准公共产品,保证人民享有平等的健康权,维护医药卫生服务的公平性。政府作为公众利益的代表和社会管理者,在医药卫生服务体制改革中,负有重要的职责,具体包括制定医药卫生服务事业改革政策和思路,切实履行管制监督职能,保障财政对医疗卫生经费的投入,统筹协调医药卫生服务资源在全社会的公平分配等。     

公民政治、公民文化与西方代议制政府

公民政治是规范公民与国家的权利和义务关系的一种政治形式。公民文化是公民对政治体系和政治行为等政治现象的认同意识和价值判断。西方的公民政治和公民文化有着自已独特的价值取向。两者的互动对西方代议制政府的存在与发展具有重要影响。研究这个问题,对于我们更加深刻地认识西方国家政治与政治制度的本质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对于发展中国家更好地维护社会稳定和政治稳定具有重要的实践启示价值。     

契约宪政与社会和谐

契约宪政是近现代社会的根本政治法律制度,是限制政府权力,确保民主政治,充分保障人权和人民主权的基本制度安排。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这一伟大事业中,宪政之治作为公民与政府之间的宪政契约,成为确立公民与政府之间和谐关系的总契约,同时也成为构建整个社会和谐秩序的最为根本的契约制度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