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礼乐”文化与“诗言志”

儒家的诗学方向,基本上是围绕"礼--乐"社会存在本体论的方向而展开的.探讨儒家以"礼--乐"为核心的文化是使"诗言志"成为中国诗学传统的主流根本原因所在,并由此而揭示先秦儒学思想的根本精神对于中国诗学源头--"诗言志"研究的意义.     

孔子仁学与“《诗》可以群”

"《诗》可以群"源于礼乐合群的历史实践。孔子以"仁"为本体,对以"礼"为核心的群体关系进行提升和超越,将外在的规范和秩序内化。又以"仁"为内核对《诗》进行意义的建构,将"思无邪"作为《诗》的本体。《诗》所承载的观念、价值形态转化为本然无邪的情感,在感性的审美交流中实现道德的提升,将人们纳入一定的社会和政治体系之中,具有社会整合和政治统御的功能,这就是孔子"《诗》可以群"的本质。同时,"《诗》可以群"将《诗》作为文化价值权威进行言说,是孔子理论建构的创造性方式,成为后世儒家学说发展的经典路径。     

儒家“义—利”价值结构与西方“财富”价值结构比较研究

通过中国儒家和西方经济价值结构的比较研究,发现儒家以"义—利"为价值结构模型,西方以"财富"为价值结构模型。儒家价值结构的基本特征是"义体利用",表现方式是:强国的道义在于顺天时、尽地利、忠人和;安国的道义在于民朴民富;治国的道义在于蓄储俭用。西方价值结构的基本特征是"利体义用",表现方式是:鼓励获取财富、财富规则和财富责任。儒家"义—利"价值结构与西方"财富"价值结构是两种不同的价值评判话语体系,在中国现代"义利共体"的价值结构建构中,儒家价值结构提供着人文精神基础,西方价值结构提供着物质文明建设可资借鉴的经验。     

“超越性”还是“非超越性”——安乐哲儒学天道观论析

针对现代新儒家肯定儒家天道之"超越性"的观点,安乐哲主张儒学天道观以"非超越性"为基本特征。在他看来,儒家"非超越性"的天道观肯定世界的多元性,认为天道是过程性的、开放的、和谐的"共同创造性"。这种主张揭示了儒学基本精神的另一个重要向度,拓展了儒学传统现代诠释的理论空间。     

周公的“德治”政治伦理思想及其意义

周公旦的"德治"政治伦理思想,由"以德配天"、"敬德保民"、"明德慎罚"和"制礼作乐"思想组成,它是儒家"德治"政治伦理思想的思想理论基石。以孔子、孟子和荀子为代表的先秦儒家丰富和发展了周公的"德治"政治伦理思想,基本形成了儒家"德治"政治伦理思想体系。周公与儒家的"德治"政治伦理思想,对于当代中国实施法治与德治相结合的治国方略,有着重要的启示。     

诗教与诗国

:“诗教”代表着中国儒家最基本的诗歌观念 ,就像全部儒家学说深刻地影响着整个传统文化一样 ,以“诗教”为中心的儒家诗学观念影响着中国古代诗歌的发展 ,造成了中国古代社会极其深厚且极具民族文化个性的诗歌传统。     

儒家“敬畏”观之创生

以敬畏之心克制人性弱点,以道德智慧抑制"丛林法则"的极端发轫,是人类必须承担的伦理责任,亦是儒家敬畏观氤氲着的深刻的社会文化内涵。儒家敬畏观由孔子"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的"三畏"观开其端倪。儒家敬畏观之创生有其深厚的心理基础和道德根基:"万物有灵"的启示、"天人合德"的训戒、"允执厥中"的忠告、"系于苞桑"的忧患。儒家敬畏观为构建中国古代"天下有道"社会提供了思想文化资源,对后世社会亦影响深远。     

“魂魄”“鬼神”与早期儒家祭礼诠释的内在向度

早期儒家基于功能视角对祭祀之道德和社会功能的强调,回答了祭祀"为何必要"的问题,同时,也继承周人祭祀的理性精神,并以魂魄观念和魂气说理解鬼神,回答了祭祀"何以可能"的问题。不同于墨子"明鬼"和民间鬼神信仰强调鬼神的实体与威灵,早期儒家对殷周祖灵观念做了进一步理性化、人文化、非实体化和去威灵化的转化,墨子对其"以鬼为不神"的批评,恰好揭示了儒家祖灵观念的特征。秉持"死而不绝"的生命观和魂魄观,早期儒家认为,祭祖礼仪中鬼神的实质是祖先之魂魄,死后被尊为鬼神,只要必诚必敬地斋戒以祭,基于"气"之感应原理,子子孙孙便可与列祖列宗感通于祭场这一神圣空间中。在祭祀态度与目的上,孔子及其儒家由强调祈福转向强调报本,由强调所信转向强调能信,强调"外则尽物,内则尽志"的祭祀主体本身的努力。在早期儒家的思想世界中,虽然"事人"优先于"事鬼",但"鬼神得其飨"始终是儒家社会治理蓝图和信仰世界的主题之一。无鬼神的儒家是不完整的,他们所追求的是"敬鬼神"与"远鬼神"的平衡。     

"《诗》以正言":汉代诗学的精神旨归

汉代的政治是儒家的政治,汉代的文化是儒家的文化,汉代的思想是儒家的思想,因此,汉代的诗学注定带有儒家士人政治的乌托邦理想、大汉天声的精神气质、文质彬彬的君子精神,所以,继承周秦的文化传统,展现大汉的文学风采,成为汉代博士文人热情拥抱的精神使命:"<诗>为天下法"、"称<诗>以谏"、"赋以讽谕"等等之诗学阐释,必然使汉代文学带有实用主义特点.     

政治哲学视域下对《礼记》“德本财末”思想的解读

《礼记》中涉及儒家的"德本财末"思想,因其特有的政治关怀而存在一种隐性的设定:将这种关系定位于圣人或君主,这就为构建儒家政治哲学提供了可能。为此,以考辨"德"与"财"的关系为逻辑起点,通过对传统儒家义利之辨思维模式下"德本财末"思想的解读,尝试将这种思想与儒家政治哲学发生关联,意欲探究儒家构建"天下为公"的政治哲学何以可能。     

韩婴孟学思想探析——再论《韩诗外传》与孟荀的关系问题

西汉韩婴之《韩诗外传》杂采先秦之经子传说以说《诗》,其中援引最多的当数《荀子》,以致前人多认为《韩诗》为“《荀卿子》之别子”。实则就《韩诗外传》一书来看,韩婴固然在诸多方面受荀子影响,但也吸收了孟子的很多观点,表现出一定的尊孟意识,韩婴在人性论、法先圣等问题上都体现了其兼综孟荀的倾向。在权变观、并田制等观点上则与孟子思想一脉相承。《外传》袭取《荀子》“非十二子”之论而删非思孟之文;引《荀子·儒效篇》而删去“法后王”一段均是出于其尊孟意识,亦是其自身思想倾向之合理要求一     

诗性人格与桂馥《后四声猿》杂剧

桂馥是清代乾嘉时期一位博学多才且建树颇丰的学者型文人,其晚年创作的杂剧《后四声猿》取法明代徐渭《四声猿》,演绎白居易、李贺、苏轼、陆游的生活故事,细腻表达了自己天涯沦落之际内心世界的愤懑、感伤与无奈;诗意生存与人生追求、文学创作与经学研究于桂馥生命过程中的消长、互动,让《后四声猿》突破了乾嘉学术观念及其操作实践之于作家个性的某种拘束,彰显了他作为诗人的情怀与审美能力。     

皎然“诗教”说暨《诗式》创作动机考论

皎然所提的＂诗教＂不同于儒家所谓＂诗教＂,而是教人如何写诗之意。这层意义在字里行间及编排体例上都有充分表现。他教人写诗并非是为了参加科考,主要是借对诗美、诗境之体悟,实现更好地证心之目的。     

中州文士对元代儒学的贡献

本文分析中州文士对元代儒学复兴的贡献。文章分四大部分 ,即缑氏山杜时升、杜瑛父子维系二程性理之学的贡献 ;河南姚枢光大北方理学第一功 ;河内许衡继往圣、开来学之功 ;鲁山王磐、西华徐世隆、卫辉王恽推波助澜之功。     

施蛰存在《现代》的商业运作与现代品格

1932年4月,施蛰存被现代书局聘为<现代>杂志的主编.在<现代>的编辑工作中,施蛰存一方面遵循张静庐的办刊宗旨:一、赚钱,二、保持中立;一方面实现自己的理想,把<现代>办成"一切文艺嗜好者所共有的伴侣".作为编辑的施蛰存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意义,是他超前的编辑意识和开放的编辑思想,使他主编的<现代>成为当时最"现代"、最畅销的现代杂志.     

龚自珍经学的特色与影响

龚自珍经学的评价问题一直是龚自珍思想研究中存在较多分歧的方面.评价的可信性必须以其准确的定位为前提,而梁启超、章太炎、钱穆及令人对龚自珍经学的定位都不够准确.其绝不是人们"公认"的今文经学,应将龚自珍经学与其整个思想相区分,并将其经学分为思想与学问两大内容,才可以对龚自珍经学的特色与价值作出正确的评判.     

黄节诗教观的学术文化渊源

诗教之要,在于培育高尚的气质,诗教置于六艺之首,更是因为它与人性的觉醒保持密切的关系.儒家诗教观从孔子开始一直影响后世,也使岭南学派具有了浓厚的世俗性、人间性的特点,从而形成了岭南地域一种共同的群体价值取向.黄节以岭南诗教文化为手段,以良知和责任为地基,以道德践履为砖瓦,以唤醒全体国民的纯粹良知和道德心为目标,重建人的精神信仰,树人伦之式,促进人性的自我完善、自我提升,主体意识的自我觉醒,从而对国家存亡有一种自觉的担当.     

齐派今文经学与谶纬关系的初步考察

汉初传儒经者多为齐经生。齐经生解经更加具有神秘色彩,与汉代谶纬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这从汉代齐经生所传、所解《易》学、《书》学、《诗》学、《春秋》学与谶纬间的密切关系中可以看出。其中原因,主要在于两者同受上古山川守文化的影响所致。     

论孟子恻隐说的深度悖论

孟子把“恻隐之心”视为“仁之端”,试图在君子心性中为仁爱理想奠定一个具有普遍性的坚实起点。但依据儒家的血缘亲情精神,尤其是依据孟子在批判墨家时提出的“一本”原则和“爱有差等”原则,他的“侧隐”说不仅会像夷子的“爱无差等,施由亲始”说那样变成违反天理的“二本”,而且会像墨子的“兼爱”说那样沦为“无父”的“禽兽”,从而陷入深度悖论。     

纪实传真,重史轻文——论胡适的传记文学观

胡适是现代首先提出“传纪文学”概念、积极从事相关研究的现代传记文学理论的奠基者;也是最早从事现代传记文学写作,躬身践行其理论主张,自成一家的创作者;更是终生不懈、卓有成效的现代传记文学倡导者,在现代传记文学开创、发展上,有着独到的贡献。胡适以西方传记文学为参照,批评中国传统传记;以史鉴和教化的经世致用目的,倡导以“纪实传真”为核心的现代传记文学。作为开创者,胡适的传记文学主张与实践不可避免地存在一定的偏颇疏漏,如源于史传传统、功利目的、学术思想的重史轻文的偏向;对中国传统传记文学评价上的武断片面。因此时下不少论者认为胡适的传记文学主张片面肤浅,许多已为后人超越。然而在胡适所处的时代,这一切都富有创造和挑战性。对一个开风气的人,不能苛求。何况胡适对中外传记文学有较深入的了解和比较研究,创作上有自己独到的风格特色。时至今日,他的理论主张与传记作品不仅有史料价值,而且依然具有很强的生命力。历史地陈述和解释胡适的现代传记文学主张与实践,是当下传记文学研究与创作必不可少的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