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唐书本传中的严武与杜甫笔下的严武

严武是唐代民族战争中的风云人物，两《唐书》本传对严武的执政和人品的记述，却颇多微词，与时人杜甫对严武的评价相比有所不同。将史书与杜诗对严武事迹的记录与评价之异同进行对述，对史书本传对严武的微词加以辩驳，给严武以公正的历史定评。     

杜甫为何没有当即哭悼严武之诗作

杜甫与严武关系密切,但于严武之死却无即时哭悼之作.对此,学界有三说:一是“失传”说,认为哭悼诗作失传;二是“为郎离蜀”说,认为杜甫在严武死前就离开了成都;三是“隔阂”说,认为杜甫对严武执政的某些做法不满.以上三说均存有疑点,应该从文学创作心理的角度去做解释,文学创作时应该具有相对平和的心态,感情太过强烈的时候,人的审美活动会受到影响,而难于正常进行.     

飘飘何所似 天地一沙鸥——论杜甫诗歌的萧瑟感

杜甫的一生几乎都在政治失意、生活窘迫和漂泊流浪中度过,这种悲剧性的生活必然使其创作心态蒙上阴影,进而影响到杜诗的艺术风格。人们以“沉郁顿挫”这句杜甫自评其创作特点的话来认定杜诗主流风格,但他们更多讨论的是杜诗中所反映的时代和民众的悲剧性与“沉郁”诗风的关系,却很少讨论杜诗所表现的个人悲剧与其诗风的关系。如果从杜诗中抽去个人身世遭遇的篇什,很难想象杜诗是否还具备“沉郁”的风格。鉴于这点,本文从政治失意的寂寞情怀、生活困顿的悲凉意绪、家园难归的失落心态三个方面论述杜诗的萧瑟感及其与“沉郁顿挫”诗风的关系     

试评旧注杜甫《鹦鹉》诗的得失

本文重在评析杜诗《鹦鹉》旧注中的得失。“伤离说”得其感伤情味 ,失在偏重“离乡” ;“不遇说”得其感慨奥旨 ,失在偏重“受制”。就诗论诗 ,虽起于“伤离” ,实归结于“怜复损”。知人论世 ,严武何曾要杀杜甫 ,杜诗可以证明《新唐书》采传闻之辞入史 ,构成疑案 ,实属不当。从杜诗的创作特色考察 ,“即所见以寄意” ,是创作不是括 ;从杜诗的思想高度考察 ,“托以自况”不如“泛咏鹦鹉”的典型意义更为深广     

毛泽东评杜诗新探

杜甫是唐代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因此酷爱古诗词的毛泽东在不同时期与场合都对杜甫及其诗词作过评价。有些学者依据毛泽东的这些评价认为他并不喜爱杜诗,而有些学者并不认同这种观点,他们认为毛泽东对杜诗评价极高。本文不介入这种辩争,笔者根据毛泽东毕生大量阅读、圈画杜诗以及在其诗词创作中借用和化用杜诗的事实,对毛泽东评价杜甫及其诗词时的时境、场境及语境进行具体而详尽的分析,认为应在矛盾的对立统一中辩证地把握毛泽东对杜诗的整体评价。     

王维诗中“严少尹”考及诗作系年问题

目前学界对王维《酬严少尹徐舍人见过不遇》与《晚春严少尹与诸公见过》二诗中"严少尹"的身份有严挺之和严武二说,二诗系年亦有开元二十一年与乾元元年之说;对《河南严尹弟见宿弊庐访别人赋十韵》诗中"严尹弟"则一致认为是严武,诗作于上元元年。经笔者考订,认为"严少尹"与"严尹弟"俱为严武,三诗俱为王维与严武交游工作,前二诗作于乾元元年,后一诗作于上元二年。     

稼穑分诗兴,柴荆学士宜——漫谈杜甫的耕耘生活

题目用的两句诗,出自杜甫的《偶题》,作于大历元年(公元766)秋,距作者去世仅四年,可以认为它是诗人对自己一生所过的贫困和耕耘生活的体验性总结.杜甫的贫困生活,人们已知之甚详,无需赘述,本文只就其所从事的体力劳动,作一概述.通观杜诗全集,可知有不少篇章是属于诗人耕耘稼穑的纪录,这些诗歌描述了诗人从事体力劳动的辛勤和收获的乐趣,表达了他对劳动的理解.这种劳动体验是促成杜甫在思想感情上靠近劳动人民的重要一环.杜甫从一个官宦子弟成长为一位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不仅因为他经历了艰难困苦的生活,还在于他走过了一条洒下劳动汗水的道路.     

王士祯的杜甫研究

王士祯研究杜甫的最大特点,就是将儒家思想与自己的神韵理论结合起来作为研究的指导思想,形成独到的思路与方法。他对杜诗的总体评价是"杜甫圣语"。他认为杜诗"纯以忠君爱国为气骨。故形之篇章,感时纪事,则人尊诗史之称","其大过人处在诚实耳"。论杜诗的艺术的伟大是"以雄辞直写时事,以创格而纾鸿文","此正一主于赋,而兼比兴之旨者也"。王士祯对杜甫的研究非常广泛。他游宦到杜甫漂泊和生活的地方,实地考察研究杜甫的生活思想和杜诗的内容。他考释杜诗的一些名物,研究杜诗的一些版本文字,还从传播学的角度研究杜甫对后世重要诗人的影响。     

苏轼眼中的杜甫——两个伟大灵魂之间的对话

苏轼对杜甫的理解与解释,可视为两位伟大诗人之间的对话。苏轼如何回应杜甫遗留下来的会话材料,既透视着杜诗作用于苏轼思想、行动的痕迹,同时也塑造着杜甫的形象和杜诗的品格。苏轼眼中的杜甫,与时论保有一定距离,不论推崇、调侃或微议,其主要从自身的个性、观念、体验等出发,更注重的是杜诗在自己心中引起的共鸣。苏轼以自己为杜甫的异代知音,而将杜甫作为自己的代言人。杜诗浸透在苏轼生活的各个方面,实际上已化作苏轼生命的一部分,超越文本本身,成为一种生命诗学。     

美国诗人汉米尔的“杜甫情结”

美国当代著名诗人汉米尔非常推崇杜甫,与中国诗圣缔结了一段跨越古今时空和中西异质文化的诗歌因缘。迄今30多年来,汉米尔一直坚持翻译和传播杜诗,而杜甫、杜诗也对汉米尔的诗歌创作产生了深刻影响。汉米尔常直接以杜甫之名入诗来吟咏杜甫,同时还善于学习和借鉴杜诗,将杜甫诗学理念和艺术技巧运用到自己的诗歌创作中。汉米尔的译杜、咏杜和学杜,不仅彰显了其浓郁的"杜甫情结",而且也折射出杜甫不泯诗魂的异域回响以及杜诗在英美诗坛的广泛影响。     

从勒菲弗尔改写理论视角看翟理斯的英译杜诗

翟理斯《古今诗选》中的英译杜诗是杜甫诗歌最早的英译文本之一。通过对比分析原文和译文,发现翟理斯只选译了投射杜甫个人生活题材的诗歌,并有意偏离原诗题自创诗题,再加上淡化杜诗中的历史地理文化等相关背景知识,明显改写了杜甫及杜诗的形象。依据文化学派翻译研究理论家勒菲弗尔改写理论的分析框架,从意识形态、诗学方面分析翟理斯英译杜诗之所以如此的原因,发现翟理斯对杜诗的改写是受英国维多利亚时期社会思潮、译者个人意识形态和主流诗学等因素的共同影响所致。     

杜甫诗文与钟嵘《诗品》关系综论

钟嵘《诗品》作为中国诗话之滥觞，其卓越文学思想流润千古。本文旨在对《诗品》于杜甫一生文学实践的影响略作抽样论证。杜集中虽然没有直接提到《诗品》之句，但从对杜诗的解读中可知，杜甫诗中数处之用事，实应源于《诗品》。杜甫接触《诗品》的可能性可从对杜读过《梁书》、《南史》文学传等方面的考索中推知。杜甫论诗，和《诗品》有着极大共同性，于此可见钟嵘、杜甫二人文学思想某些方面的源流关系。     

论杜甫诗歌的身体观

杜甫诗歌中存在大量的身体词汇,体现了杜甫对身体的格外关注,杜诗中的身体书写具体表现为三个方面：一是当杜甫走向生命之秋时的身体观念;二是杜诗身体书写中的生存之悲;三是杜诗身体审美的生灵之叹。杜甫诗歌中的身体书写有以下三方面的意义：一是加深了诗歌内容的疼痛感;二是形成了杜甫诗歌沉郁顿挫的风格;三是丰富了杜诗的审美意蕴。杜甫诗歌中的身体书写对于研究杜甫及其创作心态、诗歌审美风格有着重要价值。     

论杜甫诗中的黄昏意象

诗中描写黄昏景象自古有之,杜甫以其精湛的艺术手法展示了不同的黄昏风光,将自己的人生感受融入其中,构建了独特的黄昏意象。通过梳理杜诗之前黄昏意象之发展脉络及其特点,从杜诗写漂泊人生,描绘恬淡生活,展示边塞黄昏等三个方面,揭示了杜甫在诗歌创作中对黄昏意象的发展及成就。     

杜甫灾异诗的“天人感应”解读

杜甫记录灾异的诗，受当时流行的天人感应思想的影响，写灾异的同时更多是在批评时政的失误。一般来说，在天人感应的解释中，灾异是上天对人君施政失误的谴告。上古时，尧遭洪水汤遭大旱，所以经学中对灾异的天人感应解释又具有一定的灵活性。这些观念在杜诗中都有反映。杜甫灾异诗注重描写灾异中的自然现象和社会现象，批评的表达多比较含蓄。只有结合天人感应的思想观念，才能读懂杜诗记录灾异背后积极关注时政的用世之心。     

朝鲜诗家李瀷论杜诗

朝鲜诗家李瀷对杜甫的诗歌进行了多方面、多角度的论析,包括对杜诗的细读,如细致深入地分析了《八哀诗》中《赠司空王公思礼》、《故司徒李公光弼》、《赠左仆射郑国公严公武》等诗,虽存在主观臆断现象,但新见叠出.李潩还对杜诗的词语进行了考释、辨析,提出了许多有创见性的见解.李瀷更以比较批评法论杜诗,把杜甫与李白、韩愈、屈原等诗人作对比,在比较中见杜诗风神.这些解构,呈现出非常鲜明的特点:李瀷在各家注杜的前提下,充分肯定了正确的释义,大胆纠正了许多前人注杜的纰漏、错误;李瀷更是引经据典,旁征博引,用实证的方法考究杜诗,提出了注释杜诗的方法——“以杜释杜”.李瀷的杜诗研究是世界范围内杜甫研究的有益补充和丰富,颇具学术价值与现实指导意义.     

“纪念杜甫诞生1300周年学术研讨会暨中国杜甫研究会第六届年会”会议综述

为纪念诗圣杜甫诞生1300周年,各地专家学者在古都西安隆重集会。会议议题涉及杜甫的生平和思想与创作、杜诗学、杜诗研究与当下诗词创作、域外杜诗研究、杜甫与长安、杜诗与长安文化等。会议的学术研讨集中体现了以下几大特色：时代气息,文化研究;最新成果,集中展示;命题集中,亮点突出;回归学术,精神传承。     

宋代“千家注杜”原因考

在杜甫迈向“千古第一诗人”的道路上,赵宋一代的“圣化”是其至关重要的一步。在宋代,对于杜甫的推崇不仅表现在文学艺术上,还突出表现在其人格上。杜甫甚至成为有宋一代时代精神的楷模。在宋代,学杜诗、传杜诗、研究杜诗成为一种风尚,从而形成蔚为壮观的“千家注杜”的局面,究其原因,则是多方面的。文章从杜诗思想、杜诗艺术、雕版印刷、文化素养等方面来解释这一现象。     

朝鲜诗家李(氵翼)论杜诗

朝鲜诗家李(氵翼)对杜甫的诗歌进行了多方面、多角度的论析,包括对杜诗的细读,如细致深入地分析了《八哀诗》中《赠司空王公思礼》、《故司徒李公光弼》、《赠左仆射郑国公严公武》等诗,虽存在主观臆断现象,但新见叠出。李(氵翼)还对杜诗的词语进行了考释、辨析,提出了许多有创见性的见解。李(氵翼)更以比较批评法论杜诗,把杜甫与李白、韩愈、屈原等诗人作对比,在比较中见杜诗风神。这些解构,呈现出非常鲜明的特点:李(氵翼)在各家注杜的前提下,充分肯定了正确的释义,大胆纠正了许多前人注杜的纰漏、错误;李(氵翼)更是引经据典,旁征博引,用实证的方法考究杜诗,提出了注释杜诗的方法——"以杜释杜"。李(氵翼)的杜诗研究是世界范围内杜甫研究的有益补充和丰富,颇具学术价值与现实指导意义。     

江户学者林罗山诗文中的杜甫和医药

日本江户时期诗人林罗山在继承五山文学注重杜甫受容传统的基础上,对杜甫与医药的关系又有新的自觉的认识,他在诗文中积极接受杜诗治病的传说和杜诗中有关医药的内容,从而使他的杜甫受容呈现出不同于他人的特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