宫体诗与唐太宗

宫体诗是中国古代诗坛上一种反映荒淫的宫廷生活,以描写女色为主,充满色情成份,浮艳绮靡的诗歌流派。它起源于梁简帝。游国恩的《中国文学史》指出:“梁简帝提倡写色情诗。他自言:‘余七岁有诗癖,长而不倦。然伤于轻靡,时号宫体’(《梁书·简文帝纪》)宫体的名称就由此而来。”简文帝萧纲不但自己带     

含蓄蕴藉写宫怨--王昌龄宫怨诗初探

“七绝圣手”王昌龄现存诗歌 170余首 ,尤其是他的七言绝句 ,令后人推崇备至。明代杨升庵称 :“龙标绝句无一篇不佳。”其中以宫怨为题材的诗作在诗歌史上有着重要的地位 ,深刻地体现了诗人创作的独特风格。沈德潜在《唐诗别裁》中这样评价他的宫怨诗 :“深情幽怨 ,意旨微茫 ,令人测之无端 ,玩之无尽 ,谓之唐人《骚》语可。”王昌龄缠绵细腻、婉转委曲的宫怨诗在思想和艺术上都是成功的。王昌龄的宫怨诗 ,洗尽了南朝宫体诗的铅华 ,绝无浮靡轻艳的色情成分。他不是庸俗低级地描写女色 ,而是以含蓄蕴藉的手法 ,深刻揭露宫廷生活的黑暗 ,反映被…     

宫体诗评价问题

在我国文学史研究中,宫体诗几乎是被否定的。今天看来,这种评价或许还可商榷。(一) 究竟何谓宫体诗?“宫体”之称,起于南朝梁简文帝萧纲为太子时,“宫”即“东宫”(太子所居)之意。《梁书·简文帝纪》云,萧纲为诗“伤于轻艳,当时号曰宫体”。同书《徐攡传》则说,徐攡作诗“好为新变”;他任萧纲的太子家令时,其“文体既别,春坊(即东宫)尽学之,宫体之号,自斯而起。”这里只说到宫体诗是一种“新变”的文体,具有“轻艳”的风格,未说出其具体内容是什么。《隋书·经籍志》则说萧纲之诗,“清辞巧制,止乎衽席之间;雕琢蔓藻,思极闺闱之内。后生好事,递相放习,朝野纷纷,号为宫体”。也就是说,宫体诗是艳诗,其内容是描绘女性和男女情事。刘肃《大     

梁代宫体诗人略考

梁代宫体诗人略考詹福瑞宫体诗，顾名思义是产生于宫廷的诗，学术界亦多认为宫体诗产生于萧纲入主东宫之时。作为诗歌流派来认识这一文学现象，有必要勾勒出这一诗派的诗人群体。梁代宫体诗派的领袖人物是简文帝萧纲。宫体之兴，主要是因为他的爱好与提倡。《梁书·简文帝...     

重评南朝宫体诗

对于宫体诗的评价,千百年来贬多褒少,声名狼藉。魏征在《隋书·文学传叙》中说:宫体诗“其意浅而繁,其文匿而采。词尚轻险,多哀思,格外延陵之听,盖亦亡国之音乎!”把宫体诗当作亡国之音。李白则斩钉截铁地说:“自从建安来,绮丽不足珍”,一句话把宫体诗打入地狱。刘大杰指责它是“色情文学”,翦伯赞斥之为“诗歌中的糟粕”。影响较大的是游国恩,他在《中国文学史》中,把宫体诗视为“淫声媚态”的作品。这些评价,已被绝大多数人所接受。但是,如果我们把宫体诗放在当时历史环境和文学发展进程中去考察的话,就会感到这些评价值得商榷。     

论张翰《周小史》的诗史意义——以同性恋和宫体诗为线索

学界多以阮籍《咏怀》之十二为中国古代第一首抒写同性恋的诗歌,但阮籍此诗另有寄托,其用心根本不在龙阳之好。晋人张翰《周小史》才是诗史上歌咏该题材的首创。这首诗与盛行于梁陈之时的宫体诗有很深的渊源,其娈童题材及女性化描写对宫体诗中同类作品具有范式意义,折射出中国古代男性文人独特的性文化心理和男权话语的本质;而它对人的物化玩赏心态及铺陈描写方式也成为宫体诗的先导。     

梁朝宫体赋试论

一、宫体之文与宫体之赋 “宫体”之名最早出现在《梁书·徐摛传》中,《徐摛传》说:“摛幼而好学,及长,遍览经史。属文好为新变,不拘旧体。”“摛文体既别,春坊尽学之,宫体之号,自斯而起。”以后的学者在论述宫体诗时,都习惯引用这段话来作为宫体诗兴起的原始依据。其实这段话并没有说“摛文”仅仅是指诗。在中国古代的文学观念中,诗和文显然是两个不同的概念,文可以包括诗在内,但并不就等于诗。“宫体”最早是对徐摛之文的称谓,但徐摛的作品大多散佚了,无法从他的作品中来考察其“宫体之文”的范围。因此,我们只好从文的概念入手来考察其范围了。     

孔子的《诗》“无邪”新探

千百年来,研究孔子《诗》学理论的文章不计其数,但几乎没有人将《诗》的“言志”观与孔子的“无邪”论进行比较研究.本文拟试加探讨.一、孔子的《诗》“无邪”是对《诗》“言志”的限定.孔子的《诗》“无邪”及其他的全部《诗》论都记载于《论语》之中.《论语》涉及到《诗》的达十八处之多.其对《诗》的总结性评价是:“诗三百,一言以敝之曰:思无邪.”“思无邪”三个字,出于《鲁颂·(?)》,原意描写养马人放牧时专心致志的神志,并无他意.孔子采用了春秋说《诗》的“断章取义”之法,以此来评价整部《诗》.这种定性型的概述,在中国古代诗论中具有开创性意义.如果说“诗言志”是中国诗论的“开山纲领”那么《诗》“无邪”可以被称之为诗从属于伦理政治的开山纲领.它对日后两千多年的中国诗论所产生的深远影响,是怎么评价也不为过分的.     

略论萧纲的行旅诗

与其宫体诗相比,萧纲的行旅诗具有较独特的风格特色。本文通过对《经琵琶峡》、《蜀道难二首》等数首行旅诗的分析,证实萧纲诗在风格上存在一定的多样化特征。     

从陆机的"诗缘情而绮靡"到南朝的"宫体诗"

古今之人大多因“诗缘情而绮靡”这一论点而诟病陆机 ,指责其导致了南朝轻靡艳丽之文风的盛行。本文通过追溯从陆机“诗缘情而绮靡”的提出 ,到南朝“宫体诗”的产生这一历程 ,直面陆机《文赋》消极的一面。同时 ,努力还历史以真实 ,发掘陆机这一论点于中国文学发展所作的贡献     

论南朝佛教与宫体诗

佛教发展到南朝,由重视义理阐发的般若学,转变为重视成佛实践的涅槃学,形成了新的理论和实践命题,并深刻影响了南朝后期文学,特别是宫体诗的产生和发展。南朝宫体诗并非单纯的宫廷艳情诗和浮华诗风的代表,它的产生具有南朝佛教文化背景。宫体诗诗人透过绮靡浓艳的描写女性美的诗句,揭示无常世间的虚幻清净本相,通过对美的刻画和婉转曼妙的语言声律艺术,表达对宗教境界的向往。     

论“六笙诗”与古《诗》文本

《诗经》“六笙诗”因“有其义而无其辞”,引发了古今无数的讨论。它的篇次莫定，前后不合，难以融入《诗》的辞章编排系统。特别是由它引起《诗》文本编排的变更，所谓由毛公“推改什首”,造成了《诗》的“非孔子之旧”,多与史实不合。这在出土文献海昏侯《诗》、汉《熹平石经》与毛《诗》互证中得到充分证明，并在《诗》文本的学术源流与汉代《诗》学研究中获得有力支持。“孔子之旧”就只有“三百五篇，遭秦而全”的《诗》文本，四家皆无异义。郑玄相关解说的存亡、缘由自相矛盾，反映的只是其笺《诗》所见与注《礼》所用乃不同的另一个《毛诗》文本。其中的“六笙诗”序，不过是其时的《毛诗》学者将《乡饮酒》《燕礼》中用乐的《小雅》的《南陔》等6篇编排到《诗》文本中的新变现象，而不能说是代表“孔子之旧”的古《诗》文本。不包括“六笙诗”,才是“孔子之旧”三百五篇古《诗》文本的实际篇目。     

20世纪宫体诗研究

20世纪以来,有关宫体诗的义界、宫体诗的时间断限、宫体诗的兴起与帝王士大夫生活的关系、宫体诗与佛教的关系、“立身先须谨重,文章且须放荡”的辨说以及宫体诗的评价等方面,学界有过许多争议。笔者认为伴随着研究的不断拓展与深化,其相关方面,如宫体诗与吴声西曲的关系、宫体诗与《玉台新咏》的关系、宫体诗与永明体、咏物诗、山水诗的关系及其对后世的影响研究,渐次成为学界关注的重点,而且在研究观念和研究方法上呈现出了多元化、多视角、多层次的态势。     

王令传递与西周王权

《诗经》 “六笙诗” 因 “有其义而无其辞”, 引发了古今无数的讨论。 它的篇次莫定, 前后不 合, 难以融入 《诗》 的辞章编排系统。 特别是由它引起 《诗》 文本编排的变更, 所谓由毛公 “推改什首”, 造成了 《诗》 的 “非孔子之旧”, 多与史实不合。 这在出土文献海昏侯 《诗》、 汉 《熹平石经》 与毛 《诗》 互证中得到充分证明, 并在 《诗》 文本的学术源流与汉代 《诗》 学研究中获得有力支持。 “孔子之旧” 就只 有 “三百五篇, 遭秦而全” 的 《诗》 文本, 四家皆无异义。 郑玄相关解说的存亡、 缘由自相矛盾, 反映的 只是其笺 《诗》 所见与注 《礼》 所用乃不同的另一个 《毛诗》 文本。 其中的 “六笙诗” 序, 不过是其时的 《毛诗》 学者将 《乡饮酒》 《燕礼》 中用乐的 《小雅》 的 《南陔》 等 6 篇编排到 《诗》 文本中的新变现象, 而不能说是代表 “孔子之旧” 的古 《诗》 文本。 不包括 “六笙诗”, 才是 “孔子之旧” 三百五篇古 《诗》 文本的实际篇目。     

徐陵,不是典型的宫体诗人

徐陵是梁陈时代追随简文帝萧纲的重要作家,历来都认为他的诗轻靡淫艳,是一个典型的宫体诗人。然而徐陵并没有始终与简文帝相伴相随,他曾离开宫廷,出使北魏,且羁留长达七八年之久;入陈以后,特别是陈后主即位与狎客大作艳诗之时,徐陵却已悄然作古。因此,徐陵似无大量写作宫体诗的可能。从他所遗留的作品看,无论其内容还是风格,实难简单地以"宫体诗"来论定。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徐陵不是典型的宫体诗人。对徐陵及其诗歌的重新认识,实际也关涉如何正确评价和认定宫体诗的问题。     

花蕊夫人宫词的独特价值

《全唐诗》收录花蕊夫人的宫词158首,这些官词的内容皆为作者的所见所闻。它真实全面地反映了后蜀的宫廷生活,具有哀怨和欢快的双重格调,间接地抨击了不合理的妃嫔制度,为后人进行宫廷研究提供了重要依据和历史资料。同时,她还很善于用白描手法安排琐事入诗,其宫词有着独特的社会价值。     

司马迁“孔子删《诗》”说补证

“孔子删《诗》”乃是中国文化史上的一件大事,人们在并无充分根据的情况下,竟然长期对此表示怀疑,甚至完全予以否定,这样的学术趋尚显然值得深思。基于对“古诗三千”与“逸诗”稀少、“《诗》三百”与“季札观乐”、“思无邪”、“孔子删《诗》”的权利以及“孔子删《诗》”史书无载等五个方面的文献参证与综合论证,不难发现“孔子删《诗》”是完全可信的。     

束皙《补亡诗》考论

《诗经》六首“有义无辞”之作实为“有声无辞”之作,束皙为其所作的《补亡诗》在句式和语言上都更趋近《诗经.小雅》的特色。束皙将自己真切的生活感受融入到诗中,诗作看似拟古,实为写今,从而深化了诗的主旨。诗作中蕴涵的贴近百姓的深切感情与其赋作是完全一致的,二者都体现出作者浓厚的民本思想。     

陈后主、隋炀帝与陈隋诗史的转变

陈隋之际,最值得后人关注的一大诗史现象是艳情与边塞的消长变化.陈后主和隋炀帝先后推波助澜,为诗史的转变发挥了巨大作用.陈后主的艳情诗在艳情的背后蕴含着巨大的悲哀,可称为哀怨宫体诗,它是梁陈艳情诗的绝唱.隋炀帝用艳情旧题描摹山水自然,改变了江左艳情诗的流向.陈后主边塞诗是萧梁宫廷边塞诗的回光返照,宫闱气大幅减少,笔触较前人更显精致.隋炀帝边塞诗剥极将复,上承建安风骨,洗净六朝粉黛,具有豪侠气概和帝王威势.     

话说孔孚现象

孔孚现象有意想不到的复杂性,有文化心理学的,有审美心理学的,也有人格心理学的——孔孚属于东方神秘诗派,这属于向内转的内向型文化。这个诗派力图走出现代文学的教科书传统,追求诗的空灵玄妙,而中国文化原本是诗文化,这就涉及了文化重构现象。诗文化也就是士文化,诗是士用来言志的,言志是表达士的人格理想,士在宫廷与民众之间,其理想是“雅”,也在宫廷的“颂”与民众的“风”之间。“雅”是空灵玄妙的,它用诗品来象征人品,以风格来表达人格。中国艺术精神最讲究情调,便是出于人伦鉴识的需要。所谓文化重构,是从西方神秘主义回到东方神秘主义,重建诗国的荒废家园。再说,孔孚山水诗是主动为山水诗传统接线的,接线就是要回到诗的老家,不折不扣,是文学寻根现象,而且,无疑是寻到了主根。冯文炳《谈新诗》说温庭筠“真是令人佩服,仿佛风景也就在闰中,而闺中也不外乎诗人的风景矣”。其实,山水诗的对象不是自然美而是人格美,风景即心境,山水是人伦鉴识的象征性语言,看司空图的《诗品》就可以明白。寻山水之根亦即寻人格之品,它所表达的,其实是一种精神境界。不能说写山水诗便是出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