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吏治权利的道德合法性及其主要特征分析

先秦时期是我国吏治形成时期,吏治权利的合法性是由王权加天命共同构筑演变而来。一些有理想、有抱负的政治家与哲学家不断为吏治权利的道德合法性进行辩护与论证。中国古代吏治的特色主要表现为：古代吏治的政治理论基础为儒家道德政治学说;古代吏治的实质为人治;下级官员对君主绝对忠诚,最终形成了独具特色的中国吏治。     

中国古代吏治思想之检讨

中国古代吏治思想是治国方略中的重要思想,中华民族几千年文明史积淀了丰富的内容。本文从五个方面概述了中国古代吏治思想的主要内容,对推进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有积极的借鉴作用。     

《后汉书》中所反映的吏治思想

根据《后汉书》的记载，东汉的吏治大致分为前后两期。前期的吏治表现为君臣共同治政，整顿吏治；后期则表现为士人为求得吏治清明，与当政集团展开坚决的斗争。因而，我们可以从中发现我国一些优良的吏治传统，如重民爱民、廉直公正、冒死诤谏、修身自省、选贤进能等吏治传统。这些优良传统，既是对前代吏治思想的发展，也给东汉以后的吏治思想以影响，即使在今天，仍然是我们研究政治制度和用人制度的宝贵资料。     

古代官员的教子之道

<正>在中国古代,人们的理想人生模式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其中,修身是家庭教育的重要内容,而齐家则是家庭教育所要达到的理想目标。官员的一言一行,对国家、对社会都具有一定的影响力。正因为如此,官员们的教子之道便会成为人们教育子女的重要参考模式。     

张方平的官员选用和管理思想略论

北宋中期，社会危机加剧，吏治败坏。张方平根据当时的社会实际，提出了重视官员的选用、强化官员管理以及加强人才培养和储备等吏治廉政思想。这些思想在今天仍具有积极意义。     

儒家传统修身观与现代人格完善

儒家传统修身观在思想基础、价值目标、方法手段、修身指向等方面有其独特的风格。它注重理想人格的塑造和追求，强调对伦理道德的践履和维护，重视对个人主观能动性的培养和发挥，对于中国古代价值人格的形成和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但是，历史的局限造成了其理论的缺陷及对人格完善的负效应。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我们要科学地弘扬其富有现实积极意义的因素，以激励人们通过自我修身确立和完善现代人格。     

《大学》政德修养思想与当代领导干部的以德养廉

作为中国古代政治、道德教育大纲的儒学经典《大学》,建构了为政官员政德修养的完整思想体系,强调“修身”为根本,修身以“明明德,亲民,止于至善”为理想目标,以“齐家、治国、平天下”为使命,对当代领导干部加强政德修养、实行以德养廉具有积极的借鉴意义。     

古代司法吏治论略

吏治是中国古代专制政治的基石，而对司法吏的整治又是古代吏治的重心，这本身便是人治政治的一大特色。古代统治者为了规范司法吏的职务行为，以立法的形式详细规定了司法吏在整个诉讼过程中因违法而应承担的刑事责任，并通过监察机构来监督和纠举司法吏的违法犯罪行为。这些措施对在专制与人治的范畴内有效地澄清司法吏治起到了相当重要的作用，也为当前整治司法领域的腐败现象提供了历史的借鉴。     

太平天国干王的反腐治吏思想及其现代价值

太平天国干王洪仁玕在<资政新篇>、<立法制喧谕>等著作中提出了一整套整顿吏治、反对官员腐败的措施,形成了对官员事前预防、事中监督和事后惩治的全程式监督和控制.洪仁玕的整顿吏治、反对官员腐败的思想虽未能挽救太平天国的衰亡之运,但如果我们剔除其封建主义的成分,却能为我们今天的反腐败工作提供许多有益的启示.     

思辨性与实践性：秦汉时期的推类原则思想研究

推类是中国古代逻辑思想中被普遍运用的推理类型。从更广义的角度来看,推类也可以被认为是中国古代对推理本身的一种称呼。先秦时期是中国古代逻辑思想蓬勃发展的阶段,但在秦汉时期,推类的方法仍然被思想家们广泛采用并深入研究,体现出鲜明的思辨性与实践性双重特征,既关注抽象的逻辑思维规律,也注重具体的政治伦理原则。《吕氏春秋》《淮南子》和《论衡》中关于推类及推类原则的思考和探讨,对我们全面把握中国古代推类思想的发展脉络与特征,进而从思维方式和推理类型本身的角度理解中国古代逻辑特殊性具有重要作用。     

“慎独”对当代思想政治教育的现实价值

继承发展、借鉴发展,是思想政治教育方法发展的两种基本形式,亦是其发展的规律性要求。我国思想政治教育方法的发展,自然离不开对古代思想政治教育方法传统的继承与借鉴。“慎独”是中国传统文化中影响深远的道德内容,亦是我国古代备受推崇的修身方法。作为一种文明修身的基本方法,“慎独”的基本要求是慎隐慎微、慎欲慎辨、慎言慎行、慎始慎终。这种独特的修身方法对当代思想政治教育的发展具有重要借鉴价值。     

以人为本与宋代法律思想的演变

作为宋代法律思想的基本理念,以人为本是贯穿有宋一代始终的生命线。随着宋代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的深刻变迁,宋代法律思想也与时俱进:从宋初的体恤民情、重视吏治,中经王安石变法开始利义均重、积极以法律来适应商品经济的发展,到南宋时期既注重保护商人的合法利益又注意适应社会发展。宋代法律思想的演变对当前中国构建和谐社会与进行法治建设具有启示意义。     

《三礼》中的教育思想

《三礼》是儒家重要经典，它不仅是中国古代社会的政治伦理大纲，也是中国古代教育的基本教材，对中国封建意识形态的绵延有重要作用。对《三礼》中“恭俭庄敬礼教也”和“建国君民，教学为先”、“礼乐相错，其成也怿”、“修身至诚，内圣外王”等思想进行分析和提炼，有利于理解中国封建传统教育的实质。     

先秦礼乐思想的伦理意蕴与现代启示

礼乐文化在中国源远流长,传延久远,礼乐思想丰富博大,意蕴精深,滋润着中华民族的精神家园,传承着中华民族的根脉。中国古代儒学经典《礼记》特别是其中的《乐记》,是中国古代关于礼乐思想的重要著作;战国时期重要思想家荀子的主要著作《荀子》中的《礼论》《乐论》以及《劝学》《修身》《荣辱》等篇章,对礼乐的本质、起源、作用功能和相互关系等,都作了丰富深刻的阐述,它是今天我们探讨古代礼乐思想及其伦理意蕴的重要文献。     

论修身为本的古今贯通

修身为本是中国文化的重要思想,其以先秦儒家所确立的“修齐治平”为主要进路,发展出以孟子性善论为根基的内求和以荀子性恶论为根基的外在教化。这两者共同组成了古代士人“内圣外王”的理想人格。修身为本的理想人格与现代的公民道德人格修养具有内在一致性。道德人格的内在性、实践性、超越性是修身为本思想实现古今贯通的逻辑基础,其主要体现在个人、社会和国家三个层面。修身为本既是自我管理的关键,也是良好社会风气形成的要因。修身为本为以德治国提供了有效的方法途径,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条件。     

明代吏治制度探析

明代的吏治在中国古代法制史上的重要地位,可以从明代重典治吏的手段上以及《大明律》表现出的重治朝臣的思想主张上得到反映,明初的立法思想在一些律学作品,如《明大诰》及王夫之的《噩梦》中也有所记载和论述。这些都体现了朱元璋的严法整饬吏治、重刑赃吏的思想。以史为鉴,明代治吏的某些做法对我国当前的廉政建设有一定的启示。     

唐代禁止官吏经商谋利的法律规定及启示

禁止官吏经商,既关系到遏制官吏腐败、保持社会政治稳定,又关系到社会经济的健康发展,所以是一个极为重要的问题。中国历代封建统治者对此相当重视。唐代吏治立法有相当高的成就,吏治成为整个法制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规范管理官吏的系列法律中,其对打击官吏经商谋利的规定相当严密:禁止官吏及工商业者相互兼业,惩治官吏通过代理人经营牟利或于辖区内非经常性买卖得利,限制和打击官吏一定范围的亲属经商及非经常性买卖谋取剩利。唐律的这些规定启示我们:我国现行禁止官员及其家属经商的法律规定应明文化、系统化,并加大对官员家属利用官员所处的权势地位经商行为的处罚力度。     

古代的家训

中国人自古就特别注重庭训、家教。中国传统文化中固有的仁义礼智信、忠孝节义、礼义廉耻和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优秀文化与传统美德,不厌其烦地出现在我国历朝历代的著名家训、家规中。正因如此,重德修身的古代家训、家教传统才能在后世子孙中传承和发扬。曾子杀猪教子、     

制度伦理的开端——论先秦时期的廉政思想

廉政思想是我国古代政治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概括起来,我国古代的廉政思想主要有两个角度：制度和伦理。在制度层面,制定鼓励廉洁、遏止腐败的政治方针,如奖廉惩贪、减轻赋税、与民休息等等;在伦理层面,为廉洁政治的人生观、价值观的正确性提供哲理基础,包括尚俭、修身、正直无私、重义轻利、先公后私、崇公尚廉等等,为统治阶级的君主和官员必备的政治操守提供参考样板。我国古代的廉政建设典型地体现为政治规范和伦理教化这两条路径的融合,即政治伦理化和伦理政治化,这个特征在当代政治学和伦理学研究中具有独特的价值。这种特征在先秦时期的廉政思想里已经有所体现。     

弘扬中国优秀文化传统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注重和谐、民本思想、爱国主义、修身为本、厚德载物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这些对我们坚持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