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宋晚期“道统”谱系再构建——以真德秀的“道统”观为中心

朱熹在《中庸章句序》中提出“道统”传承问题后,“道统”论述成为朱子学理论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并在黄榦、陈淳、蔡沈等朱门弟子中广为流传。南宋晚期重要朱子学者真德秀,一方面从“心法”等理学内容上丰富、发展了朱熹、黄榦、蔡沈等人的“道统”论述,并从“主敬”工夫的角度肯定了二程、朱熹在“道统”传承上的重要地位;但另一方面,真德秀又试图结合“执中”“建中”“敬为修身立政之本”等内容,将国家“治道”也纳入“道统”论述中,并在其“道统谱系”的构建中形成异于朱熹的论述。总体而言,真德秀的“道统”观呈现出根源朱熹、兼顾治道的特点,反映了南宋晚期朱子学理论深化、多元融合的发展态势。     

论黄道周对朱熹道统说的批判

传统观点认为,黄道周的学术思想宗崇朱熹.本文从黄道周对朱熹道统说质疑和批判的视角,对此提出驳议.黄道周将汉儒纳入道统谱系,否定了朱熹道统说中的真空阶段;通过对理学家人性论的质疑,削弱了宋儒在道统中的地位;通过对“四书”作为“道”之文本载体的质疑,瓦解了朱熹道统说的基础.黄道周主张以“仁”代“心”,从易学角度推算出客观的道统之“统”,坚持以“六经”为道统之“道”的载体,凸显了自家之学在道统中的合理地位.     

“统合孟荀”与重建道统的现代思考——从“朱熹是荀学”说起

如何把握荀子与宋明理学的关系、看待荀子和朱熹之间的思想关系,是儒学思想道统研究中的一个重要问题。对此,牟宗三、李泽厚提出“荀子与朱子类似”、“朱熹是荀学”的论断。如此将朱熹与荀子归为一类的做法突破了人们的以往认知,促使人们重新思考荀子与孟子、宋明理学的关系。本文试从梳理、评析牟宗三、李泽厚关于荀子和朱熹之间关系的相关论述切入,说明“朱熹是荀子”论断的重要意义,从探究荀子与宋明理学思想关系中思考统合孟荀、重构道统的理路和可能。     

朱熹书学发微

朱熹是程朱理学的集大成者,黄宗羲《宋元学案·晦翁学案》称其哲学体系“致广大,尽精微。”他又是个书法家,陶宗仪《书史会要》云：“朱子继续道统,优入圣域,于翰墨亦加之功。善行草,尤善大字。下笔既沉着典雅,虽片缣寸楮,人争珍秘,不啻瑶琪圭壁。”朱熹还精于鉴别考证,往往追源溯流,考订详实,引据精当。     

“诚”是朱熹学术体系的最高境界——以《大学章句》、《中庸章句》为中心的讨论

朱熹的学术以《四书章句集注》为核心,以《大学章句》的格物致知论为起点、以《中庸章句》的“诚”为归宿.因此,朱熹的学术不仅讲“天下之物莫不有理”,以格物致知论为出发点,而且还以敬为本,在“涵养须用敬,进学则在致知”的过程中,达到天人合一的“诚”的最高境界,并且是对道统“十六字心传”的一种延续.     

朱熹与中国思想的道统论问题

朱熹道统论思想的背景是儒、佛、道三教并立,其道统论一方面意在以新儒学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承继帝、王、孔子,另一方面则在确立儒教在三教状况下的主导性,后者是其道统思想中的正统论面向。朱熹承接了孔子时代业已具有的道统论的两条线索,即治统上断自尧舜、教统上始自伏羲神农黄帝的两重道统论,并重点突出以教统方式承接道统,其方式有二:一是建立新经学体系,即《四书》,新经学不再是与治统相关的王官学,而是以成人为目标的教化体系;二是建立师道传承的谱系,使包括自己在内的二程一系的学统由作为一家一派的子学或三教之一的儒学而进升至道学,由此与列于《儒林传》的旧经学意义上的儒家区别开来。     

李翱与儒家心学

中唐时期,李翱对儒家思想的继承和阐发以心性道统为主线,带有鲜明的心学特征:一是“以心通”承道统,为儒家道统说引入传统心性思想内涵;二是以心性开经典,推崇和阐发《礼记》《孟子》等著作中的心性思想资源,明确将《中庸》定义为心性之书;三是以“复性”为工夫,强调内在的心性修养,对儒家心学的创建有发端之功.     

孟子道统思想溯源——兼谈子游对孟子的影响

孟子是儒家道统中承前启后的重要人物,是第一个阐述并自觉捍卫儒家道统说的贤哲。在儒家道统中不仅远承尧舜之道,“私淑”孔门,近接周孔仁德,而且确立道尊于势,贯通性与天道,以心性之学开启后世。孟子道统思想来源于颜、曾、思、孟学派。在其哲学和伦理方面,受孔子和曾子的影响很大;而在政治思想和理想方面,则受子游之惠亦厚矣。道统观念在中国历史上的形成发展与朱熹有密切的关系,朱子认为孔子以后,颜、曾、思、孟“承先圣之统”,朱子推崇周敦颐,继承二程,使儒家的道统思想更趋成熟。对于道统的讨论将使我们更深入地认识中华民族精神及其主流价值传统,有益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建设。     

朱熹涵泳《诗经》的方法论意义

朱熹视涵泳之法为训诂、章句之外的一种解经之法。这在经学发展史上有着重要意义。涵泳之法具有推重本文、强调感性和践履的特点。《诗经》以其“吟咏情性”的本质,尤为适合涵泳。《诗集传》中的“情性”观念,与理学的心性论紧密相连;朱嘉以“喜怒中节”为《诗经》的最高境界,这都反映出朱熹的涵泳《诗经》的思想与其“中和新说”的密切关系。考察朱熹对《毛序》由怀疑到否定的过程,也当结合其理学思想的发展历程。     

儒学独断论的表现形式与突围策略

传统儒学本身包含着独断论因子 ,并因长期被尊为国家意识形态 ,从而走向了独断论。朱熹明确使用“道统”一词 ,《宋史》首次标举“道学传” ,个体性判教与集体性取向在儒学内部展开的权衡 ,以及儒学试图将自身变成思想史叙事惟一的真理 ,就是这种独断论的具体表现形式。然而 ,思想多元的客观规律毕竟是任何人为力量所无法左右的 ,这也就成为思想界对儒学独断论实施突围的基本策略     

叶适《论语》记言分析

叶适在《习学记言序目》中对《论语》的分析带有鲜明的永嘉学派特色,他主张"仁礼合一"的仁学思想,并指出"践礼以知仁"的成仁道路,表现出"集诸儒之大成"的倾向。在此基础上,他对朱熹等道学家以曾子继道统的做法提出质疑,旨在"推见孔氏之学以上接圣贤之统",而非自继道统,亦非"皇极一元论"。他的"论语学"观念和对"道统论"的批评具有重要意义。     

朱熹解《大学》“亲民”为“新民”之新证——从孟子讲“亲亲而仁民”入手

不同于唐孔颖达解《礼记·大学》“亲民”为“亲爱于民”,宋朱熹依照程颐将“亲民”解为“新民”;明代王阳明不赞同朱熹“新民”说,而认为宜从旧本作“亲民”,主张“亲民”说。后世不少学者为朱熹“新民”说辩护,并提出新证,主要有三：其一,以孟子讲“亲亲而仁民”的“爱有差等”及其所言“于民也,仁之而弗亲”为据,反对王阳明“亲民”说;其二,以“亲”“新”古字通用为据,为朱熹“新民”说辩护;其三,通过对《大学》思想内容的分析,而赞同朱熹“新民”说。这些论证,对于现今理解朱熹“新民”说,仍具有不少新意和启发。     

道与道统:《新五代史》的双重关照——《新五代史》史论与欧阳修的“三论”

受韩愈的影响,欧阳修《新五代史》有道和道统的双重关照.探讨《新五代史》史论与欧阳修的“三论”(“经论”、“史论”和“政论”)关系,可知“经论”体现了欧阳修对道与道统的基本认识,是《新五代史》史论阐发的义理根据;“史论”与《新五代史》史论直接相关,而《新五代史》成书较晚,其史论基本上可代表欧阳修的吏观;“政论”与《新五代史》史论相通,使《新五代史》体现了当世性.《新五代史》折射出欧阳修及其时代的学术和政治,也使欧阳修成为唐宋时期道和道统研究中不可或缺的人物,这些都超出了五代之外.     

牟宗三“道统之道”溯源

儒家的“道统”说始于唐代韩愈。在现代新儒家中,牟宗三的“道统”意识尤强。确定其“道统之道”的具体内涵,对于理解牟宗三思想的发展,尤其是其判朱熹为“别予为宗”的根据,具有非常关键的意义。追溯“道统之道”,其源头在《诗》《书》中的“帝”、“天（天命、天道）”。     

求“道”的境界——评张立文先生的“朱子学”研究

张立文先生的《朱熹思想研究》修订版,前不久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推出。这是他长期以来研究朱熹思想的心血结晶,也是国内学术界在“朱子学”研究方面又一可喜成果。     

朱熹籍贯由鲁至闽考

<正> 一关于朱熹祖籍的个疑问中国宋代理学家朱熹,出生于福建南剑州(府治在令南平)的尤溪,后定居在福建建宁府(府治在今建瓯)建阳县的考亭,因此被称为建人或考亭人(朱熹《婺源茶院朱氏世谱·序》,见清光绪《续修紫阳堂朱氏家乘》卷一《明宗》;清雍正《福建通志》卷二七六《丛谈·建宁府》)。至于朱熹的祖籍,一般来说是指徽州(府治在今安徽歙县)、婺源(今属江西)。由于徽州辖境在晋隋间为新安郡,又因徽州有紫阳山,朱熹在序跋和其他论著中除署称“婺源朱熹”外,还署称“新安朱熹”、“紫阳朱熹”。但是,朱熹的个别序跋或论著有     

朱熹的学习观

一、朱熹的坎坷经历和他的教育思想朱熹一生,命途多舛:早孤家穷,“少依父友刘子翚寓建之崇安,后徙建阳之考亭,箪瓢屡空晏如也”(《宋史·朱熹传》)。生活拮据,寄人篱下;学无常师,全靠自己。在苦读的过程中,虽“祜人横截直截”,他“尺是不管”(同上),有志者事竟成,终于十九岁时登进士第。他在“学而优则仕”之后,又屡遭排斥和打击:孝宗时因力主抗战而被主和派汤思远之流进谗降职;继因直谏“人君正心术以立纪纲”(《朱子文集》、《朱子语类》以下引语凡出此书者不再加注),“重振周孔之道”,又被以“讥君”罪贬谪;宁宗时他侍讲《大学》才四十六日,即被妒才嫉能的韩佗胄之辈诬陷罢官。至此犹不甘休,这伙有权无能之徒,为致熹于死地,又斥“时君世主欲复天德王道之治,必来此取法”(《宋史·朱熹传》)朱熹的“帝王之学”为“伪学”,于是“攻伪学者日急”,与此同时又     

朱熹对《周易》理性精神的阐发与创化

综观朱熹一生的治学历程,以“四书”为代表的儒家心性学体系和《周易》创设的性命学体系,是其注意的两大重点。前者体现了儒家对现实社会人事和人格培养的重视,后者则旨在提供哲学本体论依据和天、地、人合一的思维方式。这两方面的因素渗透、引伸,构成了朱熹思想的主要内容和特色。 不过,朱熹对“四书”和《周易》的为学次序还是有明确的区分。按照他关于“四书,五经之阶梯”的理解思路,通过“四书”的学问工夫,由研《易》、传《易》,阐发“前贤所未到处”,才是其治学的更高目标,表明他着意追求一种本体层面上的哲学建构和思辩性的心灵境界的营造。正如王夫之所说:“诚性学之统宗,圣功之要领,于《易》而显。”(《周易内传》卷五)这颇为符合朱熹治学的思想指导。由此可见,要真正把握朱熹思想的中心意义和精神特质,恐怕更应该注意他的易学研究。     

《古赋辩体》赋体解读理论的渊薮与构建

《古赋辩体》的主要成就是在解读“赋”时实践了“六义”理论。赋体“六义”理论与实践虽然直接受到朱熹及元前其他文人对“六义”在诗中的研究与实践的影响,但从《古赋辩体》结集成书的角度看,挚虞的《文章流别论》也应是祝尧“六义”辨体的重要理论渊薮之一。此外,祝尧对《古赋辩体》的理论构建主要分为两大部分：一是继承朱熹的“三义”分析法,并在朱熹文艺理论思想的影响下发展到“六义”分析;二是祝尧意识到“六义”分析法对赋体解读上的不足,因此在辩证“诗”“骚”关系确立“楚骚”正统性的途径下,援骚入赋。     

朱熹的《通鉴纲目》及史学思想的新阐发──读汤勤福新著《朱熹的史学思想》

汤勤福的博士论文《朱熹的史学思想》（齐鲁书社２０００年１月出版，下简称汤著），拜读之后有一些感想，必欲一吐而快之。一汤著在史学史研究上的重要贡献之一，是对朱熹《通鉴纲目》的考证。《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认为：《通鉴纲目》“凡例”是朱熹所撰，他还撰写了部分的“钢”，而“分注”则是朱熹托其学生赵师渊撰写完成的，即认为《通鉴纲目》的主要作者不是朱熹而是赵师渊。这一观点影响极大，几成定论。对此汤著作了说细的考辨，得出了全然不同的新论断。作者考证，元朝贺善曾指出当时有人怀疑《通鉴纲目》非朱熹所作；全祖望、王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