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情""色"与"爱国"之间——论清末民初"英雌救国"小说的性/政治意识

清末民初的"英雌救国"小说有着深深的"性政治"情意结,其中的"情""色"叙事,基本上是被限定在民族革命国家命运的排他主义的框架中才可能存在.政治历史处境中的"情""色"被空前突出,民族革命的权力把"英雌"的"情""色"内涵紧紧地制约在"救国"的既定轨道上.     

先秦时期的"情"义辨析——兼论"情"的文化意蕴

"情"本字是"青"字,而"青"的显现含义奠定了"情"成为人性之真实表现的基调.先秦时期的"情"共有四种基本含义其初始义是"质实"义,后发展为"情实"义.随着人类自觉意识的觉醒,"情"的内涵扩展为"情欲"义和"情感"义.而且,"情"的"情实""情欲""情感"等含义皆根源于"质实"之"真".而且"情欲""情感"在继承"质实"之"真"的基础上,又被赋予深厚的文化内涵,成为中国传统文化构建"意义世界"的根源动力.     

朱子与船山体用视域下的“四端”“七情”之分判

四端七情是宋明理学家们所讨论的核心问题,朱子和船山尤甚。但是朱子与船山对四端之内涵的认定存在根本的差异:朱子根据已发未发的性情体用之别将四端视为情,船山则从有无自质的立场视四端为性。这种从情或性来定义四端是对孟子之四端两个面向各自的发展。对于七情,朱子和船山初看都将二者视为情,但是朱子之七情是有善有恶的,船山之七情是中性的——可善可恶,具有极强的可塑性,因之,朱子和船山对待七情的态度分别是"制"和"导"。"制"所强调的是对情进行内敛的工夫,而"导"则注重发挥情的积极效用,同时也严防情的消极影响。     

中国古代文体命名与释名中的"因情立体"

"因情立体"是中国古代文体生成的重要特征.就文体命名而言,为数众多的"心"部字与说明行为的"言""口"部字、指示载体的"竹""木""糸""石"部字,共同构成中国古代文体命名的三个主要来源.以文体释名观之,人之喜怒哀乐皆可成为诗、骚、哀、诔、辞、吟、操、曲等特定文体生成的情感动力.考虑到"体"在"体制"以外另有"体势"与"体貌"之义,"情"亦有一时情感与长久性情之分,还可借由"情"与"体"的同异离合,重审传统文化及文论中的"体有万殊"与"情有多端"、"为情造文"与"为文造情"、"自骋骥騄"与"鲜能备善"、"文如其人"与"心声心画总失真"等经典论题.     

论《文心雕龙》对“情性”“性情”的调遣及表达的理念

《文心雕龙》是我国古典文艺理论的巅峰之作,"情"字散见于全书50篇文章中的40篇。其中,"情性""性情"两个概念,未能引起龙学研究者足够的重视。《文心雕龙》出现的"情性""性情",由于"性"和"情"的组合方式不同,所指对象、表达的意义也存在差异。这是两个偏正结构的词组,词序在前者是所指对象,在后者并非实指。与"性"相对应的是陶铸,与"情"相对应的是雕琢。刘勰认为,对人的天性的教化应以柔性方式为主,对情感的约束应以刚性方式为主。     

船山“依人建极”的人本主义思想

正船山提出并深刻论证了"依人而建极"的理论命题,从而形成了自己颇具特色的人本主义思想。王孝鱼认为,"依人而建极,即人本主义也。""人本主义,固亦为先生之一根本思想。"在船山看来,人是天地之心,是天地     

中国古代小说批评中的"依经"论辩

中国古代小说批评看似纷繁杂乱,但只要加以梳理,也能化零为整.其中,围绕小说功能与价值的"依经"论辩,即可自成谱系.一方面,针对某些道学家关于小说"淫邪""低俗"等"不经"之论,小说批评者常依据"皆以情教"的《六经》,辩护小说写男女之情属于"正经""雅道".另一方面,针对某些按照史学家"信实"原则对小说"虚妄诞幻"的指责,小说批评者常"依经"予以辩驳,强调小说叙事写人合乎情理.最终,为调节相持不下的"经"与"不经"之辩,古代小说批评者常依据《周易》以来的"阴阳双构""相反相成"等经学思维,推演出以"奇正相生"为主调的"雅俗共赏""庄谐相映"等系列辩证话语.     

王夫之"诗以道性情,道性之情"诗学思想探析

船山先生的诗学思想研究成果颇丰,但是"诗以道性情,道性之情"作为其区别其他诗学理论家的一个重要方面却探讨和研究得不够深入。本文认为他的"诗以道性情,道性之情"诗学思想有着其特殊的内涵。     

儒家生活美学当中的"情":郭店楚简的启示

儒家美学可以被看作一种以"情"为本的"生活美学",儒家美学的基石就在于生活践履之"礼"与生活常情之"情"及其两者的合一,这是来自于郭店楚简的新启示.在孔子时代,"礼乐相济"仍是儒家美学的主导,然而随着"乐"的衰微,这种统一便转化为"礼"与"情"的合一,而且"乐"对人而言的内在规定就在于"性感于物而生情"之"情".儒家美学当中的"情",既是践行之"情"又是生存之"情",它恰恰是介于Doing 与Being之间的.本文试图从三个方面来对"情"加以初步规定:1. 情与巫:从"巫史传统"到"化巫入情";2. 情与礼:从"礼乐相济"到"礼作于情";3. 情与性:从"情出于性"到"心统性情".     

试论音乐作品创作中的情感表现

音乐作品在艺术的表达上突出"以情感人",情感表现的主要美学与艺术学特征是1."乐中之情"源于"心中之情".音乐艺术源于生活,是人在社会实践中,在认识、改造世界的日常生活以及人际交往中所产生和发展而来的.音乐艺术是针对心情的艺术,用音乐来表现人的心理活动,表现人的内心世界的情感状态,如鱼得水.2."乐中之情"是"心中之情"水中倒影.就情而言,"乐中之情"与"心中之情"是一致的又是相互依托的."心中之情"存在于现实生活人的心中,而"乐中之情"存在于音乐作品的音响织体中.同时,"乐中之情"是通过音乐对人的心理活动的模仿、对人的情感心态的模仿来表达作者的"心中之情".3."乐中之情"较"心中之情"更高、更美、更强烈、更震人心魄.艺术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乐中之情"是"心中之情"的提炼、概括、升华和结晶,"乐中之情"更高于"心中之情",前者较后者更集中、更强烈、更典型、更撼人心魄.     

心学式船山——曾昭旭之船山学

船山学发展至今,蕴含不同诠释向度,早期是唯心、唯物之异,后来则有心学、理学之别。曾昭旭作为台湾船山学第二期代表人物,即是以心学模式来诠释船山。然其见解有所见,亦有所不见,透过心学视角,虽彰显了个体自觉的能动性,却也使船山气学与阳明心学间的分际被模糊,使人之有限被轻忽,乾坤并建之实存被刊落,弱化了船山'道大而善小,善大而性小'之意义,而这恰好是船山学对阳明学之反省所在。不仅如此,一元论、一本论的偏重,也难以把握船山两端而一致之辩证性思维,使船山易学之要旨,皆统归为乾元,而难以开展众卦不同情境之要义。     

庶民之"恶"与移风易俗:船山《俟解》主旨之探析

船山《俟解》通过对庶民之"恶"的刻画、对学者救世的义务和圣人教化作用的分析等来呈现他晚年的社会批判和价值关切.船山从明伦、察物、居仁、由义四方面分析了庶民的行为及由此而来的风俗之败坏和人道之丧失.船山期许学者立下希圣的志向,成就自我的君子品格,成为豪杰之士,以提振风俗之暮气,改良社会之积弊.从孔子的性习关系出发,船山阐释了"习"在造成庶民之"恶"中的作用,而圣人以人文化成天下也唯有依赖于"习",养"习"于童蒙以化"俗"正是其题中之义.     

论清代刑案审理中的"夹签"制度

作为清代一种特殊的公文处理方式,"夹签"在刑案审理中发挥着极为重要的作用.在以"服制"类犯罪为主要对象的案件审断中,"夹签"制基于特定的情节,赋予了审断者超乎律例规范之外考量刑罚施用的机会,并为案件的最终裁决创造了相对自由的裁量空间.然而,由于过多掺入"入"的因素,"夹签"制度对律例规范体系构成的消极影响不断增长,同时也为司法舞弊打开了方便之门.以调和"情""法"关系为主旨的"夹签"制度,最终在不同情理价值的碰撞中陷入窘境,但其却为现代社会处理"情"与"法"的关系、"法治"与"人治"的关系,提供了有益的镜鉴.     

船山礼学的哲学基础与文化价值取向

王船山礼学与先秦两汉儒学、宋明理学的渊源甚深,特别是与张载的礼学关系密切。船山认为礼是天理的体现,合礼者是天理,不合礼者是人欲;礼与天理相关,亦与人情相系,礼甚至由心而生。船山认为情可能过或不及,而礼可矫正,使其合乎中道。礼是"五常"的范畴之一,而船山将礼从"五常"中抽离出来,并视其为"三纲五常"的大体。在船山的礼学思想体系中,夷夏之辨、人禽之别的根据就是礼治的有无。船山从礼学的角度彰显文化主体意识,还体现在他对佛老和阳明心学的批判态度上。     

天性责任、气性责任与才性责任 ——儒家三大人性责任形态思想论析

儒家往往把人性论作为构建责任伦理的逻辑起点和思想前提。儒家人性论阐述了"天性""气性""才性""欲性""智性""善性""恶性""德性"等人性形态的内容、形式、功能和特点,其中儒家所说的"天性""气性""才性"对责任伦理具有引导性、推动性作用。"天性"决定了人挖掘人先天潜能、因材施教、尊重顺应人天性和合理开发人本能的责任。依据人的气性,儒家不仅提出了屏气出气、变化气质、修道教化等责任伦理要求,还指明了挖掘优良气质之性、注重社会环境熏习和培育高雅豪迈气质等责任内容。以孟荀为代表的儒家才性论,其宗旨均是引导人向善,确立趋善避恶的责任心,如果说孟子的才性论更为强调人行善的可能性,那么荀子的才性论则凸现人性趋善避恶的必要性,但它们共同为责任伦理建构提供实践前提。     

戴震的“理”、“欲”思想析论

戴震认为,宋儒"存天理,灭人欲"的思想造成了后世"以理杀人"的现象。为了对此进行批判,他重新诠解了"理"和"欲"这对概念。他指出,"理"就是事物的条理、分理,而涉及人事行为的"天理"则是通过以情度情而来的定然之则。这种以情度情之所以可能,是因为人人都有相同的欲望,"欲"才是一切"理"的基础。这一思想突出了"理"的客观性,对人的自然欲望进行了肯定。但是他把一切价值建立在"欲"的基础上的做法,使"理"失去了规范"欲"的作用,因此,并不能真正实现批判宋儒"天理人欲"之辨的效果。     

道德评价如何求“真”——船山“不间之孝”论对美德伦理学的贡献

与"道义论"或"功利论"相比,"美德伦理"更当重视"道德评价"的问题;否则,其倡导的"美德"只能流于乾纲独断或神秘主义。道德评价如何求"真",从结构上说,至少涉及三个方面:"行为是否属实";"主体有无隐情";"标准能否服众"。就范畴而言,儒家哲学中,与"真"相对的不只是认识论意义上的"假",还包括"伪"(人为)"情""私";故所求之真,往往关乎价值领域内的"诚""理""公(义)"。船山"不间之孝"论,在厘清评价结构的同时,注重范畴间的相互作用,为当代美德伦理的发展提供了丰厚思想资源。     

“一意回旋往复”:船山之诗歌意义节奏论

船山强调从整体音乐性的角度观照、评价诗歌,其诗评诗论中所隐含的节奏观则是观照诗歌音乐性的重要尺度。就诗歌的意义节奏而言,船山所推崇的是"一意回旋往复"的节奏美感,在此前提下,他强调诗歌的"意俭辞尽",反对诗歌的"敛词攒意";推崇"主情"的诗歌,拒斥"主理"的诗歌;推崇叙咏"一事"的抒情诗,反感头绪纷繁的叙事诗。船山所推崇的"一意回旋往复"的意义节奏,是表现诗歌之整体音乐性的重要维度。     

从"命名识物"到"辨物劾物"——中国古代博物学的知识技术和思想观念

中国古代博物学强调"物"的善恶祯祥,认为"物"皆有吉凶妖祥之性,人只有知其名、识其形、明其性才能趋利避害.因此,围绕着"物"以及人与"物"关系的整体认知,一系列"名物""辨物""劾物"等知识技术逐渐形成,并构成早期方技数术的重要基础.这些知识技术和思想信仰进一步维系着人们的生存信心与生活秩序,并为逐步构建的伦理社会、礼仪社会带来心理凭借.     

王船山之情论发微

本文意在对船山之情论做一个具体而微的阐释。首先得到讨论的是王船山对情的具体论述，亦即情之本性、独具特色的情感独体论以及情与不善之来源的关系。在此之后，本文力图将此情论置于船山人性论乃至天道论的整体之中来揭示其独特性。最后，本文将试图以船山之理欲关系论作为例证来阐明上所述情论的正当性。船山思想之通达性由此也昭然若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