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汉儒说《诗》的接受策略

汉代儒家对《诗三百》的接受纯粹是经学的接受,而不是文学的接受。这种文学接受的“异化”现象所以出现,从具体的历史语境来看,是由于汉儒普遍遵循一种先在的接受策略——这就是政治教化的接受取向,“美”、“刺”的理解模式和“比”、“兴”的释义方法。对汉儒说《诗》的接受策略进行透视,有助于从技术的层面上把握汉儒造成文学接受全面异化的具体步骤和途径。     

论汉晋间“诗缘事”说的形成与消解

两汉诗论家在对以《诗经》为代表的上古民歌的总结中提出了"诗缘事"说,强调诗歌的叙事功能,并在汉魏之际成为有影响力的诗学主张。但在魏晋特殊的政治、文化背景下,"缘事"说不断消解,"诗缘情"的诗学观念逐渐形成,伴随着创作实践和文论建构同步繁荣,最终形成了中国诗歌长于抒情而短于叙事的特征。     

论汉儒批法

法家因暴秦的速亡而在汉前中期连带受到严厉的批判,并由此中断了本学派在学术上的发展,黯然退出了意识形态领域的主流。然而法家学说的精髓毕竟是封建专制体制的内核,故不但最高统治者对其“表弃里用”,即汉儒董仲舒们也不免带有法家的思想痕迹。法家思想理论对于封建专制主义的不可或缺,与汉前中期过秦批法的时代氛围相碰撞,乃构成此后二千年来“阳儒阴法”的奇特历史现象。     

论“诗缘情”说

我国古代文论发展至魏晋时期,有一个与传统的“诗言志”说相对的文学新论——“诗缘情”说崛起,其具有代表性的理论就是西晋太康作家陆机在《文赋》中提出的“诗缘情而绮靡”之说。 自从“诗缘情”说提出之后,丈坛上发生了关于情与志、“言志”与“缘情”的长期争论,各说不一。有的论者认为情与志、“言志”与“缘情”二者绝然对立,不可调和;有的论者恰好相反,认为情与志、“言志”与“缘情”二者本是一个东西,或者说是一个问题的     

论杨万里的“诗味说”

＂诗味说＂是杨万里诗学思想的核心所在,其独特处在于：以＂味＂论诗歌群体风格特质——追求神似,＂舍形逐味＂;以＂味＂来规范传统诗教的怨刺内容——要求诗歌精光内敛。杨万里＂诗味说＂与＂晚唐异味＂密切相关,他服膺晚唐诗歌的工整,竭力标榜＂晚唐异味＂,是为其＂诗味说＂张本。     

再论“诗缘情”说

拙文《论“诗缘情”说》(见《云南社会科学》85.5期)在谈到我国古代文论中“诗缘情”这一重要学说的形成过程时。曾把这一过程分为三个阶段:不自觉、半自觉和自觉的阶段,论述了前两个阶段中缘情说的酝酿情况。这篇小文讨论第三个阶段:魏晋时期,缘情达于自觉,即缘情说理论产生的阶段。 鲁迅先生曾说,“用近代的文学眼光看来,曹丕的一个时代可说是‘文学的自觉时代’或如近代所说是为艺术而艺术的一派”(《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     

六朝“兴感”说

六朝“兴感”说萧华荣以＂兴＂为＂感＂，是魏晋南北朝对＂兴＂义的新理解与新规定。它对于汉人以诗比附政教风化的＂兴喻＂说，无疑标志着情的解放，也标志着文的自觉。但它以诗的创作发生之＂兴＂释汉人的＂六义＂之＂兴＂，造成＂兴＂义的极大缠夹，并一直影响于后世。...     

论“兴”

兴与赋和比相较具有更高的艺术价值与审美特质。它有三种形式,它们是思维发展中不同阶段的产物。第一,兴是同一情景之中不同物事因主体情感的驱动互相引发的起情。它是交感思维在发展中被比类思维和理智思维消解后摆脱了实用性、功利性而变成的艺术思维。第二,兴是因情景的相似或相同而引发的起情。它是纯粹主观性的交感思维与把握事物关系较具客观性的比类思维相磨合而形成的通感。第三,兴是情景的同构引发的起情。它是思维发展至形而上阶段后形成的。思维要直接通过物象透悟其神韵,其中,物我融为一体,兴法演化成为中国古典美学的最高境界─-意境。     

苏轼“以才学为诗”论

如果说,对苏轼诗歌的其它特点,如“以议论为诗”、“尚理”等还是毁誉参半的话,那么,对“以才学为诗”的评价,就近乎完全的否定了。 古人批评“以才学为诗”,主要是指斥其背离了从《诗经》到唐诗以来的诗歌传统,背离了诗歌的“本色当行”。因为传统的方式是“咏物”、“言志”,即要诗歌要托之于象,而这种意象又要寄托诗人志趣,要反映社会民生等重大问题。 今人批评苏黄“以才学为诗”,主要是从内容决定形式,社会生活是文学创作的唯一源泉等观点推衍而生的。     

论“六诗”与钟嵘《诗品》“三义”说

钟喇诗品》谈五言诗创作,说:“故诗有 春官》记载,“督檬”的职责如下:“掌播釜、祝、三义焉:一曰兴,二曰比,三 cj赋。”诗品》各 敌、垠、萧、管、弦,歌。讽诵诗、世奠系,鼓琴种版本,或作“故诗有六<肾’。其实,钟峪在 瑟;掌九德六诗之歌,以役大师。”这里,又一《序》的下文即说“弘斯_二义,酌而用之”。明说 次讲到“六诗”。可是,到了《毛诗序》,却径改是“三义”,上文怎么会说成“六义”呢?《诗“六诗”作“六义”云:“故诗有六义焉;一曰风。品》明代刊本《夷门广砌、清刊本《砚本偶钞》二门赋、三曰比、四曰兴、五曰雅、六曰颂。”这均…     

“孔子删诗说”辨正

自司马迁断言孔子删诗以来,“删”与“未删”之辩,纠葛千年,迄无定论。重新审视这一问题,深感无论从何种角度看,司马迁谓孔子删诗,言之凿凿,确为不刊之论。本文拟从三个方面予以申论。一、关于“淫诗”和“逸诗”的考辩凡主孔子未曾删诗者,大都举出今本《诗经》有“淫诗”存在,以此为据,力主孔子未曾删诗;既然孔子主张“放郑声”,何以《郑风》多至21篇,且有多数“淫诗”保留？问题在于对“淫诗”的理解上。今以《郑风·溱洧》篇为例：《诗序》说：“刺乱也。兵革不息,男女相弃,淫风大行,莫之能救焉。”《毛诗正义》：“郑国…     

陶渊明诗“忧愤”说辨析

关于陶诗的风格,历代皆相推许“平淡”与“豪放”.但除此之外,“忧愤”亦是陶诗中的重要内容,它缘于诗人的“忧生之嗟”和“于世未忘情”,而陶渊明常以议论的手法来表达其“忧愤”之情.而在这三种诗风之间,“忧愤”是现实苦难带给诗人的感受,“豪放”是诗人面对苦难的态度,“平淡”则是诗人以审美的眼光品味苦难中的甘甜.它们相互渗透与交织,显示出陶渊明诗歌风格的多样性.陶渊明凭借着自由的意志,占据着精神的高度,完成了对苦难的超越.这也正是陶诗美学价值之所在.     

“孔子删诗说”概观

孔子是否删改过<诗经>历来受到学术界的关注,肯定派与否定派各执一词,但似乎都找不到充足理由使人信服.本文将近年来双方所执的观点分别作了简要的梳理,认为肯定派依托<诗经>文本和先秦典籍,其理由更让人信服.     

论以诗取士对“诗唐”形成的促进作用

谈到"诗唐",人们常意指"诗歌的"唐朝,实际上,"诗唐"更指"诗性的"唐朝。从表层看,以诗取士促进了唐人学习、创作诗歌风气的普及,使诗歌从宫廷走向民间,促进了"诗歌的"唐朝的到来。从深层次看,以诗取士促进了唐人诗化人格、诗性思维的发展,使其普遍地表现出思想上的轻视礼教,行为上的不拘小节,气质上的桀傲难驯,人生设计充满理想色彩,但处理问题常带书生意气,促进了"诗性的"唐朝的形成。     

“援道入儒”还是“以道解儒”?——论王弼对道家形而上学的深化

王弼本着道家特别是庄子的精神对儒家的思维模式进行了全面的深化改造,与其说是“援道入儒”,不如说是“以道解儒”。在深入把握道家形而上学精髓和实质的基础上,王弼以概念思辨的方式理清了“伦理学”和“伦理学之后”的关系,制定了以“体用”“本末”为基本骨架的解释策略,建立起了一个从“崇本息末”上升到“崇本举末”、以形而上之道带动形而下之器的、最显理论深度同时又具备最大理论包容性的道家实践哲学体系。他的“以无为本”的模型论以及在此之上所阐发的“言、象、意”之辨,使道家哲学超越了老子式的警句格言和庄子式的寓言故事,可以视为道家本无论在语言观上的新发展。这种成就不但是在他之前的玄学家们无人达到的,也是在他之后的玄学家所不可企及的。     

评“诗无达诂”说

关于诗歌的解释,中国自古即有“诗无达诂”之说。它之产生是有社会依据的。在每个民族的文学形态里,诗歌的历史都是最古老的。当文学尚处于口头创作的原始阶段,先民们即将生活经验、民族传说、宗教信仰、感性体察等以韵语的方式加以概括,使之便于记忆和流传,于是产生了早期的诗歌。这时的诗歌远非纯文学观念所能理解的,它具有经典的性质,对人们的行为模式有着指导意义。我国商、周时代的先民诗歌即被视作同古代政书、训诰、誓辞等一样,长期成为政治生活与伦理生活的准则。春秋时人们认为：“《诗》、《书》,义之府也”。（《春秋左…     

唐宋诗之争中的“温柔敦厚”说

本文从温柔敦厚的诗教原则,宗唐诗话和宗宋诗话对唐诗、宋诗进行了多角度、多层次的审美观照,就唐诗、宋诗的审美情趣和风格特征的差异展开了深入的理论探讨,发表了许多不乏深刻和独到的诗学见解,既丰富了我国诗歌艺术的理论宝库,又促使了诗歌批评的不断深入、完善。     

论汉末诗潮的情感表现

如果说刘勰《文心雕龙·明诗》所云“人禀七情,应物斯感,感物吟志,莫非自然”是对诗歌创作动因之合理表述,而在汉代浓厚的诗歌氛围中又以“发乎情,止乎礼义”(《毛诗序》)对人情加以限制,并在很大程度上束缚了诗情的表现,那么,中国诗歌创作发展到汉末,以《古诗十九首》为代表之文人五言诗潮的出现,则意味着诗歌艺术中人生情感的一次解放。而作为一种具有时代意义的独特的文学更新力量,汉末诗潮不仅在创作上使自东汉中期以来文人之个性情感意识从潜滋暗长发展到汪洋恣肆,而且在思想观念上改变了汉儒说诗重教化之风气,形成了初具规模的以“情”为主体的表现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