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民解放军”名称的来历

今年8月1日,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78周年纪念日。“中国人民解放军”这个名称是怎样来的呢?1927年南昌起义时,起义部队仍沿用国民革命军第二方面军的番号。当年11月秋收起义后改称“工农革命军”。第二年,根据共产国际的建议,改称“红军”,不久统称“中国工农红军”。1937年7月7日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国共合作,中国工农红军改编为“八路军”和“新四军”。1944年10月,中央军委致电新四军第五师:“从陕北派两个老团并大批干部进入河南活动,建立河南人民解放军。”这是中央军委首次使用“人民解放军”这一名称。1945年8月抗日战争大反攻时期,…     

试论“九·一八”事变后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的指导

共产国际从一九一九年成立到一九四三年解散,它的指导方针,对于中国革命的成功和失败都有影响。在共产国际的初期和后期,对中国革命的指导基本是正确的。中国共产党是在共产国际的帮助下诞生的,第一次国共合作是在共产国际的具体指导下建立的,一九三五年的共产国际“七大”,对于中国共产党关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思想的形成,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周恩来同志在一九六○年谈到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关系时说:“共产国际的缺点和错误,特别是中期的缺点和错误,概括地说是:一般号召不与各国实践相结合,具体布置     

“立三路线”内涵考辨

与现今理解的“立三路线”不同 ,由李立三在中央政治局讲话引起的 ,在共产国际看来李立三及当时中央所具有的“反共产国际”思想是“立三路线”的原始内涵。     

“中间人”的隐喻与瞿秋白思想的转变——瞿秋白《“矛盾”的继续》的修辞学阅读

瞿秋白《“矛盾”的继续》的写作,具有强烈的隐喻和修辞意义。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对“民族主义文艺运动”的讥讽,二是对某些接近《现代文学评论》的作家的告诫,三是瞿秋白自身身份从归属于共产国际的“中间人”角色向中国问题特殊性的思考者转变。而这种转变直接导致了瞿秋白30年代文艺思想的实践性和现实性。     

论中共“二大”的重大成就及其历史地位

从中共“一大”到“二大”,党在战略策略上取得了重大突破.“二大”第一次制定了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纲领和建立民主联合战线的政策,通过了党的第一个章程,决定正式加入共产国际,以及完备了党的组织机构,表明建党初期党在实践上和理论上得到一次全面提升.这些成就的取得,一方面源于党对中国革命实践的不懈探索;另一方面归于列宁、共产国际和苏俄的指导与帮助.“二大”的成就,不仅为中国革命指明了正确方向,找到了实现政治纲领的途径,而且使党的思想建设和组织建设前进了一大步.从这个意义上说,“二大”在更完整意义上完成了党的创建任务.“二大”也存在明显的不足甚至错误,这是历史的局限性.从总体来说,“二大”的纲领和政策,使党向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迈出了第一步.     

现代中国“封建”概念含义溯源——与冯天瑜先生商榷

冯天瑜认为,我国现代史学界所通用的“封建”概念,是从“五种社会形态”角度确定其含丈的。其实不然,它的含义来源于列宁的思想。列宁在“中国的民主主义和民粹主义”中,把传统中国的社会制度称作“封建制度”,并把它看作是“一定的历史独特形式”。在《论国家》中,又提出了反对“各种形式的封建主义”的口号。通过共产国际,列宁的这一思想传到了中国,并为中国共产党人所接受。     

独立自主是毛泽东外交思想的灵魂

独立自主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领导中国革命与建设的全部活动中,把马列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紧密结合起来而得出的创造性的结论。毛泽东在1930年5月。《反对本本主义》一文中说:“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后来,他在总结中国革命经验时又说:“中国这个客观世界,整个地说来,是由中国人认识的,不是在共产国际管中国问题的同志们认识的。共产国际的这些同志就不了解或者说不很了解中国社会,中国民族,中国革命。”毛泽东独立自主思想,最初是反对教条主义,     

王明未能走出“左”倾错误误区的原因

对中国实际的不了解和对共产国际的迷信二者结合 ,使王明一直未能走出“左”倾错误误区     

国共“党内合作”方式探析

“党内合作”方式是共产国际从苏俄自身利益出发 ,错误地估计国民党力量及中国实际情况 ,单方面服从孙中山“党内合作”要求并不断对共产党发出“党内合作”指示的情形下确立的。“党内合作”的消极作用是客观存在、显而易见的。“党内合作”不是国共合作的最好方式     

对“党内合作”方式的质疑

“党内合作”是马林在片面地分析了国共两党状况,机械地搬照他在印尼从事革命统一战线工作的经验之后提出来的;共产国际在过低地估计了共产党的力量,过高地估计了国民党力量的情况下,为了早日实现其关于中国革命的策略,援助苏俄革命而接受了马林的建议;中共中央一开始是为了尊重共产国际纪律而接受了“党内合作”,后来在共产国际右倾思想影响下,中共中央思想发生了转变,自觉地执行了“党内合作”决议;“党内合作”方式给双方带来了更多的纠纷,是不利于合作的,特别是它使中共难于保持自己的独立性,进而实现对统一战线的领导权     

彻底否定中共六届三中全会是共产国际的严重失误

共产国际和中国革命的关系,是两头好,中间差。一九二八年至一九三五年的八年,是中间阶段,在这个时期,共产国际和斯大林对中国革命的过失较多,对中国革命产生过重大影响,其中的关键是彻底否定中共中央六届三中全会。六届三中全会是根据共产国际决议,为纠正立三“左”倾冒险主义错误而召开的,结果又被国际斥责为“调和主义”错误而被彻底否定。到底是何原因,其中后果又如何?本文试图在于实事求是地探讨这段历史的经验教训。     

1923年访苏之行对蒋介石的深刻影响

192 3年 9— 1 1月 ,蒋介石率“孙逸仙博士代表团”赴莫斯科 ,与苏联、共产国际就“西北军事计划”以及国民党与苏俄之间的合作问题进行协商。随着国内外形势的变化 ,苏联、共产国际改变了以前的态度 ,不再支持“西北军事计划” ,而且共产国际做出的《关于中国民族解放运动和国民党问题的决议》也使蒋介石感到很不满意。 1 92 3年访苏之行对蒋介石产生了深刻影响 ,他对苏联、共产国际的基本看法与态度即萌生于此时     

中国共产党产生三次“左”倾错误的根源

正确分析大革命失败后的中国阶级关系,是正确制定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的依据,对中国革命的成败关系极大。然而,共产国际指导思想的“左”倾,对中国阶级关系分析的失误,导致中国共产党连续产生三次“左倾”错误,给中国革命带来了重大的损失。     

“调和主义”的实质:以王明取代瞿秋白

1930年9月,中共中央在上海召开了六届三中全会。这次会议是按照共产国际意图行事的,无论是在正确的方面,还是错误的方面都执行了共产国际的指示。然而,后来共产国际却指责六届三中全会犯了“调和主义”错误,究其属何故,党史学界已有人从不同角度作了探讨。笔者试图从莫斯科中山大学的“江浙同乡会”事件至中共六届三中全会这段复杂的历史关系中提炼出“调和主     

共产国际领导的失误是大革命失败主观原因的主要因素

在探讨大革命失败的原因时,长期以来有如下的见解,就主观原因而言,“责任主要应当由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来承担,不能因为共产国际的缺点错误而为陈独秀开脱。”(陈再凡:《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第156页,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87年4月版)这种几乎公式化的论点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共产国际领导的失误是中国大革命失败主观原因的主要因素,     

“第三时期”理论评析

1928年7月召开的共产国际六大上,布哈林在《国际形势与共产国际的任务》中,对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世界形势的发展作了预测,指出,1918～1923年是强大的革命浪潮席卷全欧洲的时期;1923～1928年是资本主义形成某种局部稳定的时期;1928年以后的第三时期是各资本主义国家内部矛盾日益激烈、殖民地斗争日益发展、资本主义总危机尖锐化,大规模的阶级搏斗时期。“第三时期”理论的提出是共产国际中期的一项重要的理论活动,也是当时和以后较长时期内各国工人运动的理论指导,对这一理论进行研究,不仅有利于从世界的宏观角度深入探讨20～30年代世界各国的工人运动,客观地评价共产国际,尤其是中期的历史地位和     

期待个人的“复兴”

近来关于“文艺复兴”的系列文章，我都读。话说这“文艺复兴”，实在是几代中国知识分子的大梦。当年胡适即曾将“五四”运动定义为“中国的文艺复兴”，那豪情，距今远了；建国初胡风高呼“时间开始了”，更有开天辟地之慨，那豪情，也距今远了；1979年“文革”结束未久，《光明日报》整版报道北京机场壁画，我记得通栏大标题就是“中国的文艺复兴即将来临!”     

“五四”时期北京大学的教育改革

今年是“五四”运动70周年。在我们纪念这个光辉节日的时候,不能不联想起当年孕育“五四”精神,使北大成为“五四”运动策源地的北京大学的教育改革。“五四”时期,蔡元培领导的北京大学的教育改革,是中国近代教育史上一件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大事。它不仅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旧中国建立了一个现代大学的模型,而且孕育了作为一个时代象征的科学、民主精神,并且造就了一批具有科学、民主思想的知识精英,促成了伟大的“五四”爱国运     

“花边文学”事件的真相需要澄清——关于鲁迅与廖沫沙的“花边文学”的争端

在鲁迅先生的杂感集《花边文学》中,记载着他一九三四年跟廖沫沙同志发生的一起关于“花边文学”的争端。一九六六年五月,当廖沫沙与邓拓、吴晗三同志被诬陷为“三家村反党集团”时,“四人帮”的急先锋戚本禹曾重提这桩旧事,恶狠狠地向北京市委打上门去:“你们批判过廖沫沙吗?没有。廖沫沙(前北京市委统战部长),就是当年把刻毒的话‘换掉姓名挂在暗箭上’向文化革命的主将鲁迅进行攻击的人。现在他又用同样的手法,把暗箭射向党、射向人民。”(见《评〈前线〉〈北京日报〉的资产阶级立场》) 现在,“三家村”冤案已大白于天下。但作为这个冤案的分支,即所谓当年廖沫沙     

试论“保卫苏联”口号的提出及其影响

试论“保卫苏联”口号的提出及其影响潘非欧“保卫苏联”是共产国际在二十年代末到四十年代初屡次向中国共产党提出的作为行动指南的政策性口号．它对中国共产党及四、五十年代中苏两党、两国关系产生了深远影响。如何客观地看待、评价这个口号，是本文试图探讨研究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