穆旦与现代爱情诗

闻一多先生选编（现代诗钞）收入穆旦的（诗人首）等诗作，将这位40年代诗坛的“新生代诗人”置于中国新诗发展史的重要位置。[1]而写得凄迷深醇的（诗人首），确也从此被几代人解读、索悟。尽管读它，一如徘徊于爱的迷宫；但在百般品味后，怕又渐趋认同了穆旦的同窗、诗友王佐良写于半个世纪前的第一篇穆旦评介文章中的评语：“这个将肉体与形而上的玄思混合的好作品（指（诗八首》）无疑是现代中国最好的情诗之一。”[2]本文拟对之作些探索。一、亘古的“真实谎言”的拆解歌咏纯美的爱情，堪为古今中外抒情诗的母题。“五四”新诗的滥临，…     

试析穆旦诗中的“自己”

试析穆旦诗中的“自己”李方一、全新的抒情主体“……重新发现自己，在毁灭的火焰中。”（穆旦《三十诞辰有感》）穆旦（本名查良铮，１９１８─１９７６）一生写有许多毫不隐晦地刻露“自己”的诗篇：《我》（１９４０）、《我向自己说）（１９４１）、《三十诞辰有感》...     

抹去诗与生命之界──诗人穆旦由来的再审视

当世纪末重新梳理“百年经典”时，诗人穆旦又引起广泛关注与高度评价。怎样看待这位卓异的诗人呢？笔者以为，从思想与存在的相互作用，或者说在超前的现代意识与极为动荡的岁月的关联中，思考其人其诗的由来，显得尤为重要。一、人生与诗艺的最初跋涉——“三千里步行”穆旦早年就读于南开中学时开始写诗。1935年考入清华大学。先后在清华大学、西南联合大学外文系读书、执教。诸多评论谈及穆旦，大都提到他所具有的良好的东、西方文化修养，精湛的外语水平。然而，无法忽略的是，穆旦崇尚现代派诗艺，企望与20世纪世界诗潮合流的现实基础…     

现实的诗化和诗的现实化——穆旦诗歌历程管窥

穆旦作为九叶诗群中的领军人物,其诗歌发展历程在中国现代诗史上有着非常重要的典型意义。论者往往以“旗”来指喻穆旦,也正是从这种意义出发,和所有生活在苦难深重的本世纪的中国诗人一样,穆旦的诗歌发展过程中,除了不断受到外在因素的干扰,内在的矛盾和裂变也清晰可见。本文旨在考察穆旦诗歌中“诗与现实”的矛盾,就现代诗人在复杂残酷的社会现实中的艰难处境以及对诗歌发展的影响进行一些不成熟的探讨。一有论者认为穆旦的诗艺探索历程经过了“现实主义———浪漫主义———现代主义与现实主义的结合”①,这种说法有它的依据和道理,但概…     

“九叶”诗论

1948年6月，分散在南北各地的一群青年诗人，抱持“标新立异，也并不可怕”的信念，以上海出版的《诗创造》和《中国新诗》杂志为主要阵地，结成诗歌团体。该团体核心成员有九人，辛笛、杭约赫、陈敬客房祈、唐提是南方诗人，穆旦、杜运燮、郑敏、袁可嘉属于西南联大出身的北方诗人。其中陈敬容、唐提、袁可嘉更兼为诗人与理论家。他们无论创作实践或诗学探求都具备了诗歌流派的性质与特色，在当时独树一帜，颇有影响。该流派的形成经过三个阶段。1947年7月以前，为诗人们分散活动时期；1947年7月至次年5月，南方诗人以《诗创造‘为阵地开始…     

诗苑“立”字风韵捃华

诗苑“立”字风韵捃华赵明德过去有人把“文”看成“言之精”，把“诗”看成“文之精”（杨慎《升庵诗话》）。诗比文更加浓缩，更加精美。因此古代不少诗人词家很讲究诗词的遣诗造句。他们认为：“诗贵活句”（吴乔《围炉诗话》）“一切诗文总须字立纸上。人活则立，用笔...     

穆旦被经典化的话语历程

穆旦由文学史缺席者变为“经典”诗人,经历了一个“重新发现”、不断阐释的话语历程。20世纪80年代初,他以“九叶”诗人身份重新“出场”,其诗歌被策略性地赋予爱国主义、现实主义本质;80年代中后期,文学史著作将他叙述为“九叶派”代表,即接受了西方现代派形式影响的“中国民族的诗人”;进入90年代不久,其反叛性、异质性和现代性得以凸显,被列为百年诗人之首,升格为新诗现代化的“标志性诗人”。穆旦阐释史是一个富有思想史意味的文学事件,一场经典“再造”的话语活动。     

独白与复调——20世纪20-40年代中国现代诗歌新思考

巴赫金的复调理论以独特的方式构建了一种新型的文学分类法和“动态”的文学史模式，它以“独白的文学”与“复调的文学”相对照，把作品里的声音由“独白”到“复调”的变化，作为传统文学与现代文学的区分。这种文学史分析模式为我们提供了一种考察20世纪20-40年代中国现代诗歌的新思路。依循这种思路，我们发现原有的分析系统可能既缺乏准确的把握力度，也存在一定的漏洞。事实上，20—40年代中国现代诗歌并不是“线性地”从象征主义发展到现代主义，而是存在着“独白的诗”和“复调的诗”的杂错与对话。前一种诗以李金发、戴望舒、卞之琳等为代表，他们的诗是个人的“心灵史传”，反映着诗人个人生活中的一系列“精神事件”；后一种诗以鲁迅（《野草》）、穆旦为代表，他们的诗是分裂世界中的思想对话，是把主体推向他所在的世界，推到他的对立面，通过对话性描写，展示比主体世界更为丰富的“生存全景图”。两种诗歌既分属不同的系统，又统一在相同的对空。二者的共存和对话，说明中国现代诗歌“共时”地展现着传统的文学气质和现代的文学心声，透露出20世纪中国文学仍属“转型文学”的信息。     

当济慈与穆旦相遇—两颗诗心的契合

穆旦以＂创造性翻译＂为原则而译济慈诗歌。他与济慈惺惺相惜的诗才绽放,命运相近的机遇,使他以＂诗＂译济慈诗歌时,两个诗人的诗心碰撞,完美契合。     

论穆旦诗歌中的“自我”意象

穆旦是"九叶诗派"的代表诗人。他的诗中充满着对自我和社会的拷问。人的内心困境和中华民族的苦难与希望是他诗歌的主体。他那"丰富而又丰富的痛苦"是九叶诗人共同的人生体验和时代感知。穆旦深受西方文化的影响,并结合自身独特的人生经历凝炼出一个现代的"自我"意象。文章将通过穆旦诗歌中最富代表性的"自我"意象进行综合性解读,通过结合穆旦的人生经历,分析"自我"意象的形成及内涵,以此更好理解穆旦诗歌中的真正意义,探寻诗人的内心世界。     

论穆旦青春期写作的现代性意义

穆旦的新诗写作是真正意义上的现代汉诗写作,具有重要的现代性意义。他在新诗现代性建设上的贡献主要在“现代主义”和“颓废”上。穆旦的“爱国”和“苦难”写作具有较多启蒙功能和宣传价值。他的青春期“快感”甚至“肉感”写作,即“颓废写作”和“情色写作”具有较大的抒情功能和治疗价值。穆旦研究存在道德化和意识形态化现象,有必要还原一个真实的“诗人穆旦”。他的现代性远远多于现实性,他的西方性完全大于中国性。     

"归来"诗群与穆旦、昌耀等人的诗

20世纪70、80年代一批被迫放弃过写作的中国诗人的“归来”,既意味着社会体制与文艺观念对历史存在的重新接纳,也象征着中国诗歌的死而复生。这些诗人从“说真话”出发,以真切的个人经验见证了时代的错乱和灵魂的挣扎,修复与重建了人与诗的尊严,给中国诗歌史留下了无以替代的特质。其中,穆旦与昌耀等人的诗歌成就,尤其值得关注。     

“伤悲的欢乐”之歌——荷尔德林的诗歌《还乡——致亲人》阐释

《还乡——致亲人》是德国浪漫主义诗人荷尔德林的著名诗歌。通过对此诗的解读,可以透视诗中“伤悲的欢乐”的神秘面纱,也可以体味到诗人哲学式的诗歌写作风格。诗人把返乡的原初地定在了“阿尔卑斯山”,体现了一种隐秘的宗教语境,隐含着西方宗教文化的神性／诗性话语;诗人此次“返乡”之举不仅仅是一次实地意义的返乡,而更应看做是一次精神（主要体现为神性或诗性）意义的返乡。     

高阳说诗:是以诗证史还是借诗造史──以“董小宛入宫”为中心的讨论

《高阳说诗》是高阳的诗学代表作，曾获学术界很高评价。高阳说诗师法陈寅恪，注重以诗证史，以史说诗，这是传统诗歌考据学在现代的新发展。本文试图揭示高阳说诗与陈寅恪说诗的渊源关系，并试图通过两者之间貌同实异奇特关系的比较剖析，来探论诗歌考据学应有的学术方法、学术规范、学术性格及其现代型态。高阳私淑陈寅恪的直接证据，共有四条：（一）虽然，高阳写旧体诗的老师是“台湾首席诗人”周弃子（学藩）先生，在《高阳说诗》（增订本）序中，也说过“我在诗上的一点浅薄功夫，无论是‘作’还是‘话’，都颇得周弃子先生的教益。”…     

陶渊明诗两首译注析

【写作时间】本诗写于晋孝武帝太元四年（379年）。陶渊明15岁。钟优民先生指出：“细味其诗,疑系渊明早年自况之作。”（见《陶渊明论集·陶渊明的咏怀诗》）又,诗中称“年始三五间”,即15岁。诗人54岁所写的《怨诗楚调示庞主簿邓治中》诗中有言“结发念善事”。“结发、总发,指15岁（逯钦立先生校注《陶渊明集》第50页）”。     

艺术精神与酒文化精神的密切契合──兼论陶诗与酒

艺术精神与酒文化精神的密切契合──兼论陶诗与酒王守国（河南省社会科学院文学所）诗与酒关系的源远流长、水乳交融是一件显明的历史事实，以至于前人有“听说诗人都解饮”（陈声暨《病酒吟》）之说。但长期以来，对诗酒关系的研究却存在着一种误解，即不少论者都把两者...     

诗坛巨擘 词林宿望——明代蒙阴诗人公鼐

诗坛巨擘词林宿望——明代蒙阴诗人公鼐李芳元一公鼐（１５５８—１６２６），字孝与，号周庭，谥文介，蒙阴（今山东蒙阴县）人，是明代万历年间一位颇具影响的诗人。朱彝尊在《明诗综》中对他作了高度的评价：“诗于万历，则三齐之彦，吾必以公文介为巨擘焉。”王士礻真...     

高格·雅致——读钟家佐的山水诗

诗贵意境，诗贵境界，“有境界自成高格，自有名句”（王国维《人间词话》）。从诗歌创作实践看，有才能的诗人莫不在意境上下功夫。《醉石斋诗稿》（广西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８年８月版）汇集了钟家佐５０个春秋的得意诗作，全书５００余首，有诗有词有联，有吟有叹有唱，有情有景有志，写景绘声绘色，穷尽其形，言志富于哲理，情深意长。一气读完《醉石斋诗篇》，重又从头细细玩味其中的山水诗，好像跟着作者进行了一次愉快的长途旅行，从“半月疏星引路”的小山村，到“鹅毛小雪逞余寒，难掩春光弥漫”的北京；从山水甲天下的桂林，到“赤日…     

宋诗“平淡”美的理论和实践

（一）宋人“平淡”诗况是与梅尧臣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梅尧臣“作诗无古今，唯造平淡难”①的诗句是宋人“平淡”诗观中的经典表述。关于梅尧臣“平淡”诗风的主张和实践应从其与“西昆体”为代表的宋初诗风的比较中去把握。来人有一段关于梅尧臣诗歌地位的精辟之论：“去浮靡之习，超然于昆体极弊之际，存古淡之道，卓然于诸大家未起之先。”②这“古淡”是梅尧臣自己的主张，欧阳修有诗载：“子（梅尧臣）言古淡有其味，大羹岂须调以养。”③“方谈”也是其他诗人～致推尊的境界。如欧阳修认为“辞严意正质非俚，古味虽淡醇不薄。”④苏舜…     

“对峙中的统一”与“深刻的思想积淀”──也谈中国当代新诗现象

发展着的当代诗歌（或称中国“现代诗歌”），展示出非常复杂的诗学命题现象。诗歌界出现的众多的“流派”名称，更大的意义上，是诗人们对中国现代诗歌进行探索而提出的特殊命题；朦胧诗以后的诗歌理论与实践，都具有交错性和互容性。诗歌的写作由过去的精神压抑向精神的自由释放发展，因此诗歌的内涵意义由浅薄向深刻发展，诗歌的语言形态白“千人一面”、“言不由衷”向诗歌话语的个性化发展；“诗”，真正变成为“诗”，而再不是具有语言美的“意识形态广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