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才常日本之行考辨

唐才常１８９８（戊戌）、１８９９（己亥）年间是一次到日本，还是二次到日本，在 日本时有无会见孙中山？现有材料多为回忆录，歧异较大。本文根据唐才中１９００（庚子） 年供词，以及当时人的日记等材料加以考辨，认为唐才常日本之行时间为１８９８年，其间不 可能与孙中山会面。     

义和团运动时期日本的对华政策：以杉山彬事件为考察对象

杉山彬是日本驻华使馆书记官,在义和团运动时期被甘军所杀。日本在运动初期因各国对此反应冷淡而低调处理杉山彬事件。八国联军侵占北京后,日本政策发生转变,主动提出杉山彬条款并载入和约。此后日方向清廷推荐那桐作为使节东渡,利用使团访问之机,拉拢款待并配合考察现代设施。日方的策略取得了一定成果。通过对杉山彬事件的考察,可以揭示日本对华政策之变化,进而全面理解当时中日关系的复杂性。     

《井上雅二日记》与中国国会史实考

最近,笔者有幸得到日本东京大学教授近滕邦康整理的、东京大学法学部近代日本法政史料中心所藏《井上雅二日记》及其卷末的有关记述.日记从明治三十三年五月到八月,对唐才常自立军起义前后的情况多有记叙,保存了许多重要资料.井上雅二(1877-1944年),日本兵库县人.1898年7月以东亚会干事身份来中国游历,在北京碰上戊戌政变发生,帮助王照和梁启超脱险出     

改良与革命之间唐才常的自立与反清思想

唐才常在湖南维新时就有了自立思想.戊戌政变后,他逐渐抛弃和平改良幻想,组织了自立军起义,但其纲领仍提勤王保皇老调.因此,对唐才常思想的评价众说纷纭.本文认为对唐才常的思想和自立军仅以保皇或革命来定性,不免片面.唐才常的思想既保留了保皇或勤王的旧痕迹,也开始具备了反清革命的新特征,总体上讲处于由改良到革命的过渡状态.     

自立军事件与唐才常

唐才常是近代一个值得注意的人物。他一生最主要的活动是1900年在汉口领导自立军起义,因事败身亡。对自立军事件的性质,过去或认为是“反动的勤王运动”,或认为是“戊戌变法余波”,或认为“基本属于资产阶级革命”,因此对唐才常也有“反动”、“改良”和“革命”的不同评价。这些看法,大抵都是从事件与清廷的关系立论,而自立军事件和唐才常活动的意义并不能由此得到合理说明。我认为,只有围绕中国十九世纪末的时代中心问题—革命和改良的关系进行考察,才能作出对自立军事件和唐才常这个历史人物的正确评价。     

晚清两湖士林风气的特点

较之人文萃集的京师地区和学术昌明的江浙一带,深处内陆堂奥的两湖在清代前期,其认知水准和学术风尚,都是难为天下先的.自明清之际的王船山这座高峰过去之后,两湖没有特别突出的学人,也鲜见丰碑式的学术作品.这种状况到鸦片战争前后才出现了转折.以魏源复兴今文经学,打破覆盖两湖思想界的汉学的僵硬板块为先声,接着是曾国藩"湘乡派"士风,张之洞中体西用论的兴起,然后是谭嗣同、唐才常充当着激进维新派的弄潮儿,到黄兴、陈天华、宋教仁为代表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集团的形成.两湖士林在嬗进中,峰峦迭     

论康有为庚子广西勤王战略

戊戌政变后慈禧太后大权独揽,倒行逆施,废除新政,并力图废弑光绪帝另立新君。这一切使康有为痛心疾首,誓与慈禧“伪临朝”势不两立。他们认识到在敌人掌握强大武装和国家机器的情况下,要救出光绪帝继续维新事业,非发动武装勤王不可。早在1899年春,康、梁即与唐才常共同创议武装勤王,是年秋,唐才常在日本与维新派、革命派人士广泛联络,共同商定利用会党在长江流域发动武装起义的战略。11月间,唐才常、林圭等纷纷回国,在上     

康有为一派对陈宝箴父子政治态度的误解与夸张

陈宝箴、陈三立父子与康有为、梁启超、唐才常等人不属于同一政治派系。在戊戌变法期间,康有为一派对陈氏父子的态度前后有三变。由于御史黄均隆的错误举报,慈禧太后误以为陈宝箴曾保举过康有为,以"滥保匪人"、"招引奸邪"的罪名将陈氏父子革职,康有为等人也由此误以为陈宝箴曾保举过康。康、梁在日本大力宣传陈氏父子在变法期间对他们的支持;并在庚子事变时,宣称陈氏父子是他们的依靠力量,而陈氏父子并没有参加唐才常、梁启超等人在庚子年间的政治活动。     

唐才常论

唐才常(1867—1900)是资产阶级维新激进派领袖人物之一。以往对他的研究,多限于戊戍以后与自立军事件有关的活动。本文则试图对唐才常的生平,思想及历史地位作一比较全面的评述,以求教于大家。     

近代日本英法驻屯军撤军问题探微

1863年,英法军队借"保护"居留地外国人安全之名,进驻日本横滨;明治维新后,日本新政府多次与列强商议撤军问题未果.直至1875年,英法两国"突然"主动向日方提出撤军.本文试图对英法两国从日本撤军的历史背景、交涉过程、撤军原因等问题做一实证性的分析和考察,进而探讨外国驻军的性质与影响.     

建国前后上海旧式社团的清理整顿——兼论基层社会统治权威的转换

上海解放后,新政府实现了对该地区的接管。然而,基层社会管理的主体并未因此而转换。究其原因,主要是因为基层社会的管理权掌控在传统民间统治权威手中。旧式社团的存在为基层统治权威提供了组织基础和活动平台,延续了其社会价值。为此,新政府在1950年代对旧式社团进行了持续清理整顿,最终实现了基层社会控制权的平稳转换。     

清末留日学生的政治倾向

一甲午一役,老大中国败于蕞尔岛国日本,这个结局对中日两国的未来都有深远的影响。仅就中国而言,在饱经西方资本主义列强的侵略之后,从此一海之隔又多了一个欲壑难填的强悍邻国,惟我独尊之梦,至此憬然猛醒。许多忧国忧民之士震惊于日本的崛起,钦慕其强大,从而提出向日本学习的课题。接踵而来的维新运动中,维新派和部分洋务派官员始建议向日本派出留学人员。“百日维新”的受挫和随后不久的八国联军侵华战争中国的惨败,使许多     

论张之洞与维新派之关系

<正> 张之洞在维新运动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他对维新派赞助甚力又连生纠葛,二者关系扑朔迷离。以往论著多取政治视角,囿于派别成见,以洋务与维新两派的政治搏斗立论,从而抹煞了张之洞在维新运动中所起的积极作用。这似乎缺乏历史感。本文着重从人际关系、心态分析和学术论争等角度来考察他们之间的关系,管窥蠡测,冀求批评教正。一维新派的同路人张之洞与维新派结缘有其历史渊源和思想基础。早在甲午战前,他就以捐赀广学会翻译出版西书而著称,更以对外主战和兴办洋务的恢弘气度赢得了许多仁人志士的景仰。讲求变法的杨锐、夏曾佑和汪康年等人相继入张之洞幕;刘光第也“时时想闻风采”。梁启超称张为“今世之大贤”,主张“力赞芗帅”(之洞别称)。甲午战争期间,     

抗战时期重庆的钢铁工业

一、抗战前我国的近代冶金工业 19世纪90年代,清朝湖广总督张之洞于武汉建立汉阳钢铁厂,是为中国近代钢铁工业之开端。嗣后则为日本资本占有而告终。     

近代日本的"秩禄处分”与"士族授产”

1868年日本开始明治维新以后,旧封建士族在政治和财政上都成为新政府的负担,甚至危及新政权的存亡.为此,新政府相继采取"秩禄处分”与"士族授产”两项政策,成功地完成了对士族阶层的改造."秩禄处分”与"士族授产”是相辅相成的,并为日本近代社会的转型创造了积极因素.但这两项政策并没有从思想意识上改造士族,因而又具有阶级的局限性,为尔后日本的军国主义留下了思想上的根源.     

清末张之洞的路政经济思想

广义的路政,应包括诸如铁路、公路、邮路、航路等.这里仅仅是谈清末的铁路路政.张之洞的路政活动主要是筹划兴办铁路,这也是其经济活动的重要内容之一.本文试图通过对张之洞路政活动的概述,考察清末路政的若干特征,分析张之洞的路政经济思想,从一个侧面探讨张之洞经济思想演变的轨迹.     

樊锥及其遗著

戊戌变法时期,湖南是全国最富有朝气的一省,也是新旧势力斗争最为尖锐的一省。在资产阶级维新派中,谭嗣同、唐才常而外,樊锥的思想也是最为激进者之一。樊锥(1872-1906),字一鼐,号春徐,亦作春渠,后复易名诚亮,亦作诚量,亡命日本时,曾名时中,湖南邵阳人。家贫,少读于长沙城南书院,中光绪丁酉科拔贡。1897年,谭嗣同、唐才常等在长沙组南学会,他立即在邵阳设立分会,任会长,并手订《章程》,主张:“一切拘墟狭隘之见,概宜屏除”;“本会为大众身家性命起见,力除一切浮华     

张之洞的早期治学观评略

张之洞是晚清著名的洋务派大官僚。对张之洞在政治、经济、军事、文教等方面的作用和影响已有不少论著谈及,但对张之洞早期治学观的探讨性著述则不多见,本文试图对此作一粗浅探讨。 1873年,时年36岁的张之洞任四川学政。1875年春天,在整顿川省科举积弊之后,创建了尊经书院,于公务之暇常到书院讲学。在教学实践中,深感“蜀中人士聪敏,解悟向善,好胜不膠已见,易于鼓动,远胜他省。”如能引伸触长,异日必有可观。为此,写了《輶     

论张之洞的洋务思想

张之洞是晚清著名的洋务派大官僚。他服官40余年,几与光绪朝相始终,迭膺疆寄,海陟纶扉,“宣勤最久,勋望卓著”,在清末枢臣疆吏中鲜有与之相埒者。张之洞一生政绩斐然,但主要是致力于洋务运动。他是洋务运动后期的主要代表,其活动涉及经济、军事、文化、教育、外交、政治等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规模之大、包罗之广、作为之多,堪与李鸿章相颉颃。由于张氏长期身居要职,他的洋务思想对清王朝的统治决策,对晚清政局,对洋务运     

清朝末年刑法的现代化

清朝末年 ,以沈家本为首的法理派和以张之洞为首的礼教派在修改刑法过程中产生了激烈的斗争 ,终于初步建立了现代化的刑法体系。但是 ,由于礼教派的反对 ,刑法的现代化不彻底 ,保留了较多的封建残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