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迁“成一家之言”被冷落的原因试析

司马迁“成一家之言”被冷落的原因试析俞樟华司马迁在《报任安书》中直言不讳地提出，他写《史记》的目的，是“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在《史记·太史公自序》中，他又一次明确地说，他写《史记》是为了“拾遗补艺，成一家之言”。可见“成一家之言...     

身份与言说：太史公、中书令与《史记》书写——以《文选·报任少卿书》篇首异文为中心

司马迁详述作史缘由的《报任少卿书》,是《史记》接受史上的一篇基础性文献。然而后人疏于辨识的是,信中自称太史公的司马迁,实际身份却是“尊宠任职”的中书令。身为中书令的司马迁对武帝颇为忠诚,这也影响了《史记》的颂汉书写,但由于中书令为时人所轻,故司马迁更愿以在史官文化传统中颇为人重的“太史公”自称。《汉书·司马迁传》在标举司马迁中书令身份的前提下,径行省去篇首“太史公”一语;萧梁时期,太史公的文化身份得以凸显,故《文选·报任少卿书》补录了与书信内容相呼应的“太史公”一语。《汉书》之省与《文选》之录,皆未能体察中书令司马迁自称太史公的内心隐曲。     

《史记》小考

司马迁的《史记》最初没有固定的书名,或称《太史公记》,见《汉书·杨恽传》;或称《太史记》,见应劭《风俗通》卷二;或称《太史公书》,见班彪《略论》和王充《论衡》。司马迁马书时也常用“史记”一词,如《周本记》中有“太史伯阳读史记”,《十二诸侯年表》中有“左丘明国孔子史记”,《六国年表》中有“史记独藏周室”。可见“史     

《史记》的残缺、断限和增补

我们知道，现存的《史记》绝非司马迁《史记》的原貌。这个问题最先提出的人是东汉的卫宏。因为他在《汉书旧仪注》中说过，“太史公作《景纪》，极言其短及武帝过，武帝怒而削之。”《太史公自序》云：“凡百三十篇，五十二万六千五百字。”而现存的《史记》却比原书要多将近三万字。     

司马迁生于汉景帝中元五年考

关于司马迁生年的史料现存两条: 一、《史记·太史公自序》:“五年而当太初元年”句下,唐张守节《正义》云:“案迁年四十二岁”。依此推算,司马迁当生于汉景帝中元五年(前145)。二、《史记·太史公自序》:“五年而当太初元年”句下,唐司马贞《索隐》引晋张华《博物志》的佚文:“太史令茂陵显武里大夫司马迁,年二十八。三年六月乙卯     

浅谈《史记》的讽刺艺术

司马迁具有高超的讽刺才能,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司马迁是我国古代传记文学作家中的讽刺大师,他的《史记》也是具有卓越讽刺艺术的巨著。司马迁在《太史公自序》中,曾假设有人非难他写《史记》而辩解道:“余闻之先人曰:‘……《春秋》采善贬恶,推三代之德,褒周室,非独刺讥而已也’。”这是说,《春秋》除了刺讥以外,也有褒,他要学习褒的一面,来光汉家之“明圣盛德”。     

司马迁生年探源

关于司马迁的生年,经过历代学者的考证、争论、筛汰,形成了两种流行的意见。 其一是根据司马迁《史记·太史公自序》“迁为太史令”句下唐·司马贞《史记索隐》注引《博物志》:“太史令茂陵显武里大夫司马(迁),年二十八,三年六月乙卯除,六百石也。”按照这条注释所示元封三年(公元前一○八年)上推二十八年即汉武帝建元六年(前一三五)乃司马迁的生年。 其二是根据司马迁《史记·太史公自序》“五年而当太初元年”句下唐·张守节《史记正义》注“迁年四十二岁”。按照这条注释,从武帝太初元年(前一○四)上推四十二年即汉景帝中     

试谈司马迁对人物的褒贬

司马迁是一位才识卓荦的史学家和文学家,他在《史记》中充分运用文学描写方法表现历史人物,通过众多历史人物的活动形象地显现出历史面貌。《太史公自序》:“夫《春秋》,……明是非,定犹豫,善善恶恶,贤贤贱不肖。”这虽是就春秋说的,实际也是他自己写作《史记》所遵循的准则。《史记》中的“本纪”、“世家”、“列传”,都是专写人物的。由于司马迁对人物的事迹作过多方面的了解、调查,又能秉笔直书,“不虚美,不隐恶”,并于其中倾注着自己饱满的感情,因此在     

司马迁评商鞅探微——兼论《史记》“太史公曰”的独立价值

司马迁在《史记》中分别为先秦法家的商鞅、韩非、李斯列传并作评价。对韩非和李斯,司马迁在批判的同时还表现出了一定的同情。而对商鞅,司马迁则是矛盾的。一方面是《史记·太史公自序》《秦本纪》和《商君列传》正传中对其历史功绩的充分肯定,另一方面却是《商君列传》的"太史公日"中不能抑制的苛责和怒斥。之所以如此,一方面在于李陵事件对司马迁身心的影响,另一方面是《史记》"太史公曰"独立价值的体现,同时也是儒法两家思想在司马迁身上合而未融的反映。     

有关司马迁及《史记》种种

一《史记》作者司马迁的生平司马迁,字子长,《史记·太史公自序》、《汉书·司马迁传》均无“字”,此始见扬雄《法言·寡见篇》及《君子篇》。今陕西韩城人,《自序》云:“迁生龙门。”《汉书·迁传·颜注》:“龙门山,其东则在今     

《史记·屈原贾生列传》“太史公曰”发微

“太史公曰”是《史记》中司马迁评价历史人物与事件的标志之语。学界对《史记·屈原贾生列传》“太史公曰”的理解仍存在着歧义,而如何理解这一问题涉及到如何认识司马迁对屈原的态度问题。结合屈原的作品和司马迁的思想,可以看出,其传赞高歌了屈原热爱故国、坚守高洁和追求美政的精神。传赞还反映出,司马迁对屈原的认识也受到贾谊的影响,但最终经过反思,仍然肯定了屈原殉国的崇高精神。     

从古书体例辨“论大道则先黄老而后六经”

班固对司马迁“论大道则先黄老而后六经”的总体评价,因将司马迁与其父的思想混为一谈而颇受指摘。晚近学者以为,《史记》中表现了道家思想倾向,故有班说。但这种解释较为笼统。本文从古书体例的角度进行研究,认为《太史公自序》承载着《史记》叙录的功能,并且是一篇以司马迁和司马谈为主要人物的合传。《论六家要指》一文具有“经说”体的结构特征,极有可能是司马氏父子的合著。由此得出的结论是,《论六家要指》是《太史公自序》中一个不可缺少的有机部分,它反映了汉初思想的总体状况和司马迁的家学渊源,是对《史记》的创作产生深远影响的理论起点。所以,从古书体例来看,“论大道则先黄老而后六经”用在司马迁身上,不失为一个正确而又精当的论断。     

司马迁写《史记·太史公自序》为自己树碑立传——论自传体文学成熟的标志

本文从文体论的角度,阐发《史记·太史公自序》是司马迁的自传.它的问世,标志着自传体文学样式在西汉时已经成熟.因为司马迁在自传中,选择了典型的材料表现自我,塑造了一个政治家、思想家、史学家、文学家集于一身的自我形象.司马迁的自我形象,具有伟大崇高的个性人格特征.他的理想、气质、情感无不打上那个时代的烙印.司马迁的《太史公自序》,在自传体文学发展过程中,占有开创的地位,对后世自传体文学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浅说《史记》书名

两千年前,在我国汉代产生了一部具有世界影响的历史巨著——《史记》。鲁迅先生誉之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史记》是司马谈、司马迁父子共同创造的史学硕果。其宗旨是“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史记》原名《太史公书》。“太史公”究竟作何解释,其后又为何演变为《史记》书名,这引起历代学者的思考与探索,但始终没有得到令人信服的答案,成了历史之谜。笔者想就以上问题,在“网罗天下旧闻”的基础上,谈谈个人管窥之见。     

《史记》断限考略

《史记》断限,是学术界两千年来一直争论不休的一个问题。本文从《史记》的成书过程和司马迁的历史方法论这一角度,考察《史记》断限。一、《史记》的两个断限计划《太史公自序》三:“于是卒述陶唐以来,至于麟止,自黄帝始。”又云:“太史公曰:余述历黄帝以来至太初而讫,百三十篇。”这两段话是自相矛盾的,因上限和下限都各有两个断限。于是引起了后世学者的争论,焦点集中在下限上。梁启超认为《自序》末段“太史公曰”云云是后人窜入的。其理由是:“同出《自序》一篇之中,矛盾至此,实令人     

司马迁心态矛盾的构成与作用

司马迁的内心是个不平静的世界,激荡着种种矛盾冲突,一部《史记》就是他心态矛盾交织而成的。因此,细究太史公之心,剖析他的心态矛盾,对于探寻《史记》的思想精神,把握司马迁的骚人之情,是必不可少的.笔者试对这一问题作点阐述。     

“太史公曰”与新闻评论倾向性

《史记》中的“太史公曰”对所述人物、事件、故事等评论对象发表议论,以言简意赅、画龙点睛而成一家之言,司马迁的个人倾向性表露无遗。本文着重论述了“太史公曰”与新闻评论倾向性之间的关联。     

司马迁的李陵之祸与发愤著书说

“受天下之瑰丽与泄天下之拗怒。”这是近代进步思想家袭自珍在《送徐铁孙序》中所标举的文学作品的最高境界。司马迁的《史记》正是臻于这样境界的一部伟大著作,他的“发愤著书说”也是这种理论的先驱,在中国古代文学批评史上构成一个光辉的传统。《史记》是我国古代,特别是西汉统一的封建大帝国建立以后政治、经济、文化高度发展的产物,是各种社会矛盾冲突激荡的时代强音;也是作者丰富的学识,卓越的才能,特殊的经历,坚强的意志,与广大被压抑、求进步的人们共呼吸、同命运的心血结晶。在《太史公自序》中司马迁总结前人的著作规律与自己写《史记》的经验道: (天汉三年[前九八年])太史公遭李陵之祸,幽于缧绁。乃喟然而叹曰:“是余     

论司马迁“遭李陵之祸”前后的思想演进

司马迁著成千古传世之作《史记》,其原因前人已经作过许多探讨,太史公自己的《报任安书》更是早已剖明心迹。本文在前人研究基础上,试图从现有材料出发,挖掘人所未发,列论人所未论,对太史公“遭李陵之祸”前后的思想历程进行一次梳理,找到其思想演进的深刻原因,最终说明《史记》正是太史公思想历经磨难“蚌病成珠”的结果。     

司馬迁生年考

<正> 《史记·太史公自序》:“(司马谈)卒三岁而迁为太史令,紬史记石室金匮之书,五年而当太初元年”这段话,后人有两个重要的注。“迁为太史令”司马贞《索隐》:《博物志》:太史令,茂陵显武里大夫司马迁,年二十八,三年六月乙卯除六百石。“五年而当太初元年”张守节《正义》:案:迁年四十二岁。这是考查司马迁生年的两条宝贵资料,可惜从两条资料得出的生年却不一致。据《正义》,太初元年“迁年四十二岁”;自太初元年(前104)逆推四十二年,则司马迁生于汉景帝中元五年(前145)。王国维《太史公系年考略》从之,后之治《史记》者多从其说。但据《索隐》,“三年”为汉武帝元封三年,时司马迁“年二十八”;自元封三年(前108)逆推二十八年,则司马迁生于汉武帝建元六年(前135)。从此说者亦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