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蓝更替 风骚各领——鲁迅小说和吴敬梓《儒林外史》

“民族文学在世界性文学交流中的历史抉择”,当然是个诱人而具兴趣性的大题目;它究竟能否做出“一体化世界文学是文学未来的唯一归宿”的文章,却“终究也是一个假说”。因此,说“总体文学时代”就“是各民族文学在各自传统基础上的多元的发展趋势及其在交流中融为一体的趋势之间彼消此长的时代,”①这个结论被历史确认的时代远远没有到来;也     

简析日本平安时代女性文学及其成因

平安时代是日本文学文化活动最为兴盛的时期 ,这一时期女性作家的活跃则成为日本乃至世界文学史上一个罕见的现象。日本平安时代女性文学的主要作品及其特征 ,应从日本平安时代的摄关政治与女性文学之间的关系入手 ,在政治、文化和文学形式三个方面 ,研究日本平安时代女性文学的成因。     

上海“孤岛”时期文学翻译的发生与建构——以《西洋文学》杂志为讨论对象

《西洋文学》是上海"孤岛"时期创办的一份纯文学翻译杂志,它在抗战时期文学翻译史上的角色和地位不容忽视。既往对《西洋文学》的研究大都聚焦于译介内容的介绍,而对杂志的价值取向、译介主题与译介重点呈现出什么特点,它们如何受到"孤岛"政治与文学地理的影响,则缺乏必要的讨论。"孤岛"时期,《西洋文学》给予了文人译者"文学书写"的自由与想象,它不仅是一个表述"自我"的话语空间,也是一个张扬时代政治的文学场域。《西洋文学》的译介有效地演绎了在"孤岛"政治与文学话语秩序影响下的文学翻译的生产、流通和接受特点,忠实地反映了"孤岛"的政治文化与文学地理对文学译介的主动干预,也体现了译介主体对其历史境遇的自觉把握。     

多学科视野中的科举制

科举制对中国社会历史和传统文化的影响至为重大,它的兴衰也与中国科举时代的政治、教育、文学、社会、文化等方方面面紧密相关。因此,"科举学"可以成为研究中国历史文化的独特视角。从科举政治、科举教育、科举文学、科举社会、科举文化等多学科视野观察,可以更清楚地看出科举制在传统社会的中心地位,及废科举的深远影响,从而进一步认识"科举学"研究的重要意义。     

论沈从文的政治观

<正> “文学是可以帮助政治的,但用政治来干涉文学,那就糟了”这个伴随着沈从文坎坷延宕近半个世纪的沈从文的文学宗旨,经受时代的汰涤,现在看来是那样的璀灿奇目,它说明沈从文的文学创作并没有脱离政治,只是对帮助何种政治另有选择;同时暗示他的创作遵循和维护文学艺术的特点和规律.然而,文艺界已经约定俗成了的对沈从文政治观的一般看法,严重阻碍了当今社会人们对沈从文作品的认识和接受,因此有必要对沈从文的政治观重新作一个完整的、历史的探讨和印证.     

人的觉醒与文的自觉——重读鲁迅《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

该文围绕鲁迅提出的“曹丕的一个时代可说是‘文学的自觉时代’”的观点,着重探讨鲁迅如何抓住时代特点,沟通历史与文学的关系,阐明时代潮流与文学的价值取向,从而揭示文学发展的规律。其意义不仅指出中国文学发展到魏晋出现一大转折的历史现象,而且由此拓宽了魏晋文学的研究层面,为中古文学的研究开辟了一个新的领域。     

《尚书》记言对先秦诸子散文的文学影响

作为先秦说理散文成就的体现,诸子散文在很大程度上从哲学、历史、宗教著作中脱离出来,具有了鲜明的文学特征。而其成就的取得,除了得益于春秋战国时代的特殊政治、文化环境外,也与前代的文学影响密不可分。如果没有《尚书》记言文的成熟,也就不可能出现诸子散文的繁荣局面。从论点和论证结构的鲜明严谨、论据和论证手法的生动形象、对话与人物形象的塑造、感叹词的使用与人物个性色彩的表现四个方面,具体揭示《尚书》散文对诸子散文的文学影响,说明诸子散文所取得的辉煌成就、其所以能够开创一个散文辉煌时代,是与对《尚书》散文的学习借鉴分不开的。     

关于中古文学的几个问题

中古是个动乱和分裂的时代,门阀士族统治的时代,儒家思想表落、老庄和佛学思想大兴的时代,是个思想解放、文化发展、文学艺术繁荣的时代,又是黑暗腐朽却又充满活力的时代。中古文学正产生在这样一个历史时代之中。中古文学在中国文学独立化的道路上占据着特殊的位置,它为中国文学提供了丰富的创作经验、复杂的文学现象和巨大的文学理论遗产,从宏观角度研究这一文学历史时代的文学发展特点,总结中古文     

《拉格泰姆时代》:向历史意义的回归

美国后现代小说家多克特罗的小说《拉格泰姆时代》,以历史事实与虚构故事相互交织,构筑了一个历史人物与虚构人物的共同世界;使文学政治化,政治历史化。它表现了历史人物和虚构人物都被无法控制的经济和政治力量所异化的命运,也讲述了一段作为拉格泰姆音乐撰写的历史,从而构成了一部节奏明快的新历史主义小说文本。     

论当代文学独特的时间顺序与空间结构——兼谈当代文学史的时空关系处理问题

当代文学没有时间上的优势,它的当代性、开放性,使其有关叙述在时序上较多地关注现实和未来,显现出为其他学科所没有的“预设”性的特征。而从空间结构来看,它的两岸三地的复杂构成,日趋强化的外部国际背景以及与时代政治紧密联系的内部一体化机制,在给文学叙述增饰浓重的非文学因素的同时,也为当代文学独特的性格和历史的书写提供了可能。     

论晚唐杂文作家的社会地位及其写作动机

晚唐杂文,作为一个历史时期的文学现象,归根到底,不过是晚唐社会政治、经济等各方面社会矛盾在作家头脑中反映的产物,所以研究晚唐杂文,不得不首先研究它们的作者,研究他们和时代的关系。清人章学诚说得好:“不知古人之世,不可遽论古人文辞也;知其世矣,不知古人之身处,亦不可妄论其文也。”     

一切都是发展中的“过程”

我们应该把新时期以来的文学当作一个历史发展中的“过程”来看待;没有明显的开头,没有望得见的结尾,没有一种冥冥的力量在设计,没有一个至高无上的权威在指挥,没有一条笔直的路,也没有哪一个预言家能够对它的前途未卜先知。一切都根据时代的需要,按照文学艺术自身的规律发展:酝酿、冲突、积蓄、创新、调整、前进。“伤痕文学”写到一九八○年,人们不约而同地对它的肤浅、偏激、雷同不满了,就要给它增加理     

历史的理论历史的证明——《讲话》学习札记

<正> 理论总是历史的理论.任何理论的出现,总以一定的社会历史条件为依据,总与一定时代的政治、经济变革和文化状况、社会焦虑等联系在一起.文艺理论的产生也是如此,正如车尔尼雪夫斯基所说:“没有事物的历史,也就没有事物的理论.”毛泽东的文艺理论,是在中国特殊的历史条件下确立的中国文化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这一历史的理论,成为照耀我国无产阶级社会主义文艺发展的灯塔,它的科学价值、社会作用和深远影响,已被解放区文学的历史所证明.     

作为政治话语的1958年“新民歌运动”

1958年的“新民歌运动”是在新中国特殊的政治意识形态背景下出现的。从其开始之初,即没有按照文学特有的规律和轨迹向前发展。作为文学话语,它已经失去了文学所应具备的审美属性,但是作为政治话语,它却使得自身借助于文学话语的形象表达方式实现了意识形态的宣传策略。不仅如此,民歌所蕴含的丰富的民间意识形态,在以文学话语面貌出现的强大的政治话语面前被主流化。另外,民众的广泛参与也使“新民歌运动”以政治话语的身份参与到政治节日化的日常社会生活中来,从而显现着一个时代的生活特色和精神特色。政治话语借助于文学话语的力量巩固了当时的意识形态,但文学话语却陷入了尴尬的境地,久而久之,文学话语失去了独特的、永恒的魅力,政治话语也失去了在日常社会生活中所应有的积极力量。     

巴蜀文化与四川新文学作家

从文学发展史看,那些独具异彩且被视为各个时代的文学主流的作品,都是作家继承了本民族的历史文化传统,并与他们所处时代的社会生活相结合的产物。而一个民族的历史文化,又是由诸多的在政治、经济、地理自然条件、生产状况,风俗民情等因素基础上形成的地域文化所构成,表现出多种多样的独特的地域色彩和韵味,呈现出缤纷绚丽的风采。由于历史的机遇,     

海明威在西方文学发展中的历史地位

关于海明威,许多人说了许多话,写了许多文字。尊海明成为文体大师而确立其在文学发展历史上的地位,也许是国内外海明威研究者对他的最高评价了。而我却以为,仅仅确立海明威在文学发展历史上的地位是不够的;我们有可能,因而也就应该确立他在西方文学发展中的历史地位。经历了二千五百多年这样一个大的文学时代之后,西方文学从海明威那里开始了一个新的文学时代。     

“诗无达诂”文学观与西方现代认识

任何一个文学文本,都没有一个固定不变的明确意义,也没有一个固定不变的合理解释,它总是要在社会不断发展的历史变革中。被后来者根据自己的历史文化语境进行新的文学解释。     

从"中心"走向"边缘"--论王蒙文学观念的转变

王蒙的文学观念经历了由为“政治中心”时代立言到为“市场经济”时代注解的悄然转变。这种转变 ,一方面有着时代历史发展的原因 ,另一方面则导源于其求新、求变的文学理念。     

一个狂热时代的记忆--读重庆《跃进民歌》

重庆《跃进民歌》从艺术成就来说,几乎没有什么文学价值,而更多具有历史考古学的价值。今天,我们研究它,也主要不是着重它的文学价值,而是把它作为一个历史文化研究的范本,考察其蕴藏的有关重庆的丰富的历史文化内涵。     

论20世纪50年代的爱情观——以"百花文学"的爱情叙事为中心

对"百花文学"的研究不能仅仅是文本解读,要回到50年代的历史场域,探寻"百花文学"爱情叙事中存在的矛盾与尴尬."百花文学"表现的爱情观是50年代新中国爱情观念建构的一个重要部分.50年代的中国需要一种新的爱情观念,"百花文学"对社会主义爱情欲拒还迎的态度,注定了它尴尬的历史命运.在当今建构和谐文化的共识下,需要对历史进行必要的反思,进入作品和时代内部清理它们的复杂关系,拨开重重迷雾,廓清50年代的政治化的爱情观,重新认识"百花时代"的文学,也能对当今文坛提供一定的警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