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战国时期民族识别的实质

春秋战国时期民族识别的实质刘仲华据文献记载，我国古代民族识别产生很早，夏商时期就已有民族区分的观念和称谓，如《竹书纪年》、《尚书》和《诗经》中就有“夷”、“西戎”、“蛮”、“狄”的记载。殷虚出土的甲骨文和商周时期的金文，也有同样的字眼，而且已具有族称...     

论爨文化时期南中地区的夷汉民族融合

爨文化时期南中汉族移民的"夷化"和随之出现的"西爨白蛮"、"东爨乌蛮",是由夷汉民族融合形成的新型民族群体.探讨这一时期夷汉民族融合的历史背景、融合途径及其演变发展规律,对于认识我国历史上各民族之间的民族关系和民族构成,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理论意义.     

政治文明与"华夷之辨"

春秋时期区分华夏民族与戎、狄、蛮、夷等少数民族的标准是文化 ,而政治文明的发展程度是华夷之辨或曰华夷之防的本质与核心。华夏文明 (国家 )的率先形成是华夷之辨的历史起点 ,而文明的发展又推动着各个族属之间文化的趋同与心理的认同 ,并最终推动了春秋战国时期华夏民族与戎、狄、蛮、夷等民族集团的民族大融合。     

川西南彝族在唐宋时期的发展概略

唐宋时期是川西南彝族构成和发展的重要时期。在这个时期，土著乌蛮与迁入乌蛮相融合，形成川西南彝族的核心部分。东蛮、马湖蛮、虚恨蛮内的乌蛮逐渐与其范围内的大部分白蛮相融合，并与在其南边的土著乌蛮、迁入乌蛮共同构成了川西南彝族的主体。本文论证了勿邓与乌蒙通婚，勿邓部落是彝族，不是西番，勿邓没有南迁会无县、建昌城没有移到德昌境内，阿逼蛮是白蛮并逐渐融入彝族，栗粟蛮不是傈僳族，栗粟蛮和虚恨蛮与明代彝族木瓜夷是渊源关系，丰巴部落、泰国、苴伽部落与鹿、近代彝族的海里源关系。指出廓清道部落即三王蛮、东钦蛮即东钦部落、新安城六姓蛮即那部六姓。订正了史书记载中的错误。对众多部落、民族的分布、演变及是否属于彝族作了简要论述。对不少问题提出了笔者的独立见解，揭示了川西南彝族在这时期的发展情况。     

“蛮”、“越”关系浅谈

<正> 我国古代民族的形成,以及不同族系间的变迁、融合,是一个极为复杂的过程.早在春秋时期,中原民族对四外的少数民族即有夷、蛮、戎、狄之分;《礼记·王制》“东方曰夷,被发文身,有不火食者矣;南方曰蛮,雕题、交趾,有不火食者矣;西方曰戎,被发衣皮,有不粒食者矣;北方曰狄,衣羽毛穴居,有不粒食者矣;夷、蛮、戎狄的区分,是依据他们的生活特点而言的.梁启超先生在《中国历史上民族之研究》一文中,将古代民族分为诸夏组、荆吴组东夷组、苗蛮组、百越组、氏羌组、群狄组、群貊组.史前史学者徐旭生以为,把我国古史的传说时代加以总括看,我国古代三个主要的部族集团是华夏集团、东夷集团、     

以德怀远的磅礴唐风——管窥唐朝政权与西南、南部民族间的封贡现象

围绕其建立形成的礼仪规范和价值体系--"贡制",是贯穿中国封建社会始终的重要脊骨.西南与南部的少数民族众多,在历史上多被冠以"蛮"、"夷"的概称,它们在很早时期就展开了与华夏皇权间的朝贡活动.唐朝国力强盛,诸夷宾服,盛唐时期,与中国建立朝贡关系的多达"七十余番".故是出现"蛮琛夷宝,踵相逮于廷"、"四仪大小君长争遣使入献见,道路不绝,每元正朝贺,常数百千人"的兴盛场面.在当时的唐朝,经济、文化交流有乱花渐欲迷人眼的繁杂缤纷,但是都被一"贡"字强势地掩盖住了.尽管唐朝时期的"封贡"在数量空间上有了惊人的膨胀与延伸,从地理与文化心理上来说,它仍然是华夏中心意识的巩固和延续.     

中国古史的"万邦时代"--兼论先秦时期国家与民族发展的渊源与地理格局

“万邦”一词 ,不仅是先秦时期的学者们论述国家演变的通行观念 ,也是那个时期国家与民族分布格局的真实状况。“万邦”时代的邦国既包括中原地区先进的华夏民族国家集团 ,也涵盖了边远地区“四夷”族的众多小邦国及部落联盟。从历史时期中国的地理范围出发 ,确定“万邦”时代的地位与价值 ,对于先秦时期政治地理与民族地理的研究 ,对深入了解中国古代民族与文化构成的多元性与复杂性 ,以及探索历史时期中国国家与民族发展规律 ,都具有深远的意义。     

从南朝荆郢雍州侨、左郡建置看汉胡蛮的迁徙与融合

从南朝荆郢雍州侨、左郡建置看汉胡蛮的迁徙与融合张雄南朝时期荆、郑、雍州地区的民族迁徙与融合，是该地区汉民族形成历史过程中的重要组成部分①。荆、鄂、雍诸州包括长江中游及汉水流域的广大地区。东晋以来，由于遗民南渡，建置了许多侨郡。这些侨郡，“不依城土，多...     

云南解放前的民族教育概况

要研究民族教育问题,首先要了解它的历史。云南省是一个多民族省份,有二十五种民族,因而它的情况就更为复杂。本文就解放前的一些资料记载,介绍一下当时的民族教育状况。 云南的民族教育最早可追朔到汉晋时期,当时,云南一些少数民族就已开始了本民族的文字教育,据《华阳国志·南中志》记载,是时云南的少数民族(“种人”)中就存在着一一种“夷经”教育,其教材也称之为《夷经》,其教师则称“耆     

古夷族群的历史渊源与彝羌之羊密码解读

［摘要］论文首先从古夷族群的历史渊源着手，阐明在史前时期曾经存在过庞大的古夷系统和古夷族群。文中运用汉、彝古文献等资料诠释了“伏羲”、“炎帝”、“黄帝”及其玄孙“大禹”都属古夷族群里的名人而非神话传说人物。同时还阐述了古代无论是“六夷、七羌、九氐”还是其他部落他们都是从古夷族群中发展分支的，他们之间存在复杂的渊源关系，目前还不能简单地界定谁是谁的后裔问题。接着，用对比法就彝羌两民族在语言学、羊密码、服饰、习俗、乐器、宗教图画等七个方面的相近之处进行了比较研究。     

试论古代巴人发源于湖北长阳佷山

古代的巴族,是个能歌善舞、非常强悍的民族,他们在历史上对开发鄂西、川东有着重要贡献。他们创造的光辉物质文明和灿烂的文化,在祖国历史上有着绚丽的篇章。 古代巴族首领,名巴务相。史学家授予他崇高荣誉,称“廩君种”。他创建一个国家,呼“夷城”。以后,巴人又建“廩君国”,“巴子国”等国家。廩君种的后代,即巴族人在四川境内的部分称板楯蛮;南移湘西的部落构成武陵蛮一部分;先后移至鄂东的,东汉时称江夏蛮,两晋、南北朝时称五水蛮(见《辞海》221页“巴”条)。鄂西恩施地区土家族,是巴人后裔,他们记得祖先是居住在湖北长阳县。可见,巴人足迹曾至附近数省广大地域。     

汉唐时期诸“胡”考辨

汉唐时期,乃中国历史上汉民族与周边民族广泛接触和交往的时期。大量史升显示,当时所称的“胡人”,並非某一特定民族的代称,而是汉王朝四境之外,众多其他民族的泛称。“胡人”包括诸多民族,故其相貌彼此有别。但大部分“胡人”不同程度地具有高鼻、深目、多须髯的面部特征,其中西部的“胡人”尤甚。     

土司时期土家族原始婚姻形态残余探微

土司时期土家族原始婚姻形态残余探微朱世学土司统治时期，湘鄂川黔毗邻的土家族，虽较早地受汉文化的影响和冲击，但因“重峒重岭”、“地僻山深”，加之“蛮不出峒、汉不入境”的民族隔离政策，生产力发展依然十分缓慢，刀耕火种是当时赖以生存的主要耕作方式，“临渊捕...     

对比研究彝汉古文化的启示

一彝族和彝族语支各民族的先民是古夷人部族。古夷人的历史文化,比较完整地保留在彝族当中。远古时期,古夷人与古戎人、古羌人、古狄人、古蛮人、古苗人的各一部分在中原共同融为华夏的过程中,他们就共同创造了华夏古文化,即汉文化的前身。最早形成的华夏民族,其中古夷人的成分比重较大。古时的“五帝”,除黄帝是戎人、神农是羌人外,其他大部分为夷人。夏、商、周“三代”的主体族人,夏为夷,商为夷,周为戎。可见古夷人在远古时期,人数较多,影响较大。他们对中国的远古文明作过重要贡献。若就彝、汉古文化作对比研究,可以看清这…     

“和夷”诸解与我见

本文综述了对“和夷”的各种不同解释，提出了和夷是居住在蜀郡桓水以北地区的氐羌系统民族，“和”是当地民族语音，本义为“山”，与夷相连为和夷，与水相连为和水；桓水、氵我水是同一水的不同记音，即今大渡河，桓、氵我均是“和”的同音异写；和川是今天全河；和水、桓水、和川均是“自山而出的水”等见解     

苗族的图腾和盘瓠

1 我国为数不少的古代文献,都有苗族在历史上曾有过犬图腾崇拜的记载。晋干宝《晋纪》曰:“武陵、长沙、卢江郡夷,盘瓠之后也,杂处五溪之内。”北魏郦道元《水经注·沅水》称:“今武陵夷即盘瓠之种落也”。隋黄闵的《武陵记》载:“武陵蛮七月二十五日祭盘瓠”。唐《元和郡县志》道:“辰,蛮夷所居也,其人皆盘瓠子孙。”宋朱辅《溪蛮丛笑》说:“五溪之蛮,忤盘瓠种也。”《大明一统志》载;“辰之沅陵,壤杂苗僚,祖皆尊盘瓠。”盘瓠故事始见于东汉应劭的《风俗通义》,其后记述盘瓠文化的古籍就屡见不鲜了。从盘瓠故事的内核来考察,这些记载亦具有一定的客观性,因为武陵蛮中一些少数民族在历史上确实有过犬图腾崇拜。     

百越族称源流新探

百越及其后续民族族称繁多，对于这些族称的来源、含义历来有不同说法，本文结合历史、民族学、语言学材料对百越各种族称进行分类，阐释其来源、蕴意。“夷、越、俚”等称谓为越人自称；“瓯、勾吴、乌浒、僚”等称谓源于百越语“人、我们”（兼作民族自称）；洞（侗）、仲、撞（壮）等称谓为“田坝”意，“洞人”（蛮），即为“田坝人”之意。     

论雅言的形成

用雅言这个语词来指称汉民族“共同语”大致是在周代,但雅言所指称的古代民族“共同语”却是一个发展的概念。雅言作为古代“共同语”的代名词已进入辞典,也得到人们的普遍认同。在把雅言作为古代汉民族“共同语”代名词的背景下,雅言当形成于夏朝,发展于商朝,成熟于周朝。从语言发展史的角度看,雅言是我们汉民族共同语的发端,它不仅为汉语言的统一、规范树立了标尺,使汉语言的发展有了一个扎实的基础,而且对提高汉民族的凝聚力、推进汉民族文明的进程都有着深刻的影响。     

辛亥革命时期汉民族史的建构

一般认为民族史的研究以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为开端。事实上,辛亥革命时期学人已经开始了民族史的研究,它的理论源头是梁启超等提出的"史界革命",以及随之开启的对"新史学"的探索。这是中国社会由传统的"天下-王朝"体系向现代"民族-国家"模式转型在史学上的反映。"新史学"的叙事主体是"民族",在当时的历史语境中,"新史学"实践更多地是指向"汉民族",从而引发了汉民族史的研究。这种研究是以宏观建构为特征的,包括汉民族的史前部分、汉民族的起源与构成、汉民族与其他民族的关系、汉民族的兴衰发展等,从而构建了汉民族完整的进化发展的史迹,藉此为现实民族建国服务。与此相应,其他民族的民族史也基本以"新史学"的思维而零星展开。     

魏晋南朝蛮、僚、俚族的北徙

魏晋南北朝是中国古代史上第二次民族大迁徙、大融合时期。史学界有人以“北方民族大融合,南方经济大发展”来概括这个时代历史发展的主流。但在北方民族大迁徙的同时,南方的少数民族也进行着一场大规模的迁徙。对南方少数民族大迁徙这一重要的历史事实,迄今未见专门的论述。本文的研究音在填补这一空白。 南朝境内,山峦重叠,河流纵横,湖泊密布。北起江淮,南极岭南,东起荆扬,西至益梁,广袤的土地上,少数民族不下数十种,但都泛称“蛮”。早在春秋战国时期,“东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