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禅宗与唐诗之融通

唐代佛教与诗歌有新的融合 ,诗作中多涉禅语、用禅典、示禅机 ,以禅入诗进而以禅喻诗 ,禅之内涵可以开拓诗境 ,增补诗歌内涵与理论。文章试从诗与禅宗融通的基础、禅宗对唐诗融通与开拓的实践、禅宗对唐诗理论之开拓等方面作一探讨。     

禅:生命之境和最高审美之境

在南宗禅看来 ,“禅”既是修行 ,又是得道 ,既是手段 ,又是目的 ,既是方法又是本体 ,既是定又是慧。也就是说 ,定与慧是一体的 ,佛本是心 ,心本是佛 ,只要保持“平常心” ,就能进入“禅”境 ,以豁然晓悟 ,自识本心 ,万法尽通 ,全面、整体地体悟到宇宙和人生的真谛 ,达到自我生命与最高生命存在相融合一的“慧”境 ,即“禅”境。在此境界中 ,“禅”是定慧的圆融浑一。故就禅宗美学而言 ,则禅是生命之美的集中体现 ,为美的生命本原 ,既是审美体验的过程和途径 ,又是通过这种审美体验以获得的对生命本旨的顿悟以及由此达到的生命之境和最高审美之境     

棋茶一味可通禅——从陆游的棋诗、茶诗看中国古代文人的生存方式与审美趣味

陆游一生酷爱品茗弈棋,形之于诗,有茶诗三百多首,棋诗一百有余,有的既写棋也写茶。这些诗写棋、茶之趣、之味、之道。棋与茶,既让人忘忧,又可以让人悟道。棋禅一味,茶禅一味,其构建的棋之境,茶之境,典型地体现了中国古代文人的生存方式与审美趣味。棋与茶通可悟人,棋与茶,既参与到中国文人士大夫的日常生活中,又成了一种“艺”,具有了审美的和形而上的“道”的意义。对陆游的棋诗、茶诗的研究,既可以为陆游诗歌的解读,提供一种新的视角,也为文学视野中的棋与茶的讨论,提供一个有价值的个案。     

范崇简纪游写景诗研究

范崇简是范氏十三代诗文世家中期最有成就的诗人.综观其全集,描写山川景致、旅途感触的写景纪游诗占了所有诗歌的1/3,其纪游写景诗融山水之情于人生之旅,寓禅佛理思于山水之境,含清新画意于自然诗风,有着丰富的内涵和颇高的艺术价值.对其纪游写景诗的研究,是了解诗人全部创作风貌的重要密钥.     

卞之琳对古典诗传统精神的再发现

卞之琳在翻译中发现中国旧诗的"神"在于"姿",只有"纯姿"方能越出国界,成为一个民族的存在价值的标志。"姿",作为旧诗之神,成为卞之琳对古典诗传统的新发现,也成为其诗歌的独特质素,具体呈现为静、禅、空、圆等"姿",其实是卞之琳对虚静观念、色空观念、相对观念、圆融精神等传统质素的重新发现。     

论王维诗歌之禅蕴

禅的作用是见性,使被蔽塞的生命动力开流奔放,源源不绝地涌出。见性,这是人类对自身人格与智慧的圆满究竟的追寻。诗的作用是达意,使生命动力所追寻的无限生命及至真至善至美的精神境界闪现出来。正是“诗是禅客添花锦,禅是诗家切玉刀”。参禅求悟,以禅喻诗即以悟来喻诗,这是禅家自六祖慧能之下多用的方法。王维终身奉佛,性意旷达,又精于诗文,诗境空明,诗作既悟禅之理趣,又深谙诗之神韵,以禅喻诗,以诗绘画,以画传音,水乳交融,异彩纷呈,成为唐诗精品。王维诗歌之禅蕴,整合在以下三个方面:一、静中生禅意　《辛夷坞》:“木末芙蓉花,山中发红萼…     

圆通与飞动——严羽"以禅喻诗"的诗学话语特性

严羽"以禅喻诗"涉及到诗学理论中的学习方法、艺术鉴赏力、思维方式、诗歌本体论等问题,其以"正法眼"论述诗歌艺术鉴赏力的培养与学习方法,以"妙悟"对应诗歌的思维方式,以"情性"阐释诗歌的本体论.引禅入诗不仅是对前人诗学成果的继承,还在于诗学话语本身的圆通与飞动是中国诗学史上的一个新高度.     

“月”之诗韵禅境——论月意象的禅宗美学精神

“月”是中国古典诗歌的经典意象.禅宗兴起之后,禅学与诗学相互渗透而走向一体化,诗歌由于禅宗而多了一些哲理的情趣和禅悟的启迪,禅宗由于诗歌也多了一些情感的韵味和审美的情怀.月意象在诗禅文化的融合过程中,营造出了一种新的禅境与诗境.禅宗可以借月喻指禅宗的佛性、佛身和圆通之境,月意象在禅诗中可以借助佛理玄机的诗意表达增强诗的审美意蕴,禅宗思想的美学精神深化了咏月诗的情感内涵.月意象在诗境与禅境的相互交融中达到了物我同一的审美观照,为中国古典文化增添了新的神韵.     

诗·隐·禅——略论禅宗之于王孟诗派的影响

从禅宗对于中国诗歌、尤其是对于王孟诗派的影响着手讨论王孟诗派的形成及其特点,以禅入诗,诗中有禅,以禅喻诗,禅思与隐逸思想的契合,使王孟诗派形成了独特的风格、人格、隐逸思想和审美理想,进而成为有唐一代审美主流之一。     

无我之境与王维山水诗

无我之境是中国特有的诗歌理论,它最能体现中国诗歌的艺术精神,是诗歌创作的最高境界;王维在总结和提升前人的创作经验的基础上,凭借自身的审美情趣和艺术天赋,采用以物观物的审美观照方式,创造出大量优秀的山水诗。这些山水诗达到了无我之境,代表着唐代山水诗的最高成就。     

任运随缘 大钓不钓——中晚唐钓鱼诗词的佛禅意趣

钓鱼,本与中国本土的儒道两家文化有着很深的渊源,庄子的《渔父》和屈原的《渔父》,乃文学史上最早以垂钓为题材的作品。唐代,佛学发达,中唐以后禅宗大行于世,钓鱼又带上了佛禅的文化意味,致使这一时期的钓鱼诗词具有了不同于初盛唐同类诗歌的创作旨趣。初盛唐的钓鱼诗大多比较质实,主要描写垂钓的环境和垂钓者怡然自得的情致,以及由垂钓而触发的人生感慨,从而形成一种轻快明净的调子。而中晚唐的钓鱼诗词却不同于此,禅宗不执著、随缘旷放的生命哲学,与道家自然无为、自由逍遥的人生智慧不谋而合,促成了中晚唐士人颓唐、放达的人生态度,诗酒留恋,渔歌畅情,成为士大夫风雅生活的内容之一。佛与渔的相通之处,被发挥到极致。这一时期的钓鱼诗词具有浓厚的佛禅意趣,具体表现为:任运随缘的人生态度;不加外求的佛学禅理;大钓不钓的开悟境界。而从文学映现生活的意义上来说,这些作品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一个时代知识分子阶层的心理期许和人格精神。     

禅宗文化在岭南繁盛的原因

本文认为,禅宗文化之所以在岭南长盛不衰,主要有四方面的原因：特殊的地理环境为禅宗文化在岭南的形成和发展提供了便利;岭南文化固有的特质有利于禅宗文化的传播和流行;禅宗南宗的兴盛有力推动了禅宗文化的发展;顿悟禅宗的理论及独特的弘传方式适应了岭南人的需要。     

明末临济宗黄檗派的传播

在明末佛教昌盛的环境中,隐元隆琦复兴福建福清黄檗山万福禅寺,开出临济宗黄檗派.南明时期,应长崎唐人邀请,隐元等黄檗派僧人先后东渡,弘法日本,终于开出京都黄檗山万福禅寺,形成黄檗宗.黄檗派所代表的大陆佛教,为生机不振而亟待重生的日本佛教所接纳,得以开立新宗,延续至今.临济宗黄檗派的传播及其衍生的黄檗宗,在中日佛教乃至文化交流史上都有着重要的地位.     

论全真音乐机制与全真道士的诗词艺术

全真音乐主要是施之于修持,其法有唱诵与吟诵等;另一种是施之于庆祝、祈祷等法事的,以声乐演唱为主。全真道士在传教过程中,既与士大夫唱和赠答;亦面向大众布道而强化词的音乐性,其方式是或继承能歌的词调,或将词调进行改造,或自创词牌,使渐趋雅化乃至僵化的词变得鲜活、俚俗,使词体更容易向曲体发生转换,成为词曲之间流变的中介和津梁。这无疑具有重要的文学史意义。     

试论南宗禅的形成及其理论创新

7世纪中叶 ,达摩禅酝酿着新的发展动向 ,最先给达摩禅带来突破性发展的是牛头宗 ;慧能从弘忍禅法出发 ,直接对达摩禅提出了全新的见解 ;从北宗内部衍生的净众宗以及保唐宗也对禅法有所突破。 7世纪中叶到 8世纪初 ,禅宗创新思潮的共同特点是 :将众生清净之性归结于现实人心 ,将定、慧等种种修禅方式归结为现实的生活方式 ,将佛法体系归结于禅法。     

宋人“妙悟“与“活参“的诗歌接受理论

"妙悟"与"活参"本是禅宗提出的把握真如佛性的两种特殊的思维方式和方法,受"以禅喻诗"时代风气影响的宋代诗论家则借用来喻示读诗和学诗一类诗歌接受活动的思维特征和思维方法.文章在分析"妙悟"与"活参"这两种诗歌接受理论与禅宗思想的内在关联的同时,侧重揭示该理论所蕴涵的极有价值的文学接受思想及其与当代西方解构主义理论的某些契合之处.     

东坡词的“旷”与禅宗

“旷”是东坡词的主要风格。东坡词由内而外的旷达,除了政治、经济、个人乘赋等原因,“禅宗”对词人的影响也是一个重要因素,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冷眼看人生,深化了对儒学的认识;直面遭遇,超然达观,最大限度的追求人生自由;不倦追求人生价值,又处处流露对人生的空漠之感。探讨东坡词及其词风,有以下两点启示：词风受意识制约,意识与境遇关联;宋词不能绝然地分豪放与婉约。     

诗与禅：一种文化现象的美学阐释

诗与禅虽然归属两种不同的文化范畴,但其有互相渗透、互相作用的方面。禅对于诗的渗透,其切入点有以禅入诗、以禅喻诗两个方面。诗歌在创作和欣赏过程中对佛禅义理的吸取和借鉴,也丰富了诗的审美趣旨。     

论杨万里咏园诗的禅学意趣

禅宗以明心见性为终极关怀。它对杨万里的人生观、宇宙观、审美理想、文学观念及艺术表现手法都有重要影响。杨万里的咏园诗是诗人闲散时,吟咏性情所作,是诗人怡情养性、静谧修养心性的自性顿悟的结晶,是佛意、禅韵、诗情和景趣的有机契合,体现着诗人哲理思辨与诗情画意水乳交融的审美境界追求,极富禅学意趣。     

诗僧的宗派身份与北宋中期钱塘台禅生态--《山游唱和诗》之研究

以僧人为主导、以山寺为游憩地的《山游唱和诗》,发生在北宋中期的钱塘,呈现出与汴京以官员为主导、以朝市为日常生活区的唱和完全不同的诗歌景观,反映的是地方与京师、南方与北方不同的话语生态。在对两位僧人惟晤、契嵩教禅宗派身份追寻以及认定的过程中,窥探嘉祐时期钱塘特别是灵隐天竺一带既冲突较量又和谐繁荣的教禅生态环境。而契嵩为禅宗争名位的一系列行为,打破了教禅生态自然平衡,引发了钱塘教禅生态突发性变化;在士大夫权力干预下,发生嘉祐末上天竺寺"以教易禅"事件,再次凸显政治权力介入宗教事务的强势力量。这一生态及其变化为我们提供了解读《山游唱和诗》的鲜活语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