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生民族主义之效度与限度——以1935年“学生国货年”为中心

民族主义与消费文化之间的趋同与背离,是后发型国家现代化进程中的常态,此一悖论性关系在学生国货年运动中得到充分展现。赋予学生消费行为的民族主义色彩,将其消费行为政治化与道德化,乃是运动期间舆论宣传基本的话语策略。运动经济绩效的有限性,表明学生民族主义难以超越消费理性与消费文化的强力约束。而近代青年学生的消费风尚,实质乃是近代都市空间的消费文化及其男性气质与新兴社会精英的消费示范等诸种因素合力建构的必然产物。     

1929年的杭州西湖博览会

民初全国规模的国货运动风起云涌,各种形式的国货展览会层出不穷。1929年的杭州西湖博览会在国货运动的氛围中应运而生,它是当时国民党浙江省党部开展国货运动的重要手段,对中国实业和社会文化的进步作用重大。     

从“抵货运动”到“国货运动”看民族主义的发展

"抵货运动"、"国货运动"作为抵制外国侵略民众自发的爱国运动,其在中国近代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自建国以来,"抵货运动"与"国货运动"受到学者们的关注,尤其在改革开放后,此话题更是受到了广大研究者们的青睐,大量的学术论文与专著层出不穷,相关期刊论文有大约191篇。对"抵货运动"与"国货运动"的发生原因、过程、意义以及价值再到特定的时间段、具体人物及地点做了相当有益的探索,这样由宏观到微观、颇具广度的成果是值得肯定的。但是,在搜集资料的过程中,发现许多论文中存在着将"抵货运动"与"国货运动"相混淆,或是将其看成完全孤立的两个事件。我们不得不承认这样探索存在着一定不足。从"抵货运动"到"国货运动"本身就是一个相辅相成的过程,且两者内部都贯穿着"民族主义",其将两者紧密联系到一起。由此,对其进行探索具有很大的可研究性。本文分为四部分,首先明确"抵货运动"、"国货运动"、"民族主义"三个概念,然后分别从"抵货运动"与"国货运动"中体现的"民族主义"入手,将"抵货运动"与"国货运动"相联系,由此看出"民族主义"的发展。     

"五四"时期国货广告对爱国主义消费仪式的构建——纪念"五四"新文化运动九十周年

"五四"时期一直是我国近代研究的一个热点,然而,纵观当前研究重点,主要还是集中在五四新文化运动对中国现代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产生了哪些影响,对怎样产生影响,即产生影响的具体过程和机制的研究还鲜有关注。本文根据詹姆斯.W.凯瑞传播仪式的观点,将广告活动影响消费者观念和行为的过程看做一种消费仪式的构建,并以这种消费仪式的构建为线索,论述当时的国货广告如何通过爱国主义消费仪式的构建来影响消费者的爱国情感,使消费国货成为爱国的象征,并变成一种时尚和潮流,最终使其成为当时大众文化的一部分,实现爱国主义的大众化和世俗化过程,以期为探寻全球化背景下,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谐文化的大众化的新途径与新方法提供借鉴。     

国货运动与中国的现代化

:国货运动是近代中国先进人士对现代化道路的一种探索性的尝试。本文试图从国货运动的演变轨迹入手 ,探索其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作用 ,以寻求其对今天中国现代化建设的借鉴意义。     

论近代湖南国货运动及其特征

近代湖南国货运动发端于1912年至1915年,1919年形成一股浪潮,一直持续了30多年,期闻高潮迭起.近代湖南国货运动具有强烈的反帝爱国性、学生参与方式的多样性、工商团体组织参与的积极性以及政府注重发展实业的引导性等特征,对民国时期湖南的社会和经济都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20世纪30年代新加坡中华总商会国货展销探究

20世纪30年代,基于国内国货滞销和南洋华侨经济地位被日本威胁的状况,新加坡中华总商会主办和协办了多次国货展销会。其中,新加坡中华总商会主办于1935年和1936年的两次国货展览推销大会在参会厂家、参观人数和销售额方面都比以往有较大提升,达到了民国时期海外国货展览会的顶峰。新加坡中华总商会举办的国货展览推销大会增强了华侨的民族认同和国家认同,促进了国货厂商与南洋侨商的合作,改变了世界经济危机后国货南销低迷的状态。     

金贵银贱下的广东国货运动

1930年的金贵银贱现象,在广东引起了一场影响巨大的国货运动。这次国货运动,因受当时国内外环境的影响,而具有自身的特征和效果。运动中政府的积极参与,以及它对运动方向的控制,使商人的力量显得相对虚弱。广东妇女在这次运动中的表现颇让人称道。同时国货运动和节约运动的相提并论,及一系列有积极进步作用的措施的提出与推行,显示出这次国货运动在水平上的超越。然而,政府所主导的这次运动有其局限性,效果不太如人意。功过相较,发人深省。     

抵货运动与国货运动中的中国共产党

近代以来,抵货运动和国货运动作为抵御外辱、富强中国的经济手段而得到社会各阶层和政党的参与和支持。中国共产党作为重要的政治力量,对抵货运动和国货运动的态度和行为随着其在政治生态中的角色转变而不断变化,经历了由五四时期和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的参与、支持到"清党"、"分共"后的批判、否定再到抗战时期将其作为边区和根据地重要的经济和贸易政策的演变。其演变历程展现了在民族危机、政党冲突和经济发展约束下,中共政策的灵活性与适应性。     

"80后"网络都市言情小说叙事艺术论析——从《裸婚》到《恩将求抱》

"80后"网络都市言情代表作家唐欣恬,因其作品被改编为电视剧《裸婚时代》热映而被誉为"新生代都市女性情感代言人".本文以唐欣恬为例,通过对其从《裸婚》到《恩将求抱》创作历程的呈现,探析"80后"网络都市言情小说的叙事艺术特征,并试图考察其在都市言情小说脉络中的继承与演变,从而表现出消费时代场域中都市文化的新特质.     

都市景观:西方想象和现实消费的缝合体——中国当代文学"都市怀旧"现象反思

"都市怀旧"并不是对东方文明的想象,而是对西方工业文明的想象,在想象中却包含着现实的梦想和消费的欲望,这种虚伪的怀旧貌似回归过去,却逃脱不了消费逻辑和景观幻象的制约.西方的都市景观介入了中国当代文学都市景观的生产过程,对中国的景观书写产生巨大的影响.在经济文化发展不平衡的今天,中国都市文化似乎与西方同步遭遇后现代思潮,但人们常把他人真实的后现代都市状况当成自身的现实生活,这种都市文化是需要反思的.     

论新世纪"乡下人进城"小说的都市文化批判意义

20世纪以来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从本质上来说就是乡土文明向现代都市文明转型的过程.而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发展,始终忠实地反映着中国社会生活的变化,于是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我们可以读到许许多多"乡下人进城"的故事.在新世纪,随着汹涌澎湃的"民工潮",以"乡下人进城"为主题的小说更成为一股引人注目的潮流.这些小说大都展示了进城后的乡下人在乡土文明与都市文明冲突中的尴尬处境.其中有部分佳作延续了"五四"的启蒙和人道主义传统,从权力文化、消费文化与契约文化等角度对当下的都市文化进行了反思与批判,展示了新世纪文学创作的实绩.     

"厨房事件"与印度禁止嫁妆法

印度禁止嫁妆的法案从颁布到现在已近50年,但是,印度并没有有效地阻止妇女所谓"厨房事件"的频繁发生,各地大量报道的有关妇女被焚烧、被杀案件说明了这一问题的严重性.妇女因嫁妆而伤亡的案件不断发生与印度的文化传统、社会变迁密切相关,这种矛盾的现象也说明印度彻底废除嫁妆问题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生态型都市农业发展与城市中等收入群体兴起相关性分析——基于"小毛驴市民农园"社区支持农业(CSA)运作的参与式研究

国际经验表明,生态型都市农业的发展离不开中等收入群体的兴起,中等收入群体的特征基本在于承担社会稳定责任,包括政策趋势不偏激,在消费领域则注重环境保护、倡导绿色消费.都市农业需要突出生态主题才能吸引中等消费人群,才能得到规模消费群体的支撑,生态型都市农业的多功能性才能得以体现和发挥.     

1952年上海"五反"运动始末

上海,因其特殊的经济金融中心地位,在1952年全国范围的"五反"运动中,受到了毛泽东和中共中央的高度重视.中央政府特派薄一波亲来上海坐镇指挥.在薄一波的主持下,上海的"五反"运动在前期群众性揭发检举和坦白交代的基础上,通过三个阶段有组织有计划的"战役"行动,将全市16万余工商户,从行贿、偷税漏税、盗窃国家资财、偷工减料和盗窃国家经济情报五个方面,灵活运用"面对面"的群众批斗形式和"背靠背"的资本家互助互评与自报公议形式,进行了全面的清查.上海市大中小工商业者在此运动中均受到了极大的冲击.     

被误读的妇女"三从"——中国古代妇女人身权的文化学分析

长期以来"三从"被当作妇女的道德规范而解释为妇女服从于男人的卑下地位,继而将服从与现实中的畏妻、尊母等社会现象解释为妇女社会地位的两重性.笔者认为"三从"的主要含义是确定妇女从属身份的制度,其意义在于说明妇女是属于父系家庭的.这种身份制度与其他因素一道,共同构建了性别的等级结构.两重性的提法是不准确的.     

走向大众和精英的中间状态——简论新感觉派和“身体写作”的文化阈限

消费社会给都市文学带来了新的变化,也带来了社会的不正常的失序状况.同时,消费社会制造了大众与精英之间的对立.在都市文学创作之中,新感觉派和"身体写作"走向了位于大众和精英之间的中间状态,但两者的实存环境是有一定区别的.     

惠穷黎而挽利权:论近代负贩团的济贫事业

负贩团最初由晚清时期日本来华商人为销售日货而创建。日本负贩团在中国的迅速崛起引发国人对于利权外溢的担忧。为挽回利权,有志之士呼吁尽快仿照日本建立国货负贩团,招募贫民负贩销售国货,以便同时达到救济贫民的目的。在此影响下,清末时期的上海率先诞生了国货负贩团。负贩团济贫事业在近代取得重大发展,主要表现在突破地域限制扩展至全国和社会各阶层人士纷纷参与其中两个方面。负贩团济贫活动的内容具体包括招收救济对象、解决贫民负贩无本问题、贫民教育培训活动、负贩活动的组织管理等。     

"节约渡荒":新中国成立初期党领导"一两米节约运动"的实践及启示

1949年,中国在进入转折年代的关键时期暴发了严重的自然灾害,新生人民政权面临严峻挑战和考验.危机面前,中国共产党适时制定了"生产自救,节约渡荒"的重要救灾方针,中央人民政府有计划地执行了救灾运动与节约运动相结合的政策,在政府各机关广泛开展一两米节约救灾运动,同时依托新成立的内务部成立中央机关节约救灾委员会,作为运动指导组织机构.各地政府机关、团体和军区系统积极响应,并逐步扩大到社会各界人民群众,掀起了全国一两米节约救灾及节约捐助的热潮.这一运动持续时间长、影响广泛,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国家救灾物资不足的缺陷,救济了大量灾民,增强了政府的信任度和认可度,巩固了新生人民政权,彰显出中国共产党强大的组织动员和危机治理能力.运动取得的一系列宝贵经验也为此后救灾防灾工作的开展与完善提供了历史借鉴.     

1957年的统购统销"大辩论"

由于征购了过头粮和农业合作社经营管理上存在一些问题,1956年冬至1957年春,一些地方相继发生了农民闹粮闹社事件.为保证粮食统购任务的完成,巩固统购统销制度,中共中央决定在农村进行一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即两条道路的大辩论.这场大辩论通过"大鸣大放"的方式,进一步强化了农民的统购统销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