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形式”：1939～1942中国文学“现代性”方案的新想象

1939年－1942年,延安文艺界发起了“民族形式”论争。与此相应,国统区的“新启蒙运动”“战国策派”等也对“五四”新文艺进行了再评价。讨论中,向林冰的“民间形式中心论”、胡风的彻底否定“旧形式”均受到批评;周扬则提出在“五四”新文艺基础上,整合旧形式、创制更有包容性的“民族形式”的折中方案。《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是对“民族形式”论争的总结和回答,是以“抗战建国”为核心提出的一整套建立现代民族国家的文学现代性方案。“民族形式”的论予实际构成了中国当代文学、包括赵树理崛起的初始情境。     

文艺与意识形态交错纠缠的开始——民族形式问题论争与胡风事件

在“民族形式问题”上，无论是对于五四新文学还是旧形式的认识和评估，胡风和左翼同仁均表现出了如下差异：胡风的理论偏激和失当主要属于认识或理论视野的局限，而左翼同仁的理论偏差则主要来自意识形态的策略操作。双方所代表的“大众化”理解和“现代性”逻辑都可以从毛泽东的论述当中找到根据。胡风在这个问题上的理论创获仍然围绕着“主观战斗精神”这一核心。“民族形式问题”论争拉开了胡风事件从“文艺问题上升为政治问题”的序幕。     

从"旧形式"到"民族形式"--文艺"民族形式"运动发起过程探略

考察文艺“民族形式”论争思潮的发起过程可知,它是延安文化界有领导、有计划开展的一场全国性文艺运动。“利用旧形式”活动是这一运动开展的基础,毛泽东的“民族形式”命题是这一运动的理论依据。文艺“民族形式”运动的最终目的在于建立新的民族国家的新文化,其最大意义在于一条新的文艺道路和方向的重新选择与确立———既是民族的,又是现代的。     

关于文艺民族化的模糊性思考

本文试图从认识论的角度对文艺的民族化作一个粗浅的探讨,以求教于专家和读者。一文艺民族化的论争可溯源于“五四”反传统的斗争。从30年代文艺大众化和“旧瓶装新酒”的民族形式的讨论,直到今日的论争,都潜藏着担心我国民族文化     

“民族形式”论争与毛泽东战时文艺民族化构想

抗战期间,＂民族形式＂论争因其特殊的战争背景,使得论争中文学属性淡出,更多体现为不同政治意识形态的碰撞与交锋。政治文化和战争因素构成了论争的核心,并最终决定了论争的进程和战时文艺民族化的路径选择。     

“民族形式”论争再认识

一九三九年至一九四一年间关于“民族形式”的讨论,是抗日战争前期文艺运动中一次具有重大影响的论争。建国以来出版的中国现代文学史著作,都给予了它比较确定的地位,评述也基本一致。     

老舍1941年前后的文学回归与抗战文艺论争

文章论述了老舍1941年前后文学回归和抗战文艺论争的关系,从关于“暴露和讽刺”的论争、“大众化”与“民族形式”问题的论争以及所谓“与抗战无关论”的论争三方面展开论述.文章认为,正是这几次关于文艺问题的论争为老舍抗战时期的文学回归提供了足够的思考余地并促成了老舍的回归.     

民族化及其悖论——《梁祝》与十七年时期“民族形式”问题

作为政治话语的“民族形式”落实到文艺界,既包含一般理论问题,又包含具体的现实诉求：以理论上的“民族形式”指导实践,为创作提供具体方向。十七年时期,以《梁祝》为代表的民族化典范之作,从表面上看是对“民族形式”的延续,实际上完成了西方形式的运用与再创造。对“民族形式”理论下的创作实践进行问题谱系的延伸,有助于我们反思“民族形式”这一范畴的现实意义,为重新认识十七年时期艺术发展的现代进程提供了新视域。     

“五四”的不同想象与思想分野--1948年“五四”文艺节中的茅盾和沈从文

1948年5月,茅盾和沈从文同时写文章表达对“五四”新文化运动的评价。仔细阅读中,我们发现：茅盾和沈从文这种评价是他们不同的“五四”想象。茅盾侧重文艺工作者的任务和五四的政治意义,显示出“毛文体”“毛话语”对茅盾的潜在影响;沈从文侧重五四精神与文运的重建、五四学人与新北大人的思想探索,显示出作为思想者的沈从文的独特思考。两种不同的“五四”想象,导致他们的思想分野。1948年,是他们这种“五四”想象的最后展现。     

回眸《新青年》上的“旧戏”论争

五四时期,《新青年》上围绕以京戏为代表的“旧戏”问题展开激烈论争,一方是师长辈的《新青年》编辑同仁,一方以学生辈的张厚载为代表。世纪初的这场论争,对二十世纪中国戏剧与戏曲产生深远影响,文章对这场论争的背景、人物及论争过程进行了详细梳理与考察,力图在历史现场的还原中再现论争的来龙去脉,为人们进一步深入反思这一论争提供基础。      

“面海中国”地域的文化冲击波——“浙江潮”与中国新文学潮论纲

中国新文学中的"浙江潮",形成于有厚实文化积淀与历史传统的江南沿海地域,其产生的地域文化冲击波,显示出它对于开创中国新文学思潮、推动中国文学的现代性进程的强力潜能.这在中国新文学的几个发展阶段:五四文学、30年代文学、战时文学的逐层演进中,可以得到明显印证.     

“人民文学”的观念嬗变及当代价值

"人民文学"作为一个新的文艺范畴,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文艺观的理论创新,是有别于"五四"时期"人的文学"的新的创作导向。通过对"人民"这一概念的历史考察,有助于更深入的理解人民文学观的生成和发展,进一步揭橥人民文学观的当代价值。新时代,"以人民为中心"的文艺观的提出,对于文学创作有着指导性的作用,它的价值不仅在于满足了文艺发展的需求,更在于对现实、社会、人的发展的推动作用。     

《白话文学史》：文学史书写的政治

胡适的半部《白话文学史》在学术史上的价值并不突出,作为白话文运动的总结性成果,其对传统文学秩序的彻底反叛及其所采取的二元对立的叙事方式,与其说是一个文学史的“解构-重构”过程,不如把它看成是对五四那场思想文化运动的寓言化表述。     

从“文学革命”到“二为”方向——邓小平文艺理论与中国20世纪文艺思潮

“二为”方向既是对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毛泽东文艺思想和邓小平文艺理论的经典表述 ,也是对具有“诗教”“乐教”传统的中国近、现代文论精神的发扬光大 ,更是对 2 0世纪中国文艺思潮历史经验的科学总结。“二为”方向以其鲜明的实践品格、深刻的历史理性、科学精神和博大深邃的人文情怀 ,为新时期文学续上了“五四”文学的血脉与精魂。邓小平文艺理论已成为 2 0世纪中国文论的宝贵遗产 ,同时也必将成为建设 2 1世纪中国文艺理论可宝贵的思想资源     

论陈独秀《文学革命论》对应用文的“革命”

陈独秀《文学革命论》中所说的“文学”,是采用了“广义文学”的概念,既包括文学之文,也包括应用之文。他谈到的文学“革命”,同样是既包括文学之文的“革命”,也包括应用之文的“革命”。他高张文学革命的大旗,不仅为中国文学开辟了一个新局面,而且首开现代应用文写作研究的先声。他在《文学革命论》中猛烈地抨击封建应用文,其目的就是要通过应用文的“革命”来推动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发展。在纪念五四运动90周年之际,很有必要重温陈独秀的《文学革命论》,继承和发扬五四时期应用文“革命”的精神。     

古典文学视角下的“情景”范畴

＂情＂是艺术的基本元素。由于它的本源性,以及它属于较早的范畴,所以其不仅是一个本体范畴,且作为起始范畴,成为构词的基础。在古典文学语境中,根据＂情景＂范畴的语义和二者间的关系,以＂情＂范畴为基础构成的＂情～＂范畴具有各自的语义、特征及重要的修辞作用。     

《中国新文学大系》的“新文学”本位观质疑——以学衡派的定位为例

为了在1930年代证明五四“新文学”的合法性,《中国新文学大系（1917—1927）》在编纂《文学论争集》时,通过否定“旧文学”来强化其“新文学”立场,但将学衡派这样的现代性矛盾统一体贬为“复古派”,暴露了这种二元对立模式的排他性和策略性,《大系》也因此割裂了自己和传统的联系,窄化了“现代文学”观念,这种遮蔽和重构对“中国现代文学”的学科建设产生了重大影响。     

论文革地下文学的价值

＂文革＂期间,浓重极＂左＂色彩的地上文学沦为了政治权利的工具,作品造假、夸大、溜须拍马的踪迹甚多,很多几乎没有艺术阅读价值。而与其相对立的地下文学,具有＂情绪和心声的真实吐露＂、＂人性与艺术的觉醒＂和＂打破政治禁忌＂的价值,在中国文学史上呈现出一种与众不同的韵味。     

现代中国文学研究“去政治化”管窥

20世纪80年代通过＂拨乱反正＂的除弊祛邪,将现代中国文学研究从极左政治化模式中拯救出来。然而,这种＂去政治化＂在带来正能量的同时,亦产生了值得关注的负效应,这主要体现在：文学史书写淡化或舍弃政治背景,或不写少写文学思想论争,或贬抑左翼文学与革命文学,或冷落现代文学的宏大叙事,或过分抬高与大时代无关或疏离主流政治的作家作品等。为纠正此偏颇,必须辩证地认识现代中国文学与各种政治形态的双层关系,即宏观上窥察政治生态或政治背景与现代中国多元文学系统形成和演变的因果关系,微观上透析不同政治意识与不同样态审美文本构成的深微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