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艺“民族形式”论争及其对“五四”新文学重新评价的深层根源探析

抗日战争爆发,中国共产党从民族国家利益出发进行了民族主义的政治文化转向,在这一背景下,延安开展了文艺民族形式运动。对五四新文艺重新评价成为民族形式论争的焦点,是形成文艺民族形式论争思潮的关键因素。对五四新文学重新评价的深层根源在于中国文学民族化与现代化的先天悖论,在于文学所属意识形态发生转变的政治历史需求。     

“民族形式”论争与毛泽东战时文艺民族化构想

抗战期间,＂民族形式＂论争因其特殊的战争背景,使得论争中文学属性淡出,更多体现为不同政治意识形态的碰撞与交锋。政治文化和战争因素构成了论争的核心,并最终决定了论争的进程和战时文艺民族化的路径选择。     

文艺与意识形态交错纠缠的开始——民族形式问题论争与胡风事件

在“民族形式问题”上，无论是对于五四新文学还是旧形式的认识和评估，胡风和左翼同仁均表现出了如下差异：胡风的理论偏激和失当主要属于认识或理论视野的局限，而左翼同仁的理论偏差则主要来自意识形态的策略操作。双方所代表的“大众化”理解和“现代性”逻辑都可以从毛泽东的论述当中找到根据。胡风在这个问题上的理论创获仍然围绕着“主观战斗精神”这一核心。“民族形式问题”论争拉开了胡风事件从“文艺问题上升为政治问题”的序幕。     

周作人之于“五四”新文学的现代化

诞生于文学革命的“五四”新文学 ,以其全新的价值观念、表现形态和审美品格 ,显示出鲜明的现代特质。在这一文学历史的巨大变革中 ,周作人以其对新文学理论的倡导、对外国文学的译价、以及他在文学批评和文学创作等方面的实绩 ,参与了新文学基本特质和大致走向的规范与制订 ,为“五四”新文学的现代化 ,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民族形式”论争的历史性回顾与反思

"民族形式"问题是抗战期间在不同政治区域被广为关注的一个话题."民族形式"论争并不是一场自发的理论行为,而是有其深刻的意识形态背景.这场论争所接示的内容极为丰富,人们过去对它的研究采取了简单化的态度,因而造成了一定的误解.还需指出的是"唯有新文学才是民族形式中心源泉"的观点其实并非葛一虹明确提出,第一个明确提出的应该是以群.     

“民族形式”：1939～1942中国文学“现代性”方案的新想象

1939年－1942年,延安文艺界发起了“民族形式”论争。与此相应,国统区的“新启蒙运动”“战国策派”等也对“五四”新文艺进行了再评价。讨论中,向林冰的“民间形式中心论”、胡风的彻底否定“旧形式”均受到批评;周扬则提出在“五四”新文艺基础上,整合旧形式、创制更有包容性的“民族形式”的折中方案。《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是对“民族形式”论争的总结和回答,是以“抗战建国”为核心提出的一整套建立现代民族国家的文学现代性方案。“民族形式”的论予实际构成了中国当代文学、包括赵树理崛起的初始情境。     

五四传统、主观精神与语言现实主义——"民族形式"论争中胡风语言观的现实主义色彩

胡风的语言观是和他的以“主观战斗精神”为核心的现实主义理论相联系的。他把语言能否反映“活的生活样相”和“活的民族现实”作为评价语言优劣的标准,坚持作家对语言取舍的主观精神,坚持语言的现实主义精神。他认为民间语言(形式)或多或少夹杂着封建意识,因此反对对民间语言的过度迷信。胡风的语言观体现了他捍卫五四文学传统的精神,体现了他对“民间形式”(语言)相当程度的警惕。     

“五四”与儒学

20世纪初,中西文化的碰撞,对儒学的态度演变为政治制度、政治文化观念的对立,"五四"人批判以宗法等级制度为其核心的儒学与现代社会所提倡的自由、平等精神相悖,试图用民主、科学在中国建立新的政治制度、伦理道德及学术思想,认为以儒学为主流的传统文化没有存在价值,割裂了传统文化的发展。反思"五四",牟求儒学的新发展,应继承、发展"五四"的批判精神,实现对传统文化破与立的结合,推动它的现代转型。     

对“五四”新文学精神的继承与发展——论周文的文艺大众化思想

“大众化”思潮在中国近现代文学中是个一以贯之的潮流,虽然左翼文学界的文艺大众化是从批判“五四”文学开始的,但作为大众化运动的领导者与实践者之一的周文在文学的根本问题与原则问题上,都继承了“五四”新文学的精神。他提出文学要面向大众,要使用“活”的语言,而且还利用自身在边区政府的领导地位,完成了公文改革,实现了“五四”未竞的事业。     

“五四”新文学与现代文化伦理观念确立

"五四"新文化运动是中国从传统走向现代的标志。现代文化伦理观念的建构,与新文学,尤其是现代小说的诞生与发展有着内在的关联和彼此的呼应。作为历史转折点和现代社会的入口,"五四"自身具有文化断裂和文化新生的意味,其文化场域与历史语境中的主体———人的追问、寻找和表述,都意味着建构主义意义上的自我生成与外界重构。"五四"新文学在话语体系上,在作家的文化视野里,现代之人的发现,现代文化伦理观念的确立,成为最突出的主题和时代表征。     

论个人主义与"五四"新文学的影响

"五四"时期所倡导的个人主义思想对新文学影响深远,晚清至民初真正打破群与国的局限、将个人的独异价值凸现出来的是鲁迅,将个人主义与"五四"新文学运动相结合则来自1918年6月《新青年》的《易卜生专号》中胡适的《易卜生主义》和同年周作人《人的文学》的出现。个人主义作为一种精神状态存在于"五四"一代作家中,自我意识的出现使新文学呈现出自我表现的特点。同时"五四"初期个人与民族国家之间并非矛盾而是相互联系、相互支撑,文学作品中的自我与民族国家形成二位一体的关系。五四新文学发生期个人主义所强调的个人的发现、个人意志和自我实现所带给作家的情感经历是从乐观、浪漫到苦闷、彷徨。     

新式教育下的教师与五四文学的发生

五四文学的创建主体主要由第二代学生组成,他们接纳的新式教育使其在文化心理结构上具有同质同构性的特点。这不仅体现在他们所学西学中的自然科学科目上基本相近,而且还体现在他们在接纳“五六十年代”出生的一代在启蒙思想上也基本相似,这就为他们创建五四文学提供了可能。而五四文学创建主体的教师角色,使他们的“立人”或“树人”文化目标获得了实现的同时,也使他们进一步强化了对自我社会文化角色的认同,实现了从当初的非自觉到自觉的文化角色转换。这在客观上既促成了他们是新式教育的推动力量,也规范了他们文学启蒙的实现方式,从而为他们最终创建五四文学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五四”新文学关于女性解放的一个悖论性主题

否定与冲出家庭是“五四”新文学的一个重要母题。它既有着明显的历史进步意义,又隐含着许多不利于女性解放的消极影响。它昭示我们：中国女性解放的核心在于促进社会价值观念的多元化,在于承认女性由其生理特点带来的一系列思维方式、思想观念和行为特点的独有价值。     

"五四"新文学运动前二十年文学理论批评文体的演进

文学理论批评文体是文学理论批评形式特征的总和。中国古代文论文体有其鲜明的特色 ,但也有明显的局限性。至近代 ,尤其是五四新文学运动前二十年 ,文学理论批评文体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其变革的方向 ,总的来说是向现代文学理论批评文体演进。具体来看 ,体式向多样化、大容量发展 ;篇章结构趋向完整精致 ;语言文字趋向通俗浅显 ;对西方文体从模仿趋向融会贯通 ;文体的外在形式向规范化发展     

个人主义与"五四"文学

“五四”新文化先驱对个人主义的推崇 ,是同提倡新道德反对旧道德、提倡新文学反对旧文学紧密结合在一起的。“五四”文学精神的生成、题材与主题的取向、表现手法和艺术风格的取舍与变化 ,都同个人主义思潮的影响有直接和间接的联系。随着中国文学出现“从文学革命到革命文学”的方向性转变 ,个人主义思潮受到了集体主义思潮的猛烈攻击 ,中国文学中的“个人”和“我”也开始受到质疑 ,逐渐为“群众”和“我们”所代替     

五四激进文人的绅士气质

中国现代化的历史要求,使得新文学的目光突然发现了掩埋在地底多年、默默无闻的“民间”。五四激进文人确信思想革命的希望在民间,社会变革的力量在民众。然而,五四文坛又保留着浓厚的绅士风度和贵族气质。文章认为,我们应该钦佩新文学作家走向民间的决心和勇气,但也无须过多指责激进文人颇具绅士气质的行为方式和创作姿态。     

试论五四新文学与现代性

本文从女性主义的视角来审视五四新文学 ,并对五四时期一些重要作家的创作进行分析 ,进而认为 ,五四新文学的现代性品格 ,在于消解以儒家文化为表征的父权文化 ,而力图建构女性神话。正是对女性个性生命欲望的关注 ,才极大地赋予五四新文学现代性。由于五四新文学的这种现代品格 ,使五四文学话语迥异于以往旧的文化话语 ,五四文学话语不仅以白话文出现 ,而且在更大程度上是一种欲望话语     

论沈从文的“五四”观

作为五四后期作家，沈从文与五四始终保持着密切联系。他主张恢复新文学传统，弘扬“热情”、“天真，，的五四精神，重构现代文学新的生态环境。在这一过程中，沈从文与五四人的交往构成了他五四观形成的重要中介,而作为编辑与读者的相互制约和创作与评论中的反思则促进了他五四观的形成与发展。     

"国语的文学"与"文学的国语" 之互动的历史成因

导致“五四”新文学运动诞生、成功和发展的因素有很多,笔者认为,“国语的文学”与“文学的国语”之互动是其中重要的一条。文章从晚清白话文运动和国语运动、外国文学和国语的历史、对文学本质认识的发展三个方面,分析了“国语的文学”和“文学的国语”之互动的历史成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