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技进步视角下的河北省经济增长质量分析

经济增长质量是政府和学术界关注的热点问题之一。本文提出从科技进步的视角探讨经济增长质量问题的研究思路,并从科技进步贡献率和科技投入与经济增长因果关系两方面探讨河北省经济增长质量问题。研究结果表明,河北省经济增长质量不高,仍属于投资拉动型经济增长模式。通过重视转变政府职能、调整产业结构、提高劳动贡献率、加大科技投入、提高能源效率以及重视京津冀协同发展等措施,才能扭转河北省经济增长中科技进步贡献程度低的状况。     

湖南省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关系实证分析

湖南省经济发展呈现健康增长趋势,各产业都有很大幅度增长,金融业虽有发展,但是发展速度缓慢、金融效率低.经济增长对金融发展的促进作用不明显,相反,金融发展滞后于经济增长.为了进一步了解两者的关系,本文通过实证分析,发现湖南省金融发展促进了经济增长,但是经济增长没有很好为金融发展服务,从而使得金融发展相对滞后.     

山东省能源消费与经济增长的实证研究

本文选取1990-2009年的年度时间序列数据,采用"修正"的新古典生产函数,在协整分析的基础之上,综合运用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法对山东省能源消费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表明二者具有长期趋势关系。通过应用柯氏生产函数的扩展计量模型,采用广义最小二乘法进行估计,研究结论是山东省能源消费与经济增长呈单向因果关系;经济增长对能源消耗的依赖程度较高。在此基础上,提出了相关的政策建议。     

中国政府投资与经济增长的实证研究

本文在现有文献研究的基础上,依据中国改革开放30多年的实际数据,运用内生增长理论构建计量经济模型,对政府的物质资本投资、人力资本投资及研发投资与经济增长的相关性进行了协整检验和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结果发现：三种政府投资具有不同程度正向经济增长效应,并且其促进经济增长的路径亦不相同。政府物质资本投资主要是通过资本积累效应拉动经济增长,而公共人力资本投资及研发投资则是通过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及外部性效应促进经济增长。并且,在不同的发展阶段上,三种政府投资与经济增长的因果关系及驱动机制又有所不同。针对实证结果得出结论及政策建议,进而为优化我国政府投资结构提供决策依据。     

我国对外贸易额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研究

本文运用计量经济学中的协整理论和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对我国对外贸易额与经济增长之间关系进行定量研究。结果表明,我国对外贸易额与GDP之间存在长期的均衡关系,虽然对外贸易额的增加能够带动GDP的增长,但当前和今后一段时期GDP的增长更能促进对外贸易额的增加。     

山东省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相互关系研究

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因果关系具有重要的政策含义,这对于发展中国家尤其重要.本文基于内生性增长理论,采用协整方法实证检验山东省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的相互关系.研究表明,山东省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有密切联系,包括金融发展的规模扩张、结构调整和效率变化;实体经济的扩张增加了对金融服务的需求,从而导致金融产业的发展;山东省金融发展没有引起更高水平经济增长率的主要原因是山东省金融配置资源渠道不顺畅.     

国债的金融效应

国债作为一种财政筹集资金的手段 ,它既有财政功能又具有金融功能。本文探讨了国债运作过程中因金融功能的发挥而形成的的一系列金融效应。它们包括国债的信用扩张效应、货币扩张效应、财政功能金融化效应、金融调控强化效应等。为国债市场的管理 ,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的协调提供一条思路     

FDI与江西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研究

本文运用协整分析、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这两个动态计量经济模型对江西省FDI与GDP增长之间的关系进行了研究和分析。实证研究结果表明,FDI与GDP增长之间存在长期的均衡关系,但两者并不互为因果关系,在短期内,FDI的引进有利于GDP的增长,但从长期看,FDI对GDP增长的促进作用并不显著,而GDP增长反而是使FDI增多的原因。这与大部分文献的结论不一样,这也是本文的研究意义所在。     

福建省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研究:1978-2010

我们选取自改革开放以来福建省金融总体发展规模、结构和效率等金融发展指标和经济增长指标(1978-2010年),采用协整检验方法和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方法对金融发展指标和经济增长指标进行协整检验和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结果显示,在滞后一期时,金融发展规模FIR和金融结构比率PC是人均地区生产总值对数LGDP的格兰杰原因,而后者不是前两者的原因;在滞后二期时,FIR和PC与LGDP互为因果关系.而金融中介效率FE和人均地区生产总值对数LGDP没有因果关系.鉴于此,提出加快金融机构资本积累和规模扩张以及鼓励中小金融机构发展,培育多层次,适度竞争的金融市场.     

外商直接投资与中国经济增长的长期均衡和动态关系分析

本文基于向量自回归模型对FDI与中国经济增长以及经济增长的影响因素的长期均衡和动态关系进行了分析。实证结果表明,FDI对我国的就业产生了负效应;对人力资本、产业结构升级的促进作用较小;FDI对中国资本积累、市场化程度的提高、科技创新成果和对外贸易的促进作用比较显著;国内投资、对外贸易、人力资本和科技创新成果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大于FDI;FDI与市场化程度互为因果关系;FDI是经济增长及国际贸易、产业资本、人力资本、R＆D、产业结构变化的格兰杰原因,而不是劳动力的原因。     

江西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分析

经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变化令世界瞩目,综合国力和人民生活水平有了极大的提高。然而与此同时,各地区之间的经济发展水平差距也逐渐拉大,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的矛盾日益突出。强国经济发展的历程告诉我们,区域经济发展差距过大将会对一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和社会的长期稳定产生负面影响。本文采取一个经济增长指标(人均GDP)和四个金融发展指标,即金融相关比率指标、金融深化指标、投资水平指标及实际利率指标,运用数量经济方法,在单整和协整检验的基础上,利用格兰杰因果检验对江西省地区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内在联系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发现江西的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不仅存在正向促进关系,而且存在格兰杰意义上的因果关系。在此基础上本文结合江西实际,对江西金融业发展和金融中心建设提出了政策建议。     

我国政府教育投资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基于格兰杰因果模型的实证分析

教育产品最为主要的投资者是政府,政府同时也是教育投资的最大受益者,主要体现在教育投资对经济增长可以起到明显的推动作用.本文通过建立教育投资与经济增长之间的格兰杰模型,运用实证分析的方法论证了教育投资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着格兰杰双向因果关系.     

台湾产业结构变动与经济增长关系实证分析

第一、二产业比重的不断下降和第三产业比重的大幅上升构成了1981年以来台湾地区产业结构演变的主要趋势.运用协整理论和误差修正模型对台湾地区1981-2007年经济增长与产业结构间的关系进行实证研究,结果表明,两者之间呈现长期稳定的协同互动关系,第三产业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尤其明显.     

中国城镇居民资产财富效应实证研究

基于2002年第1季度——2010年第1季度的时间序列数据,利用协整分析、格兰杰因果检验、脉冲响应函数和方差分解模型,对居民资产的财富效应进行度量.检验结果表明:收入水平是决定居民消费的关键因素,股票和房地产资产与居民消费存在一定的正相关关系,但是财富效应微弱.股票资产的财富效应大于住房资产的财富效应,债券资产与居民消费之间存在负向相关关系.     

产业结构与经济增长动态关系的实证研究——基于长江三角洲16城市的统计数据

产业结构与经济增长的关系研究已成为现实热点.本文运用协整理论和格兰杰因果检验方法对长江三角洲16城市产业结构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动态关系进行了实证研究.研究结果发现,长江三角洲地区的产业结构变动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长期稳定的均衡协同关系,产业结构的调整能够显著提升经济增长的水平.     

国债效应偏差的原因及对策

1998年以来我国政府开始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大规模增发国债,但是并没有启动民间投资和刺激消费。之所以出现这种效应偏差,笔者认为是国债投资成本高、效率低、边际收益小,居民支出预期增加,民间投资的市场机制尚未形成,宏观税负过快增长,利率传导机制受阻等。其对策是:加强国债的市场化取向,启动民间投资;实行结构性减税,调节部门内收入分配结构;实行利率市场化改革,完善货币政策传导机制;增加政府的购买性支出和转移支付。     

论国债政策的运用

近年,我国国债规模迅速并大幅度增长,财政的国债依存度偏高,但继续运用国债政策,适度扩大国债规模,不仅有现实必要性,而且也有现实可能性。国债政策运用当然存在风险,但风险大小的关键不在于国债规模,而在于国债资金的使用是否有效和高效,是否较快地促进了国民经济的发展。     

国债运行与货币供应量的实证研究——兼论转型经济时期国债政策的取向选择

国债运行内在的会对货币供应量产生影响,其不同影响必然导致不同的国债管理政策选择。一般地,国债运行对货币供应量的影响是通过基础货币来实现的,而且其影响往往具有确定性,这样,国债政策有向公开市场业务调整的趋势。但在我国特殊的转型经济时期,国债运行对货币供应量的影响具有特殊性,“流动性效应”与“财富效应”决定了我国国债运行对狭义货币存在扩张不足而对广义货币存在扩张过度。结合我国目前消费需要不足的现状,国债管理政策选择必然有一定的特殊性。     

我国国债规模及国债政策取向新探

国债规模评估的国际通行指标有较大局限性,借鉴这些指标并从金融资源配置效率、国债贡献率、国债应债能力等更广泛的角度进行分析,可以认为我国仍有扩大国债发行的空间。但鉴于近年我国宏观经济运行的新态势,原来的国债政策取向必须进行改革和调整,国债发行规模应当控制,国债功能应实现复归,国债资金投向应当转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