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然的历史”与“历史的自然”

自然和历史的关系问题是哲学界一个重要的理论问题，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产生以前，这个问题一直没有得到科学地、正确地解决。以黑格尔为代表的唯心主义哲学家只承认“历史的自然”，而否认“自然的历史”；以费尔巴哈为代表的旧唯物主义哲学家只承认“自然的历史”，而否认“历史的自然”，二者都割裂了自然与历史的辩证统一关系。马克思主义哲学则认为，历史是“自然的历史”，自然是“历史的自然”，“自然的历史”和“历史的自然”是一个基于实践活动而诞生和发展的现实的辩证的有机系统。     

普朗克为什么会倒退

关于科学理论的评价标准，迄今仍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本文通过普朗克提出量子的假说这一划时代概念的前后历史，分析了这位现代物理学奠基人在科学实践过程中实际所采用的评价标准。作者指出，普朗克除了采用科学哲学所公认的“外在的证实”和“内在的完备”两个标准外，还采用一个科学哲学界尚未重视的标准，科学信念标准。事实上，这个标准也具有普遍的意义，影响着科学家的科学实践活动。     

科学革命：“结构学”与“动力学”的比较

在有关科学革命问题上，以Th．库恩为代表的“结构学”研究割断了科学持续发展的历史，未能很好解释科学进步中理论的继承和发展问题。而以俄罗斯科学哲学为代表的“动力学”的解释则把科学革命理解为推动科学发展的动力，并解释了科学进步的机制，从而显示出俄罗斯科学哲学的独斗寺性及其理论的优越性。     

信息论中的哲学认识论问题初探

近几年来,关于信息论中的哲学问题逐渐引起理论界的重视和探讨。因为信息的本质问题,不仅是一个科学问题,而且是一个哲学问题。列宁指出:“每一时代的理论思维,从而我们时代的理论思维,都是一种历史的产物,在不同的时代具有非常不同的形式,并且具有非常不同的内容。”(《列宁选集》第3卷,第466页)因此,产生于本     

哲学“指导论”质疑

哲学与自然科学的关系问题,是学术界经常探讨的一个重要的理论问题。对这个问题的探讨,我们经历了一个曲折的过程。建国初,在自然科学领域开展学术批判,许多科学理论受到哲学的“裁判”;文化大革命中,哲学“代替论”盛行,自然科学又遭受劫难。粉碎“四人帮”后,人们深切认识到哲学“裁判”科学、“代替”科学的错误,开始了对哲学与自然科学关系的重新认识。但从目前的讨论来看,仍然是哲学指导自然科学的哲学“指导论”占     

关于“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几点思考

本文主要从逻辑、历史和文化心理的角度,分析了“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这一观点,指出哲学的学科性质不能归结为科学,“科学的”只能作为一个修饰词来限定哲学。把哲学(包括马克思主义哲学)称为“科学”是特定文化时代的产物。保持哲学的独立性是使其自由充分发展的必要条件。     

历史必然性:十九世纪三大历史哲学争论的焦点

意大利思想家克罗齐和美国哲学家怀特都表述过如下见解:19世纪是“历史哲学的世纪”。这是有道理的。在19世纪思想史中,出现了一些最有影响的历史哲学家,他们的争论涉及了一系列重要的历史哲学问题,诸如:历史是科学吗?理性和逻辑在历史学科中起怎样的作用?自然科学与历史科学的关系是怎样的?等等。所有这些争论实际上又都围绕着这样一个根本问题:历史是一个必然过程吗?如何看待历史必然性? 本文拟就19世纪三大历史哲学(黑格尔历史哲学、唯物史观和批判的历史哲学)对历史必然性的不同看法作一考察,以深化我们对历史必然性观念的研究。     

从所“非”看艺术学之所“是”——艺术学学科性质析疑

“艺术学学科性质”问题是当下艺术学学科建设的一个重要而热门的话题。作为二级学科艺术学的“艺术学”,在其逐步形成的历史过程中曾出现过多种称谓,如“一般艺术学”、“艺术科学”、“艺术哲学”,乃至于“美学”(如KonradLange)等,导致这种名称混用的现状既有历史原因,亦存在某种对学科的理解问题。艺术学是一门针对艺术主体、艺术实践、艺术作品、艺术规律、艺术价值、艺术现象等做科学研究并辅之以哲学思考的人文科学;艺术学是以科学方法及哲学方法论为工具、以整体艺术系统为研究对象的人文科学;艺术学不是“艺术哲学”,而属于“艺术科学”。     

史学理论中的几个基本问题

本文涉及史学理论中的几个相关的基本问题，历史唯物主义的阐述是本文的核心，其目的是通过与前两个问题（历史科学、历史哲学）的联系，说明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意义，以此辩误“历史唯物主义”等于史学理论或历史哲学；同时说明它的科学价值及社会意义。     

什么是教育哲学

教育哲学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在教育领域中诸问题的扩展与应用。教育哲学既不能被一般的哲学所取代，又不能为一般的教育学所替代。教育哲学并不等同于教育学，二者既有区别，又有联系，前者为“动态”的科学，后者是“静态”的科学，对于一个教师来讲，只精通于专业知识而没有教育哲学的修养是远远不够的。     

论哲学与宗教的界限

哲学与宗教的关系问题既是一个历史课题,更是一个哲学内部的问题。因为任何彻底的哲学都不能不面对如何理解和对待宗教的问题。本文从讨论“什么是哲学”入手,试图通过深入分析理性的先验意识如何构成“这个世界”之根据来首先阐明哲学与数理科学的关系和界限,并在此基础上阐明哲学与宗教的内在关系及其界限。对这种内在关系的分析表明,哲学与宗教只不过是理性返回本源的两种不同方式。     

马克思哲学基本问题之我见

哲学较科学有一个很突出的特点,即哲学的主题或基本问题在不间断地变换或转向,这也是她最大的优点,即不间断地自我超越和自我创造,由此不间断地发生所谓的“哥白尼革命”。甚至每一个哲学流派都有自己的主题或基本问题,于是哲学的论辩可以说是轮番厮杀、你死我活,以至闹到“什么是哲学”成了永远无解的问题。那么,马克思的哲学主题是什么？这倒是决定着马克思哲学性质的特大问题,它决定着马克思哲学与各类传统哲学、马克思哲学与现代科学和现代技术、马克思哲学与现代哲学的各流派划界问题。近年我一直坚持马克思哲学的实践人道主义…     

“历史唯物主义”是“马克思学说的哲学灵魂”吗？——“以物化为本”的“历史唯物主义”与“以人化为本”的“实践人道主义”

国内长期以来形成的把“历史唯物主义”或“唯物主义历史观”当作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核心，或说成是马克思学说的哲学灵魂，这其实是对马克思学说的误解。所谓“历史唯物主义”根本不是马克思的哲学理想，也不是社会历史的普遍规律的理论即“历史哲学”。它仅仅是揭示“史前社会”人被“物化”方面的事实之科学方法，主要是研究资本剥削所形成的总的科学观点，根本就不是哲学。马克思的哲学理想只能是“以人为本”的“实践人道主义”和“以实践为基础”的“实践唯心主义”。     

从科学认识中探寻真善美的统一——读《科学：真善美的统一》

在人类文明的不断演进中，科学对人类文明的影响日渐渗入到人类社会机体的每一个方面。然而，什么是科学的价值、科学的价值与科学真理的关系如何、科学与美的关系如何等等，都是横亘在日常常识之外的问题，需要对之进行理性的哲学思考。武汉大学哲学学院汪信砚教授于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开始，在国内哲学界较早地倡导和开展了关于认识主体性问题的研究，     

自然辩证法是常青之树——兼评肖效武著《自然辩证法(创立·理论·发展)》

人们非常熟悉恩格斯的一个著名论断:“一个民族想要站在科学的最高峰,就一刻也不能没有理论思维。”我们纵观科学史、思想史和哲学史,确实看到了恩格斯这一论断的正确性。差不多每一个时代站在科学高峰的国家、民族,也都是有发达的思想文化和哲学的国家、民族,以至于我们现在来研究他们的历史时,无法把当时的科学发展与哲学成就分开。这不单单是一个或一些国家的状况,整个世界各国各族人民在其文明发展历程中,都无例外地体现出理论思维、哲学思想对科学发展的这种不可忽视的重要关系。因此,正确科学地认识这种关系,才能正确理解人类的文明史,这是就历史而言;但更重要的是这种认识还是正     

从休谟提出的问题看哲学和科学的关系

从休谟提出的问题以及后来人们对休谟问题的探讨中，都无一例外地可以说明：哲学不是科学，但二者又确实不可截然分割。文章进一步从研究对象和思维方式两个角度对哲学和科学作了具体的区分，得出了哲学对象是“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哲学思维的特点是“反思”的结论，并明确指出，科学关注的是事实和行为，而哲学则更注视“这些事实和行为”的意义和价值；科学是生命的源泉，而哲学是生命的主题。只有马克思主义，才将二者在实践基础上统一起来     

自然科学改变哲学形式的方法论问题

哲学同自然科学相互关系的问题,历来总是引起无数哲学家、思想家和自然科学家的关注。自然科学的理论离不开哲学思维形式的指导,而哲学又要通过自然科学理论的发展而不断地改变自己的面貌。恩格斯指出:“每一时代的理论思维,从而我们时代的理论思维,都是一种历史的产物,在不同的时代具有不同的形式,并因而具有非常不同的内容”。无论在历史上,或者在现实生活中从来就没有“超哲学的”科学,也没有脱     

科学评价价值指标体系构建

科学评价是科学哲学的一个重要分支,是科学哲学的核心问题之一,是近代科学与哲学正式分离后提出的问题。在科学哲学发展的历史上,关于科学评价问题形成了两大历史传统,即事实评价传统和价值评价传统。价值评价是科学评价的最终目的和指向。本文尝试对价值评价的部分基本指标体系进行初步构建。     

后实证主义的结构性与批判性——兼评托马斯·库恩《科学革命的结构》

1962年库恩以《科学革命的结构》力证科学进步是一场颠覆和重构的革命史。方法论上，库恩批判了传统的实证主义但也继承了逻辑经验主义诸原则，进而建构了后实证主义；知识论上，库恩运用后实证主义整体性地诠释了科学革命的思想。通过辨析后实证主义的相关术语和援引自1965年伦敦科学哲学国际讨论会以来的“科学之争”，研究表明波普尔学派和历史主义的文本批判使库恩范式受锢于“文本主义”，而马克思主义式的解读则让后实证主义重新回归历史实践，并揭示出库恩“科学革命”的价值实际上在于从哲学上为人们思考知识发展和科学进步构建了一个“革命”的框架。      

科学哲学关于科学发展模式的探讨

一科学哲学,就着重探讨“研究者对待自然界的方式方法问题”而言,早在古希腊时已经产生。在人类文化尚未分化的古代(古希腊至文艺复兴前),科学哲学担当着人类知识“圣母”的角色与功能。它不仅负责对科学知识的总结概括,还肩负着对科学未知的填空,成为包罗万象的神秘“母体”。虽然早在公元前四世纪,亚里斯多德就把哲学(“第一哲学”)和具体科学进行了区分,但事实上直到文艺复兴前,总的说来,具体科学并未真正从哲学中分化出来,人类知识仍然混然一体,表现为“自然哲学”。这是科学哲学的第一个发展形态——古代科学哲学。这一时期,“研究者对待自然界的方式方法问题”已成为哲学探讨的主要问题之一。而对认识论探讨的重点在认识的来源与本质,尽管对认识过程与方法也有所涉及。与这一阶段整个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