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转型期腐败影响的经济学分析

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 ,我国社会就一直处于深刻的转型过程中。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引起了社会各个方面的深刻变化。这种体制转型的顺利进行 ,加速了我国现代化的进程 ,促进了我国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型。但不容否认 ,在转型过程中也出现了严重的腐败问题。腐败影响资源的有效配置、腐败的猖獗使经济制度劣变并使经济绩效恶化、腐败影响分配制度的公平和效率     

我国转型期腐败的制度性因素的经济学分析

腐败已成为困扰全球的一个大问题,在中国也已成为影响社会稳定、影响政权巩固、阻碍经济发展的一大公害。尤其是处在体制转型期的中国,更是经历着腐败滋生甚至蔓延的侵蚀。毋庸置疑,二十余年的经济改革所取得的成就世人瞩目,但转型期的种种制度缺陷也助长了腐败行为发生的频数和规模。从经济学的角度出发,以经济学中理性经济人假设为前提,即假设腐败者都是以实现自身利益最大化为目的的理性的经济人,从而揭示腐败滋生的制度性因素。     

腐败与反腐败：“经济人”与“政治人”的博弈

以权力腐败特征为标准，可以把腐败划分为附带式，交易式，和补偿式三种类型。在反腐败的实践中，我们必须以高薪养廉，匡正激励机制为突破口，以建立公正透明的权力体系重点，以市场分权化改革为长远目标，这样才能对腐败标本兼治。     

中国社会转型期腐败的预防和治理策略

中国社会转型期的腐败具有制度性、群体性、部门性、集团性等特征。腐败案件多发成因在于行政权力过度介入市场微观经济活动,权力监督机制缺陷,所有制结构调整过程中存在漏洞以及历史文化传统的影响。中国社会转型期腐败的预防和治理策略是在借鉴国外预防和治理腐败经验的基础上,完善预防和治理腐败的机构改革,加强社会对政府的民主监督,提高各级人大对政府的监管力,重建清廉文化,提高领导干部自律能力以及多维度加大对腐败现象的惩治力度。     

转型期社会分配不公和腐败问题成因探析

从1978年改革开放开始的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现代化建设过程以来的中国,在经济领域出现的分配不公和政治领域的腐败问题的成因主要有：传统的旧体制是产生社会分配不公和腐败问题的根本原因;社会转型的不可逆转性和复杂性使社会分配不公和腐败问题交互影响,密不可分;改革的步步深入使一些消极因素以社会分配不公和腐败的形式释放出来。     

转型期与大学生的政治社会化

政治社会化是社会个体在政治互动中接受社会塑造、学习政治知识、参与政治实践、完善政治人格的辩证过程,它具有独特的功能和作用。当代大学生政治社会化对维护和变革转型中的中国政治体系具有积极意义。我国社会转型期面临的问题,也影响着大学生的政治社会化。     

对腐败“零容忍”的困境与对策

对腐败"零容忍",就是对任何腐败行为都不能容忍的态度。当前,纵容腐败的封建统治影响、对腐败认同的社会心理影响以及"倒金字塔"式的腐败影响,造成腐败现象日趋严重,反腐斗争面临困境,反腐败的任务十分艰巨。要对腐败"零容忍",实现政治清明的社会环境,就必须要构建科学的干部评价体系,以"零容忍"为基础构建廉政文化,抑制腐败认同心理,自上而下不折不扣加大廉政制度执行力。     

转型期公职人员腐败犯罪成因的一般考察

公职人员腐败犯罪已成为全球关注的问题,我国社会转型期的腐败犯罪更加突出,考察分析其成因有助于防范和打击腐败犯罪.授权关系和权力失衡是腐败犯罪的政治学基础,表现形式是权力放租;社会转型和经济双轨制是经济背景,商品交换原则侵蚀政治领域引起以权谋私;公职人员受到传统权力本位观和人类本性的制约,个人价值观与理想信念发生扭曲是腐败犯罪的心理成因;而法制、人事不完善和监督缺失使得他们敢于和能够实施腐败犯罪.     

转型期我国利益集团的政治功能

我国正处于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型时期,转型期利益的分化与整合,使利益集团现象的出现成为一种必然。文章提出利益集团在我国社会政治生活中发挥着利益表达与利益综合、政治参与、政治整合、政治监督,以及政治社会化等政治功能。但是,由于我国的具体国情以及利益集团自身发展方面的原因,我国利益集团功能的发挥又面临着各种困境。如何摆脱这些困境,从而为我国利益集团政治功能的发挥提供一个良好的社会环境,成为处理好我国利益集团问题的关键性环节。     

后现代主义理论对转型期政治改革的启示

个人权利和国家权力之间的二元对抗关系是现代政治体系的根本矛盾.后现代政治通过揭露作为现代国家权力基础的工具理性主义的虚妄性和压制性来主张差异、多元和个别等的独立价值,并试图以此消解现代政治的二元对抗关系.后现代政治理论对我国政治体制改革、转型期的社会管理均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论腐败成本

本文运用政治学、经济学等综合性学科,从多角度、多视野来认识腐败产生的动因,通过对"腐败成本"深入的探讨,对腐败成本和腐败利润作了分析、揭示和总结,从利益比较中对我国腐败成因提出了新见解.针对目前我国腐败高发多发现象,文章指出,必须建立起有效的反腐败利益机制,提高腐败成本,完善党纪国法,加大惩处力度,真正实现反腐败的标本兼治.     

转型期我国权力腐败制约机制的构建

权力腐败和权力制约一直是社会关注的焦点问题,中国共产党的性质和宗旨决定了同权力腐败的现象是水火不相客的。当前社会转型期权力腐败现象的生成具有多方面的原因,也加大了规范权力运行和预防腐败的难度,权力失去制约必然会导致权力滥用和权力腐败,权力制约因此也具有了必要性和可能性。为了从根本上实现对权力腐败的有效治理,必须着力构建权力监督制约的长效机制。     

“腐败排行榜”与中国反腐败

国际透明组织每年发布的“腐败排行榜”上中国名次的变化既反映了中国在反腐败方面不断取得的进步 ,也反映了中国腐败问题仍很严重的现实。中国在跨入 2 1世纪之际 ,应当注意到在国际范围内正在迅速兴起的一个国际联合反腐败的新趋势。在反腐败方面 ,国际交流与国际合作将愈来愈广泛 ,而且在 2 1世纪之初将会有更大的发展。这一趋势必将对中国的政治与经济发展产生重大影响。中国必须积极参加反腐败的国际合作 ,以便在新的世纪里 ,在政治、经济及各个领域更加平稳、更加顺利地推进各项改革 ,取得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更大成就     

论腐败政治的一般本质

从广义上说,资本主义国家的政治本身就是腐败政治,社会主义国家的政治是清明政治。然而,当今世界,不仅资本主义国家存在腐败政治,社会主义国家也在一定程度上未能幸免。文章从政治学的角度,在分析政治一般本质的基础上,探讨了不同社会制度国家的腐败政治具有相同的要素,但是其社会成因和归途具有很大的区别。     

中国转型期共产党执政合法性研究

合法性是现代政治生活的核心问题,它维系着一个政治体系的存续和发展。合法性作为现代政治分析的基本框架,已成为人们的共识。中国现在正处于转型期,经济、政治、文化、社会面临着深刻的社会变革,腐败问题、阶层分化与利益主体多样化及“三农问题”、价值多元化严重腐蚀合法性。在新的形势下,强化主流意识形态的权威性、构建利益协调机制、完善政治参与制度、健全法制是维护和强化执政合法性的有效措施。研究转型期的合法性问题,追溯、考察与分析问题背后的原因,对合法性中的潜在威胁适时予以警惕与消解,增强风险意识、忧患意识、预警意识,多层面多视角把合法性的潜在威胁消弭于萌芽状态,可以为党的执政提供一个宽松的和谐的生态环境。     

“村官”腐败的根源

根据事实．“村官”之腐败实不可小觑。“村官”何以腐败至此？究其原因，无非以下几种原因。     

中国权力腐败“三位一体”治理新论

权力腐败的道德治理,其功能的发挥应以现代法律制度的健全为前提;民主治理有其可操作性的价值,但它仍着眼于权力主体的外部,并不能解决权力主体的自身制约问题;法制治理只是提出了一个大原则,还不能解决法律和制度如何制约权力的问题.因此,治理权力腐败不能零打碎敲,而应当像中医治病一样,把它作为一个系统,通盘考虑,长远安排,借助多方力量打造合力,建立健全道德、民主、法制"三位一体"的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实现综合治理.     

试论“白色腐败”之根源何在

以分析医院的“双重垄断身份”和药品作为商品的特殊性为切人点，分析出导致药品流通环节腐败链的根源在于：①医院身份定位混乱，投入不足；②医疗补偿机制扭曲，以药养医；③卫生部门职能不明，管办不分。     

亚文化视域下“腐败文化”治理透视

腐败顽疾屡治不止,激发了人们对腐败现象何以发生的多维探讨。其中,“腐败文化”所扮演的重要角色引起了人们的高度关注与深思。作为一种亚文化,“腐败文化”通过歪曲传统文化价值观念、与主文化进行对抗、侵占主文化的思想阵地以及加速腐败思想在腐败群体内部的“传染”等方式,影响腐败行为的生成。进一步来讲,“腐败文化”是传统文化“价值异变”的产物,借助腐败话语等信息符号加速腐败思想在腐败群体以及不同社会群体之间的传播扩散,以达到不断蚕食和破坏廉洁主文化的目的,最终引发人们对腐败的态度发生变化,促成腐败动机的生成,并催生腐败行为的实现。基于此,“腐败文化”的治理成为一项系统性工程,需要从腐败观念、腐败话语与腐败行为等多维度来优化“腐败文化”的防治路径,通过清除“贪”“奢”“惰”等腐败观念,整肃腐败“显话语”与“隐话语”,以及从严整治潜规则等措施,将清廉价值观念的形塑与反腐制度机制相结合,从而实现对“腐败文化”的有效治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