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熹理学世界中的性情论

朱熹注《中庸》时,追求义理上的贯通,发明“中和新说”,明确指出“中和”乃兼言性情,“喜、怒、哀、乐,情也。其未发,则性也,无所偏倚,故谓之中。发皆中节,情之正也,无所乖戾,故谓之和”。朱子在贯释孟子“四端”、“四德”说时,也依循伊川的思路,作出了性情论的理解。朱熹的性情论说解,是针对佛禅的“反情”、“恶情”说,李翱等人的“灭情”说而提出的重情的主张;而其“心统性情”论中的“心”,则为一种“有限心”,须“持敬”、“格物致知”,才可达于“理”,这也同佛禅之“心”及受佛禅影响之“心即理”说划清了界线。     

略论理学心性论的发展

程颐心性论通过"性即理"的命题准确地把握了性的本质,但他对于心的特点以及心性关系的理解则不够准确,这集中反映在"心即性"这一命题之中。朱子的心性论则在继承"性即理"的基础上,强调心的经验性和能动性,并通过"心统性情"说全面地分析了心、性、情三者的关系。以此为基础,朱子对于伊川心性论的某些思想给予了批判。     

章学诚与袁枚诗学差异发微

章学诚对袁枚的批判,有来自诗学思想差异的因素.章学诚诗学思想中重视诗艺、重视性情的观点与袁枚性灵诗学似是而非,章学诚重诗艺而要求考察"诗之意义",提倡性情而又反对袁枚重视男女之情,这些差异产生的根本原因是根源于才性论基础的不同的自我身份认同.     

王夫之诗学“声情”论析要

王夫之作为我国古代诗学的一位杰出总结者,充分注意到诗与乐的同一性,极为重视对诗歌音乐美特征及规律的研究,他是中国古代第一个用“声情”这一概念论诗评诗的诗学理论家,“声情”论是他的“诗道性情”命题的合乎逻辑的延伸,在他看来,“声情美”即诗歌艺术的“穆耳协心”,亦即在“动听”的同时又道“性情”(包括诗人和欣赏者双方的性情).“声情”论体现了王夫之对古代诗歌艺术审美特质和文体特征的精到认识,在其诗学体系中占有重要地位.     

四端七情说中的道德原则先在性问题研究

孟子＂四端＂说为儒家＂仁＂学和＂性善＂说提供了具有普遍性的理论基础。朱熹对四端的发挥,以及理气、动静、发与未发等论证为道德提供了一种宇宙论、本体论和形而上的理论支撑。所以朱子尊德性和道问学并重,理本却绝不贱气。号称＂海东朱子＂的韩国儒学大师李退溪,将朱子学中理的方面加以发展,强调理的绝对优先性,存养道德,压制情欲,形成的性理学其实更近于二程;而与其并称＂理学双璧＂的栗谷的性情论与朱子更为接近。     

李玄逸的四端七情论

在朝鲜中期的"四端七情之辩"中,李退溪与李栗谷之间虽未直接交锋,但他们对于"四端七情"的不同看法却分别为后世儒者所继承,而形成所谓"主理派"(岭南学派)与"主气派"(畿湖学派)之对垒。李玄逸是所谓的"主理学者",在"四端七情"的问题上继承退溪的观点。他撰有《栗谷李氏论四端七情辨》。李玄逸的辩驳文字,当中显现三重混淆:首先,他并未意识到,朱子以其理气二分、心性情三分的性理学架构来诠释孟子的"四端"说,其实偏离了孟子的基本观点。其次,他未意识到,在理气论及"四端七情"方面,李退溪的观点已逸出了朱子的性理学架构,反倒是李栗谷更忠于朱子的观点。最后,他也未意识到,当李退溪的观点逸出了朱子的性理学架构时,李退溪反而比李栗谷更接近孟子的基本观点。     

以性统情,秾丽婉至——杨慎“主情”诗学观念及其创作实践研究

杨慎在哲学上主张"合性情",反对将"性""情"割裂来谈,同时又强调"以性统情",使情欲在性的指引下得到合理发展与满足。杨慎"约情合性""缘情绮靡""含蓄蕴藉"的诗学主张便是这种"性情"观的体现。他还以自己的创作部分地实践了这种诗学观念,从而形成一种"秾丽婉至"的诗风。     

黄宗羲主性情思想论及其诗教观

黄宗羲的主性情诗论,立足情本位,以"求真"和"反俗"为主要特征,他"以孔子之性情为性情"的诗学价值观不但体现了其主性情诗论的诗教本质,也把他的性情观与晚明尊情的性情观及清中期袁枚世俗化的性情观明显的区分开来,从而在亡国后深沉的文化反恩中自觉强化了诗歌的伦理教化作用.与此同时,他反对以时代论诗,有效地破除了门户之见,从理论上为宋诗提高了地位.黄宗羲主性情诗论的形成与黄宗羲所处的社会环境、诗坛思潮及其师承交友均有关系.     

《度人经内义》的性情说

《度人经》被奉为万法之宗、群经之首 ,对后世道教影响极大。本文所考察的《度人经内义》是以内丹思想注解《度人经》的代表之一。《度人经内义》的性情论是从宗教了证层面来探讨人的心性问题的 ,属于古代心性论的范畴。本文认为《度人经内义》的性情论有以下几个要点 :1、“命虽有终 ,性无革变”论 ,2、“性虚化而生神”说 ,3、“感激而有情”说 ,4、“以性摄情 ,性复情冥”的返还论。通过分析 ,本文认为《度人经内义》既继承了性体情用、性善情恶、性静情动的二元论模式 ,又从内丹思想角度出发 ,阐发了不同于以往的性情论观点     

儒家伦理性情论与理情说的三种源初型态

中国传统文化中“情”彰显丰厚意蕴，并常与人之“性”关联，同时不失“理”之调适。先秦时期儒家创始人孔子、孟子、荀子等思想家，注重于以性说情，或以情释性，主张性、情一体；同时又主张以理调情、节情、制情，或以礼挈情、导情，而“礼也者，理也”。孔子“仁”学兼性与情，以孝弟（悌）的自然亲情为始，推己及人而泛爱众；主张以知利仁、因情以礼，以礼挈情。孟子以恻隐、羞恶、恭敬、是非之心说仁义礼智四端性善，“心统性情”，四端之性亦为四端之情，并以之为人之“大体”；主张反求诸己求放心，理义调情，立“大体”之德以控制“小体”之情欲。荀子认为情不可免，从人的自然情感说性；主张以理节情，使情中理、中流，并主张化性起伪，称情而立文，以通“理”之礼养情、饰情、导情、兼情。先秦思想家孔子、孟子、荀子有关性、情、理的思想构成儒家伦理中性情论与理情说的源初型态，其后儒学家大多专注于性、情、理阐释及其关系探究，由此影响着中国传统哲学的学术脉路，通情达理成为中华民族文化和国民性格的独特印记。     

"镜子说"与列宁"反映论"文论

"镜子说"从古希腊"摹仿说"衍生出来,经马克思恩格斯赞赏,被列宁所接受.列宁借用"镜子"概念,从辩证唯物主义维度,改造了车尔尼雪夫斯基理论,创造性地构建了"反映论"文论.     

推进“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三进”工作的理论与实践

高等院校做好“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三进”工作 ,首先必须基于对“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科学性、指导性和实效性的高度认知 ;必须全面准确地把握“进教材、进课堂、进学生头脑”这三个中心环节 ,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指导教材建设 ,处理好“一门主讲 ,多门渗透”的关系。加强师资队伍建设 ,优化育人环境 ,改革教学方法 ,搞好“三个结合”。     

列宁"反映论"与古希腊"摹仿说"

列宁“反映论”将意识看作一种辩证运动：它不仅反映物质世界,而且还能改变它。这种观点不是“无根”的,而是从恩格斯起步,逐渐向德国古典哲学(黑格尔)靠拢、再向古希腊亚里斯多德和赫拉克利特“摹份说”延伸的——对此,理论界似很少有人提及。     

“完全融合”论——中国现代诗学理论研究之一

中国现代诗学史上的"完全融合"论实质上是诗歌创作中"主体"与"客体"的关系论.主流派的观点认为,诗美是诗人精神主体与客观客体相结合的结晶,诗人"主观战斗精神"的有无对于诗歌创作至关重要,主体与客体只有在"对于血肉的现实人生的搏斗"中才可能达到完全的融合,意境与境界的形成是作家的主观与现实的客观"完全融合"的结果.     

关于"中心论"与"核心论"的哲学思考

从哲学层面讲,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和以人为本为“核心”代表了两种不同的发展方式,核心论是对中心论的发展和超越。中心论方式下的发展,是粗放式、外延式的发展,是见物不见人的发展,在经济高速发展的同时,也造成了天人关系及人我关系的日益紧张。核心论方式下的发展,是内涵式、集约化的发展,是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其发展的结果是让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关系达到更加和谐的状态。因此,就中国发展方式的转变而言,用核心论统领中心论,用人的全面发展统领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发展,已是摆在我们面前唯一正确的抉择。     

试论“虚静”说与“距离”说

道家的“虚静”说与西方的“距离”说都是审美鉴赏中审美主体的态度和修养,二者在揭示审美活动主体作用的特征上表现出很大的一致性,不仅在于二者都是进入审美活动之前,审美主体对审美容体的一种有动机的选择性的行为,同时,二者都是强调在审美观照中保持一种非理性的、无功利的态度.然而,由于“虚静”说和“距离”说是在不同的文化中孕育出来的,因此,二者之间仍然存在巨大的差异.首先,道家的“虚静”说与西方的“距离”说产生的哲学渊源不同;其次,“虚静”说主要强调物我两忘的状态,而“距离”说主要强调物我有别;再次,道家的“虚静”说比西方的“距离”说适用范围更广.     

“兴观群怨”说与“卡塔西斯”论之比较

孔子和亚里士多德是中西方文艺理论和中西方美学奠基人。孔子的"兴观群怨"的诗歌理论,是中国文学批评史上的创造性提法,长期影响中国诗歌的创作和评论;亚里士多德的"卡塔西斯"论是西方文艺理论和西方美学的标点性内容,影响到西方戏剧乃至其他文体。两种理论虽然产生的时代、背景不同,导致其逻辑基础和适用文体的差异,但从都重视文艺的社会作用和审美价值,都倡导"中庸"、"中和"的美学原则,具有异曲同工之妙。     

“两质态论”与“三效力说”：行政行为效力体系重构

公定力的本质其实就是行政行为的形式效力,公定力理论本身存在着无法克服的致命缺陷,应该以行政行为的“形式效力理论”取代公定力理论.在效力形态上,行政行为效力有形式效力与实质效力之分,即行政行为效力的“两质态论”;在效力内容的具体构成上,行政行为效力可以分为存续力、拘束力与实现力,即行政行为效力的“三效力说”.“三效力说”与“两质态论”之间是内容与形式的关系.对于行政行为效力体系的理论建构而言,二者不可分割、缺一不可;前者为“效力内容论”,后者为“效力形态论”,正是二者的对立统一,才构成了完整而又科学的行政行为效力体系.     

“名学”与“语言符号”观

文献表明,对于索绪尔及其语言理论的研究,或侧重于对其语言符号系统理论理的解读,或侧重于其语言思想的哲学渊源,将其与其它理论进行对比的研究并不多见。从对比索绪尔的"语言符号系统"理论与中国先秦时代的"名学"入手,进一步研究了语言符号的任意性与理据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