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出饥饿--《犯人李铜钟的故事》、《饥饿的女儿》、《粥宴》之现代解读

<犯人李铜钟的故事>、<饥饿的女儿>和<粥宴>这三篇小说都是描写饥饿的现实主义文学作品.<犯人李铜钟的故事>重点展示了灾荒年代农村基层政权的斗争;<饥饿的女儿>侧重于从女性的角度反映饥饿对人性的扭曲;而<粥宴>则更多地表现了饥饿所引发的人的道德心理的波动.     

王船山《中庸》诠释特点析论

在中国哲学史上,王船山的经典诠释成果蔚为大观,在对儒家经典文本<中庸>的诠释过程中,"兼综汉宋"的诠释宗旨、实学化的诠释立场、护教学的诠释目的以及跨文本诠释是其<中庸>诠释的几个特点.     

由《卡拉马佐夫兄弟》看陀氏的信仰观

陀斯妥耶夫斯基是坚定的信仰者,虽然有其信仰困惑的因素,其宗教信仰立场渗透于他的创作中,在<卡拉马佐夫兄弟>中伊凡作为"一切都可以"原则的提倡者表达了自己的虚无主义立场,而其对话者阿辽沙则以其爱理念成为伊凡思想的解毒剂,试图通过<卡拉马佐夫兄弟>的分析,尤其是其中的"宗教大法官"一章的解析透视伊凡的虚无主义思想,从而彰显陀氏上帝观及其信仰核心.     

从《重论经今古文学问题》看钱玄同与康有为经学思想之异同

<重论经今古文学问题>是钱玄同为康有为<新学伪经考>所作的序.钱玄同洞悉今古文,立场虽偏向今文学,对<新学伪经考>也多有褒言,但他站在历史家而非经学家的立场来审视<新学伪经考>.同时,钱玄同还以辨伪的眼光,把<新学伪经考>看作一部辨伪著作,把"经"看作史料,这在经学发展史上具有重要的意义.     

性别视角中的家族、历史、民族叙事——对电视剧《大宅门》的女性主义文化批评

历史叙事对建构民族"想象共同体"起着重要的作用,但在电视剧<大宅门>中,由于人本主义价值立场的失落和性别视点的盲区,民族叙事充斥着一种男权话语,遮蔽了历史叙事中的性别主体问题,对此,女性主义文化批评提出了质疑和批判.     

宋代《四书》学的多重观念文化理性

宋代是一个兼集贫弱与宽松的社会历史时代.国家内贫外弱之势激发着主流士人群体图强奋发的使命意识;政治宽松及其文治需求激促着儒家学者及其儒学思想发荣繁茂.身当于这样的社会生活环境,朱熹以"章句"与"集注"相适别的诠释文体,合辑并注释<论语>、<孟子>、<大学>、<中庸>而生成了<四书章句集注>.环绕<四书>与<四书章句集注>而开展的经学活动是为宋代<四书>学.宋代<四书>学涵载着:赵宋政权应用儒学的社会文治理性,宋代学者开新儒学传统的学术理性,宋代学者群体奋发作为的使命践履理性.     

《大公报》与“小骂大帮忙”

"小骂大帮忙"是对<大公报>立场的一个评价.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大陆对于<大公报>的这个评价一直持负面态度.本文主要从"小骂大帮忙"的历史渊源、大陆对这个评价的态度变化入手对相关资料进行整理,从另外一个角度正解"小骂大帮忙"评价的立场,并指出"小骂大帮忙"是当时新闻政策下为达到舆论监督的一种策略.     

康有为"托古改制"与《左传》批判研究

在晚清的政治背景和学术环境中,康有为以"托古"作为"改制"的理论依据,推行维新变法运动.为了实现以"公羊三世说"解释历史进化论的政治目的,康有为针对传统经学研究中,今文派推崇<公羊传>、批判<左传>的立场,将否定<左传>经典地位的思想推向极致.康有为的<左传>研究具有浓厚的政治色彩和鲜明的时代特征.同时,康有为融合今文经学思想与西方资产阶级进步思想的研究也预示了传统经学的终结.     

对牟宗三诠释朱熹以《大学》为规模的方法论反省

针对牟先生<心体与性体>(第三册)论朱熹的<大学>诠释部份做讨论,牟先生在此章中有几个特别的意见应为提出并讨论之,包括:以"顺取"说<大学>之工夫,以"明德"为德行而非德性,以"穷理"之所穷为存有论意旨,以"格物致知"为泛认知主义,以<大学>为与<论、孟、庸、易>不同的经典,以"他律道德"说格物致知工夫,以"诚意"与"格致"不是同一种工夫等等,而牟先生讨论这几项议题的哲学立场则是与全书其他章节的立场完全一致的.这些意见都是笔者以为不恰当的朱学诠释意见,牟先生并以之而设定一"横摄静涵"的型态以说朱熹为孔孟之别子,但笔者反对朱熹有牟先生所说的这一种型态之理论.     

一种苦难的两种述说——《许三观卖血记》与《贫嘴张大民的幸福生活》之比较

<许三观卖血记>和<贫嘴张大民的幸福生活>两部作品都是站在民间的立场上,描写普通人在不同时代背景下遭遇的苦难,呈现出"含泪的微笑"的阅读效果.但<许三观卖血记>重在透过时代的演进将人类的生存困境定格在沉重的历史底蕴中,从而揭示人类内在精神状态;<贫嘴张大民的幸福生活>则侧重再现当今社会生活的原生状态,在琐碎的日常生活中揭示当代人的生存困境.     

"破"与"立"--后现代主义对"主体性"的解构与重建

面对现代主义对主体性的过度弘扬所陷入的理论困境,以及主体性原则在实践中的无度发挥所招致的灾难性后果,一方面,后现代主义对现代主体性进行了深刻的反思和批判,致力于解构作为现代主义深层本质的主体性;另一方面,建设性后现代主义在解构现代主体性的同时,又努力在现代主义的"废墟"上重建自己的后现代主体性。     

释爨及西爨白蛮

本文依据古籍文献及碑碣资料,对历史上南中大姓的主要代表爨氏家族的历史源流作了全新的考证,并对云南地方史和民族史中颇有争议的学术问题提出新的看法,有较高的学术参考价值.     

"前""后"对称说

曾有学者认为现代汉语中的时间词“后”不能指过去，因此时间词“前”“后”在语义上是不对称的。其实，“后”可以指过去，时间词“前”“后”在语义上是对称的。我们有必要进一步探讨“前”“后”对称的语义基础，以指导我们的语言运用。     

通向“存在”与“神圣”——海德格尔关于“诗”和“诗人”的界说

该文遵循现象学阐释学原则,面对海德格尔思想文本自身,解读海德格尔诗学言论的意旨。作者认为,海德格尔界说“诗的本质”乃存在之创建、通向存在之近处和神圣,以及界说“诗人的使命”在于道说神圣、还乡和期待上帝,都表达了对现代主体形而上学所导致的“贫困时代”中人的生存状况的思考,指示着对人的本真存在的切问,体现了海德格尔“反主体形而上学”之思的一致性。     

“推敲”的原则与途径

当前许多教师在回答“鸟宿池边树，僧敲月下门”一联中“推”与“敲”的优劣时，往往以故事的演进、情节的展开为依据，他们认为贾岛的《题李凝幽居》只不过在叙述着贾岛自己一段拜访友人的经历，情节之外所有的诗性因子就这样被他们一一抹杀。其实，《题李凝幽居》的主题应该是突出李凝居所远离尘嚣的岑寂，在创作方式上存在着“妄想揣摩”的可能性，并非一定是其行程的实录。     

“譬”、“喻”之辨——从名辩学和因明学的角度

"譬"、"喻"因含义相近常被人们不加区别地使用。从名辩思想和因明学的角度来看,尽管它们在缘起、论证方法、悟他目的等方面有诸多相同之处,但从推理的结构、形式的稳定性等方面来看,二者具有本质的不同:名辩学之"譬"是一种独立的推论形式,而因明学之"喻"只是推论中前提的一部分;形式上名辩学之"譬"相对稳定,因明学之"喻"不同时期有较大差别;方法上名辩学之"譬"大多使用类比、比喻说明问题并且例证详尽,因明学之"喻"与"譬"大致类似但在细节上有所不同。     

"生活形式"与"生活世界"

通过对维特根斯坦的“生活形式”概念与胡塞尔的“生活世界”概念相比较 ,分析和评论这两位哲学家在这个问题上观点的异同 ,考察维特根斯坦对现象学的态度 ,以及他在何种意义上接受马赫和博尔茨曼的影响     

现代性与审美主义

现代性概念本身是一个悖论式的概念,它包含了内在的张力和矛盾,它可简单地分为审美现代性和启蒙现代性。本文旨在对审美现代性进行粗略的概叙,以基督教时间历史观为基础,清点其在现代性结构中的作用及其可能带来的危险。     

民族与民族主义的语义分析

民族与民族主义在不同的语境、不同的历史时期其内涵也并不相同。民族与民族主义是一种历史现象,在特定的历史时期民族和民族主义同时具有内在的规定性和价值体系的稳定性。在其演变的过程中,逐渐从最初的情感认同过渡到与国家根本属性的理性认识相结合的现代涵义,呈现出以地域意识为核心、民族自决和民族利益为表现形式、民族国家的形成为主要标志的三大特征,并形成了情感认同、文化认同和利益认同三个层面的互相叠加、互相包容的语义特征。全面认识和理解民族、民族主义的内涵,对于人文社会科学工作者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